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机制及其局限

根据欧盟内部的权能划分,公共卫生主要是成员国的权限,欧盟的作用是支持并补充成员国采取的行动,以达到促进健康和保护公民免受跨境健康威胁的目标。欧盟在卫生政策大框架下,利用有关跨境健康威胁的主要机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该机制强调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重要作用,鼓励成员国通过"预警和反应系统"与卫生安全委员会进行信息交流,并协调各国对健康威胁的应对措施。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欧盟对疫情的发展保持密切关注,采取多项举措在成员国之间进行信息共享和协调应对。随着疫情的快速蔓延,欧盟多机构、多部门联动,进一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和统筹应对,同时注重缓解疫情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此次疫情的发展反映了欧盟应对跨境健康威胁机制存在局限。由于欧盟权能有限,成员国仍是卫生政策的主体,欧盟层面的疫情应对受到限制。缺乏有效协调进一步削弱了欧盟的反应能力。欧洲民众的价值观、行为和生活方式等为欧盟有效应对跨境健康威胁带来困难。此外,英国脱欧也为欧盟的应对带来了潜在风险。     

波兰新世纪初的对外战略

波兰在 1 989年剧变以来 ,一直推行谋求“回归欧洲”的对外战略 ,重点是加入北约和欧盟。同时 ,密切与美国的关系 ,借助美国巩固自身的安全 ,并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随着世纪之交国际政治的急剧变化 ,波兰在继续“回归欧洲”的同时 ,强化对美国的战略配合 ,并提出“新东方政策” ,加强与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关系。     

欧盟制度框架下的国际性别规范内化研究——以“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为例

国际性别规范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通过为标志。随着国际性别规范逐渐发展成熟并演化为一个“交叉性”问题，发展、安全、和平、政治权利、公共卫生、劳动等都成为国际性别规范涉及的领域。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标志着人权问题正式进入安全领域，形成了国际性别规范中的“性别与安全”分支。欧盟作为国际规范“试验场”，一度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制定走向。欧盟在内化性别与安全规范的过程中受到了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影响，尤其受到了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中欧盟对“人的安全”这一定义的充分理解的影响，明确了落实“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重要性。欧盟通过区域行动计划、设立欧盟对外行动署性别顾问专员等方式，深化了内化性别与安全规范的战略目标。这些行动使得欧盟在政策上和实践上都形成了欧盟特点，不仅使欧盟保持着规范制定上的领先位置，更为“妇女、和平与安全”这一议程代表的国际“性别与安全”规范提供了革新动力。     

“后脱欧时代”英国与欧盟安全合作的模式选择

二战后英国在欧洲安全领域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三驾马车”之一推动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建设。英国脱欧后，不仅削弱了欧盟防务、经济力量及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而且其在欧洲安全结构中地位的不确定性给欧盟安全和防务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可以通过第三国身份、双边与小型多边形式、特别是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和在北约中的特殊地位，来影响欧洲安全政策的制定。俄乌冲突爆发后，英欧在美国主导的北约框架下紧密合作应对危机，为观察脱欧后英欧安全关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窗口。     

多重危机冲击下欧盟对外政策的调整

自欧债危机以来,欧盟经历了诸如欧债危机、周边安全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认同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冲击,这种冲击也反映到欧盟对外政策方面。从最近几年欧盟在对外政策各领域发布的政策文献以及对外行动实践来看,欧盟对外政策中务实主义色彩日益浓重,反映了其在价值观外交遇挫后的战略调整。欧盟现在更加重视周边的安全和稳定,更加重视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针对某些国家提出了复原力概念,在安全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强调战略自主性以加强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欧盟对外政策调整同样反映在其对华政策领域,欧盟对华疑惧情绪增加,对华政策中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渐浓,更加强调对中国的规制和欧盟的整体利益,在重视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     

“印太战略”视角下欧盟与印度关系的新发展

在欧盟推进“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欧印关系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动向：欧盟将印度视为重要支点国家，欧印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再定位”；安全合作实现重大突破，合作的领域和平台大为拓宽；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加强数字与技术领域的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构建可持续的现代化伙伴关系。欧印强化战略互动主要受以下因素驱动：印太和欧洲地缘政治变化推动欧盟将印度作为其重要战略支点；强化与欧盟的战略互动是印度对外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重塑全球供应链是欧盟与印度战略互动的重要驱动力；双方在“规则塑造”与“多边主义”价值观理念上愈加契合。欧印未来战略关系发展的潜力与阻力并存：在互联互通领域合作的趋势将持续加强，安全防务合作短期难以继续取得实质性进展，经贸合作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面临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不确定因素以及欧印在人权方面仍存在较大分歧。美国欲将欧盟与印度纳入其对华战略竞争的框架中，长期来看，欧印战略互动将在安全和供应链方面带给中国较大压力。中国可以利用当前的窗口期在对欧与对印外交战略中争取一些回旋的余地，尽最大可能降低欧印战略互动针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欧盟“印太战略”的调整与中欧关系

2021年9月,欧盟观望多年后正式出台了欧版“印太战略”,有意将印太事务置于其对外政策的优先位置,实现促进经济复苏与发展转型、扩大外交空间与地缘政治影响、协调成员国立场并加强对外政策自主性这三大关键战略目标。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为应对诸多本土与周边挑战投入大量精力与资源,推进“印太战略”内在动能与面临的资源限制进一步增加。然而,欧盟主观上无意削弱上述三大目标,客观上加强与印太接触的经济、政治乃至安全需要实际上还有所上升。受此影响,欧盟调整了“印太战略”的实施方式,呈现出强化价值观色彩并与俄罗斯因素挂钩、更加突出防务安全议题以及对美协调加强的趋势。此外,欧盟还试图将其“印太战略”塑造为“双向”战略,开始要求印太行为体,尤其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在此背景下,欧盟对华政策的失衡性与复杂性进一步增加,进入深度调整时期,中欧关系由此面临新的挑战。尽管如此,危机并未改变欧盟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和自主性的根本逻辑。欧盟仍有意维持对华关系总体稳定,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华预期也渐趋理性。     

