外出务工、性别差异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家庭内部分工视角出发，分析性别差异下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相较于男性外出务工而言，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更明显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化服务能够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耕地撂荒概率，但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采纳意愿较低。进一步地，在引入家庭总收入作为调节变量后，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增强。     

从背井离乡到创新创业 ——兼论互联网使用对创业的作用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对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背井离乡到创新创业 ——兼论互联网使用对创业的作用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对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个人禀赋和家庭特征对少数民族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分析——基于新疆南疆地区的调查

基于新疆南疆地区的调查数据,从个人禀赋和家庭特征两个层面选取变量,利用Logit模型对南疆地区维吾尔族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维吾尔族女性劳动力接受高中教育的转移就业几率比初中教育高9.03倍,接受小学及以下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对其外出务工有负影响但显著性不明显;汉语能力、年龄对转移就业有显著影响,汉语水平高、年龄越小转移就业几率越高;婚姻、务工技能影响不显著;家庭支持具有显著影响,与家庭不支持的外出务工概率之比达到6.9倍;家庭收入低、居住地离城镇近的转移就业的几率较高。     

外出务工对农村人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使用混合研究方法,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法,分析了外出务工对农村人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及性别差异;使用质性资料对定量分析结果进行了佐证,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外出者,并且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外出和未外出人口婚姻满意度差异不显著,而男性外出务工人员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外出者。形成这一结果的机制在于：当前农村婚姻成本的性别差异、外出后性别观念的变化和对生活艰辛更深切的体会。促进农村外出人口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更需要重视和提升外出务工女性的婚姻满意度。     

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新时期巩固脱贫成果和相对贫困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FPS数据库中农户样本数据,利用VEP法测度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女性户主比男性户主脆弱,文化程度越高贫困脆弱性越低,年龄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U型趋势;外出务工能够显著降低农户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可以让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降低6.6％左右;外出务工对成员健康、参与劳动力培训的家庭影响较大,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幅度略高于无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家庭.最后试图从动态识别贫困、精准帮扶脆弱性群体、有序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     

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因素研究——基于问卷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关于西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logit回归可得,正上学子女数、家庭医疗和农业支出显著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与否”的选择,搜集1978-2009年西部12省的面板数据对劳动力转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素质、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工业水平、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高度相关,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工业化水平成为最主要的两个因素;从相关系数可得,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表现出由于劳动生产率、劳动者素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理性、“自愿”转移的特点.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的调研数据

采用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不同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外出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劳动力在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对东部和中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不显著;打工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值、兼业劳动力占农户劳动力的比值都对东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别: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东部和中部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会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不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重要影响。     

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市民化水平较高;阶层的上向流动,能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家庭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分别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老一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对其市民化水平影响更大,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有更大的市民化发展潜力。据此,应为农业转移人口搭建多元化社交平台,畅通阶层的上向流动,尤其关注老一代和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中部地区可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鼓励就近市民化,西部地区应重点维护农业转移人口的阶层地位,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市民化协调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不同林区劳动力非农转移影响因素比较分析--基于河北、湖南、福建3省的实地调查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是我国城乡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也是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基于河北、湖南、福建3省林区41个村、290户林农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林区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占样本的比重超过60%,林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已成为常态。河北保定林农的流动受个人禀赋影响较大,对家庭因素不敏感;湖南邵阳、福建三明林农的流动多受家庭因素影响;农林业经营情况对3个地区林农的流动影响均较大。针对林区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现实状况,认为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用科技实现规模效应及培育社会支持体系等是实现林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提升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重要途径。     

房价上涨是否推迟了初婚年龄？—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房价”与“婚姻”是大众热议的民生问题。构建婚姻决策理论模型,探讨房价对结婚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房价上涨对居民初婚年龄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每上涨1%,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增加1.108岁;房价上涨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对城镇地区居民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农村地区居民,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发达地区居民;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村地区男性的初婚年龄有显著负向影响,个体受教育程度对欠发达地区居民的初婚年龄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甘肃地区农村劳动力样本调查

当前,我国农村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成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甘肃地区农村劳动力样本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受多种因素影响,年龄、家中常住成年人数量、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亩均产出水平、居住地理位置和农业经营收入等多种因素和变量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都有显著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农村转移人口外出务工的时空路径——基于河南省的调查数据

