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评价及时空演化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s I对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特征事实、区域差异与来源以及空间相关性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全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但呈现不断提升趋势，各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沿海地区耦合协调水平高于内陆地区；全国省际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发展的总体差异呈逐年下降趋势，各综合经济区之间的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我国各省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呈集聚现象，且大多数省份处于低水平集聚状态，沿海地区部分省份处于高水平集聚状态，两极分化现象逐渐得到缓解。     

中国科技金融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科技金融效率,运用Dagum基尼系数解构科技金融效率的空间差异特征,采用Kernel密度考察空间演变趋势,通过测算Moran’s I揭示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科技金融效率总体上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但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科技金融效率总体区域差异整体上呈持续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主要来源;在Kernel密度估计中,中部地区科技金融效率空间分布相对集中,而其他地区不稳定,有强烈的极化趋势;近年来邻近省份科技金融的发展对本地科技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影响。     

基于耦合协调度的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1年我国文化与旅游产业有关数据,通过4个二级指标以及16个三级指标,构建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耦合协调等级进行划分,通过Moran’s I和Anselin local Moran’s I法对二者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文化与旅游产业虽然耦合协调度逐年升高,并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正向集聚性,但两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偏低,东部、西部地区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程度有较大的差距。最后,在探索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新理念、坚持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政策新导向、打造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内容新特色、提升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服务新品质、探索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人才培养新思路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我国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在构建产业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和线性加权法相结合的方法准确测度我国整体及四大经济区产业数字化水平，运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探究我国省级层面产业数字化的分布动态演进和地区差异。结果显示：整体上，全国及各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各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且存在一定的发散趋势；全国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差异呈不断增大趋势，差异来源贡献度表现为“区域间差异最大，区域内差异次之，超变密度最小”；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极化现象。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与分布动态演进

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文章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测算了2005—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利用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和Markov链分析方法全面考察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动态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较为显著。（2）总体而言,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左高右低”的“偏左”分布特征,样本期内低水平集聚态势逐渐改善,并且不同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分布形态存在差异。（3）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较为稳定,并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处于较高发展水平的省份对邻近省份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中国产业链创新水平的测度评价：地区差距与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201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中国产业链创新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TOPSIS法测算产业链创新水平。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Kernel密度与Markov链方法,分析中国产业链创新的整体状况、地区差距与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从全国总体来看,中国产业链创新水平表现出稳步提高趋势;中国产业链创新四大子系统呈现“高度耦合、良性协调”特征。分地区来看,中国产业链创新水平具有显著地区差距,华东地区产业链创新水平远超其他地区,西南、西部与东北地区产业链创新水平较低;华东地区产业链创新水平呈现极化现象显著趋势,华北、西南地区表现出极化现象逐步弱化的趋势;除华南地区产业链创新水平差距表现出缩小趋势之外,其他地区产业链创新水平差距均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中国农业绿色生产水平测度、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化趋势分析

文章运用综合评价模型测算2010—2019年31个省份农业绿色生产水平，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Kernel密度估计方法与空间Markov链分析方法，探究其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及动态演化趋势。结果表明：（1）中国农业绿色生产在低水平上反复波动，中部地区农业绿色生产水平高于东部、西部地区。（2）中国农业绿色生产水平地区差异显著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地区间差异与地区内差异的交互作用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3）研究期间中国农业绿色生产水平极化现象消失后又重现，东部地区两极化趋势较为明显，中西部地区两极化趋势减弱。（4）传统Markov链估计结果表明，农业绿色生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具有自我强化功能，进一步引入空间因素后发现，中国农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时间越长，溢出效应就越明显。     

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非平衡性与动态演进

文章在测算2012—2017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基础上，采用区位熵对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使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的动态演进历程、地区差异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多数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从演进历程来看，东部地区呈现集聚度减小趋势，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度上升趋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分化程度有所改善，但整体分化格局并未扭转，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产生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空间分布情况较为稳定，东部地区沿海省份呈现高值集聚，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呈现低值集聚，少数省份异军突起，与邻近省份表现出极化效应，呈现高低集聚趋势。     

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文章从乡村数字信息基础、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农业生产数字化、数字化发展环境4个维度选取20个具体指标构建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4—2021年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动态权重，融合TOPSIS法测度河南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分析其区域差异，通过Moran’s I讨论其空间相关性及集聚特征。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河南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但基本保持上升态势，空间上表现为“中高、淮低”的分布格局；4大经济区总体差异基本呈先降后升的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最低；区域间呈现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多表现为“高高”集聚，而黄淮地区的城市基本表现为“低低”集聚。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测度与分析

文章在构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指数探究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区域差异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2021年处于勉强协调及以上的省份仅占26.7%，大多数省份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中部次之。（2）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3）各省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明显非均衡性。高值集聚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在西部地区。     