依据河南省调查数据,借鉴时间地理学理论,辨识农村转移人口外出务工的时空路径类型,剖析农村转移人口外出务工的空间演化特征、空间进入特征及空间流动特征的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的时空路径可划分为成熟型、趋稳型、摇摆型、动荡型和断续型五种类型;省外成为外出务工首选地,省内就业集中在省会城市与家乡城市;外出务工初始年份与初始年龄的分布基本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律与生命周期特征;外出务工工种渐趋稳定且日益多元化;外出务工初始途径决策的个体自发性明显大于集体引导性;外出务工多属家庭成员个体行为,且存在较强的"乡土情结"。总体而言,部分农村人口逐渐形成有序转移意识,但仍属于以"稳定"为标志的自发性"一次有序转移"的初级阶段,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应加强政策引导,加快向以"匹配"为标志的导向性"二次有序转移"的高级阶段演进。     

子女受教育状况在农户非农 外出务工决策中的作用

文章旨在分析农户在非农外出务工决策过程中受子女受教育状况的影响程度。文章利用甘肃基础教育的调查数据，比较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并采用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受教育状况对农村地区非农外出务工决策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外出务工决策明显受到子女受教育状况的抑制影响，家庭中学龄前儿童、小学生和高中生人数每增加1人，家庭外出务工的概率将分别降低17．89％、3．93％、6．90％。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代际因素在农户家庭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离开家乡外出从事各类务工经商活动,使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以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可能性显著低于汉族流动人口,而成为雇员和失业的概率均显著高于汉族;并且不同的少数民族在就业状况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进一步的计量检验表明:女性、来自城镇、年轻或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较高、跨省流动、流入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更可能从事雇员工作,而不是成为雇主或自营劳动者;而男性、中年、受教育程度较高、跨省流动、流入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失业的概率显著更低。     

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     

农业生产率变动与城镇化发展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5-2019年31个省份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测度各省份农业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系统研究农业生产率变动和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1)农业生产率呈平稳波动增长趋势,整体水平不高,规模效率进步是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而纯技术效率作用不显著。(2)农业生产率提升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均具有自我增强机制,在时间上存在经济惯性。(3)基于短期动态关联性效应,全国层面农业生产率与城镇化率互为格兰杰原因,西部地区与之结果一致,中部地区城镇化率是农业生产率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东部地区二者互不为格兰杰原因。(4)基于长期动态交互效应,全国及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生产率变动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而农业生产率变动对城镇化发展具有负向效应,西部地区表现最为明显。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释放纯技术效率增长潜力、制定因地制宜的农业发展和城镇化策略、完善城市建设用地制度与加强耕地质量管理、开发农村人力资本以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促进农业生产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务工距离如何影响农地撂荒——兼顾时间、性别和代际的差异性考察

提升耕地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农地撂荒,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前提。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考察了农民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本地务工对农地撂荒并未产生影响,而异地务工通过降低农业投入时间和农地生存保障水平两条路径加剧了农地撂荒。(2)异质性分析表明,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因转移劳动力的性别和代际结构存在差异性效果,家庭女性和老一代劳动力的异地务工明显加剧了农地撂荒行为。(3)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权稳定、农地流转与农机服务市场发育,会显著弱化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文章强调,以家庭内部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生计模式更有利于耕地的合理利用。此外,推进农村城镇化,鼓励农民就近就地就业,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与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率,有助于缓解农地撂荒并改善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走还是留: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 意愿的实证研究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

文章基于成本—收益微观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框架,采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二元Logit回归计量分析,探究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的决定因素,最终得到以下结论:成本和收益从经济、心理、社会和个人资本4个方面,通过博弈来显著影响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意愿.文中的4个假设基本成立,印证了成本—收益理论在中国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问题的应用,即外出的收益与再次外出务工意愿成正比,成本与之成反比关系.另外,研究发现:获得专业技术职称会降低再次外出务工的概率;农村土地资源禀赋、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的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决策的影响因素

利用人口流动大省陕西省的农户调查数据,构建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实际从事农业生产和尚未从事农业生产的返乡农民工的决策行为进行拟合,探讨人力资本对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次数、外出务工的职业对其选择从事农业生产具有抑制作用,而被访者的年龄、家庭耕地面积以及返乡后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原因对其选择从事农业生产具有正向影响;被访者的健康状况、除农业生产技能外其他技能的拥有情况、外出务工性质以及返乡后从事农业生产的类型对其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应着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优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完善相关保障政策,鼓励有知识懂技术的农村人才返乡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