中国高校R&D资源配置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2009—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高校R&D投入、高校R&D产出和高校R&D影响三个维度构建了中国高校R&D资源配置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传统Markov链与空间Markov链对我国高校R&D资源配置水平的分布、差距及动态演进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高校R&D资源配置水平整体偏低且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东部省份高校R&D资源配置水平比较高。(2)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表明,中国高校R&D资源配置水平在总体差距上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3)Markov链分析表明,我国高校R&D资源配置状态流动性较差,发展进程缓慢。     

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水平及创新效率测度

文章基于201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耦联评价法、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度、制造业创新效率，实证检验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内全国和东、中、西三大地区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度不断提高，区域间呈现东—中—西的梯级差异，东北地区产业融合度呈下降趋势；研究期内制造业创新效率稳步提升，区域间呈现东—中—西—东北的阶梯分布；制造业与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对制造业创新效率具有持续的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区域间存在差异，东—中—西部呈现依次减弱的正向影响，东北地区呈现负向影响。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Markov链刻画其区域差异和演变态势，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均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区域差异看，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相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更大，但总体上两者区域差异不断下降，且差异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从演变趋势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的发展状态较为稳定，但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状态转移速度更快，流动性更强；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异质性结果表明该促增效应在东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图解Bootstrap方法用于空间相关性Moran检验的有效性

因为区域间经济收敛、外商直接投资和知识溢出等领域的空间经济计量研究依赖于空间关系的存在,所以进行空间相关性Moran’s I检验是关键。然而,已有空间相关性Moran’s I检验理论受到众多假设条件限制。利用＂名义水平—实际水平＂图和＂名义水平—功效＂图,解析非对称Wild Bootstrap方法用于空间相关性Moran’s I检验的有限样本性质,发现即使模型不满足经典的分布假设条件,与渐近检验相比,Bootstrap方法也能够有效地检验研究对象间的空间相关性。     

八大综合经济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演进规律

文章基于“双循环”视角构建贸易便利化水平综合指标体系,测度2001—2020年八大综合经济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分别使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Kernel密度估计法和空间Markov链分析法揭示其相对差异和来源、绝对差异和动态分布、纳入空间因素的内部状态转移特征和相邻地区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八大综合经济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均处于不便利状态,且具有明显非均衡态势,总体差异呈缩小态势但依然显著,其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除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外,其余综合经济区内部绝对差异扩大;除北部沿海和大西南外,其余综合经济区不存在极化现象;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存在拖尾现象,但呈现收敛态势。贸易便利化水平状态转移显著受相邻省份影响,高水平省份溢出效应为正且贸易便利化发展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低水平省份对中低水平省份溢出效应为负。     

中国省域新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进分析

发展新经济是中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文章从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含61项指标的中国省域新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采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了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新经济发展水平,运用加权变异系数、Moran’s I等方法揭示了新经济发展的时空演进态势。研究发现：新经济呈稳步发展态势,相对于新产业,新业态占新经济的比重更大。新经济发展的高值区主要集聚在东部地区,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已成为中西部地区新经济发展的高地。新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化主要表现为四大地区间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间发展环境差异是四大地区间新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四大地区内部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新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化具有重要影响,四大地区新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差异来源具有异质性。     

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时空特征与区域差异

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运用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法考察时空演进趋势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高度相关性,且大多数省份分布在第一和第三象限;中国数字化产业链发展水平存在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其中绝对差异逐渐扩大,相对差异整体上呈现逐步缩小趋势,且地区间差异是造成中国数字化产业链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原因。提出打造现代化数字产业链新业态、建立协同联动数字产业链系统、因地制宜实施数字产业链创新战略的建议,以期为提高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提供经验借鉴。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及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在测算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四个核心产业大类的增加值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空间条件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的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动态。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值为1165.07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9%。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区域差异较大，基尼系数呈现“V”型变化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存在极化现象和空间效应，东部地区省份呈现高低集聚态势，中部地区省份呈现趋同态势，西部地区省份呈现极化态势，东北地区省份则呈现高低差别化稳态分布。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性研究

首先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客观赋权法和TOPSIS法测度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网络关联特征；然后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收敛现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与空间关联特征，多数省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但也有少数省份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样本期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对差异总体上呈缩小趋势，各区域地区内、地区间差异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超变密度差异和地区内相对差异是整体相对差异的主要来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全国及各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均呈现出明显的收敛态势，财政支农水平、城镇化、产业结构、农业保险深度、农村劳动力素质、农村交通条件等因素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收敛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格局分析

文章从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用、数字化创新和数字化效益4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全局时序因子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份2013—2019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通过莫兰指数和标准椭圆差对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空间关联性和空间延展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3—2019年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且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集聚形态主要表现为“低-高”集聚和“低-低”趋同。数字经济重心主要分布在32.4395°N—32.6629°N、114.5250°E—115.4509°E这一范围内变动,延展方向由“北—南”走向逐渐朝着“东北—西南”走向演变,且这种趋势仍在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