1930年代苏联构建集体安全的失败——一种基于“威胁平衡理论”的分析

1930年代,如何认识和应对德国法西斯的威胁是摆在欧洲各国面前的一道难题.苏联基于自身对威胁的感知,提出共同应对德国威胁的“集体安全政策”,最后以失败告终.从国际关系结盟理论视角来看,沃尔兹代表的“传统结盟理论”认为各国会制衡权力最大的国家,斯蒂芬·沃尔特在对沃尔兹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威胁平衡理论”,认为国家需要制衡对其威胁最大的国家,而不一定是权力最大者.从“威胁平衡理论”的基本观点来看,苏联建立集体安全努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欧洲各国对“谁是最大威胁国家”的不同认定,进而加剧了集体行动的难度.     

俄罗斯与欧盟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

欧洲一体化与外部因素的影响始终密不可分。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确立的道路上，俄罗斯也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由于俄罗斯对该政策的目标的实现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欧盟更倾向于同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在国家利益的支配下，对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采取了理解和基本支持的立场，其利益动机是多方面的。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将促进欧俄关系发展，但由于它可能给俄罗斯外交和国际地位带来某些问题，俄在支持它的同时，不免会有一定的隐忧。总体上看，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为欧俄合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动力。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智库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话语叙事

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南海地区成为美国遏制打压中国的一个重要场域。美国智库以威胁叙事的方式渲染中国南海维权行动的“侵略性”,指责中国破坏了地区安全与稳定，同时刻意放大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的某些矛盾，借此推动美国在南海的地区存在，甚至否认中国相关权利主张的合法性，并极力为美国如何约制中国的行为出谋划策。这些智库还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展示和传播自身观点，旨在为美国介入南海问题铺垫舆论环境。作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智库已成为其开展对华话语叙事、维系国际话语权力的政策工具，对此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充分认知并争取有效反制，以切实维护包括南海在内的国家权益。     

北约新战略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冷战结束以后,欧洲面临着严峻的安全挑战。原苏联东欧地区因剧变而引发了民族矛盾、宗教冲突、领土争端等。北约因传统对手的消失面临解散的危险,而欧盟独立处事的能力极其有限。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为了继续利用北约维护其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借口稳定欧洲,极力倡导北约新战略。法、德、英等欧洲主要国家以“欧洲事务的欧洲化”为口号试图推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推动独立防务力量的发展。美国与法、德、英之间因争夺欧洲事务的主导权,提出了关于欧洲安全结构的不同设想。美国、北约因不可逆转的欧洲化趋势,无可奈何地支持欧盟发展欧洲特性,建立欧洲支柱。欧盟因难以在短期内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接受在北约的框架内实施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欧洲一体化对中法关系的影响

建交50年来,中法关系的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呈现出关联性特征。两者的关系受到中法双方追求独立自主和多极化战略目标的观念性因素、欧盟成员国对外政策“欧洲化”的制度性因素和国际形势演变的环境性因素的约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未来中法关系将维持现有的战略基础,同时也将受到欧盟机制和政策的影响。     

从“欧洲优先”到“美国优先”：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美欧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知和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是大西洋联盟赖以建立并保持稳定的重要基础,而美国作为盟主,其全球战略重心的定位与转移则是影响联盟稳定及美欧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冷战期间美欧有着共同的威胁认知和一致的安全利益,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亦奉行"欧洲优先"战略,由此确保了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的稳定。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自21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从欧洲向中东、亚太地区转移,这给原本以维护欧洲安全为主要使命的大西洋联盟造成强烈冲击。特朗普执政后进一步收缩全球战略,加速推进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战略重心东移,导致美欧安全利益分离加大以及双方对华政策协调难度增大。"美国优先"主导下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大西洋联盟具有离心力和稀释作用,促使其日趋松散化,甚至有滑向某种松散的交易联盟的风险。未来大西洋联盟或仍将持续,但由于存在内部缺陷及其他制约因素,其在蜕变中走向衰落的长期趋势将难以避免。     

解读欧盟中欧新成员的对外政策

中欧的所谓“新欧洲”国家在加入欧盟后基本初步完成了融入西方的战略目标,其地缘政治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些国家在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的同时,力图在欧美矛盾中立足欧盟又维持同美国的紧密关系;在东部则主张把东欧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欧盟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合作,防范俄罗斯的军事威胁。     

俄罗斯与欧盟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

欧洲一体化与外部因素的影响始终密不可分。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确立的道路上,俄罗斯也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由于俄罗斯对该政策的目标的实现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欧盟更倾向于同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在国家利益的支配下,对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采取了理解和基本支持的立场,其利益动机是多方面的。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将促进欧俄关系发展,但由于它可能给俄罗斯外交和国际地位带来某些问题,俄在支持它的同时,不免会有一定的隐忧。总体上看,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为欧俄合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动力。     

山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欧洲经验及启示

随着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凸显,作为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的山区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关注,山区可持续发展理论也逐步成型。从国别或地区实践看,“欧盟2020战略”以及欧洲山区协会制定的“山地计划2020”所展现的欧洲山区可持续发展经验较为先进,其运用关系模型和可持续发展概况矩阵获取制定欧洲山区可持续发展战略所需政策依据的方法可资借鉴。在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近70%的中国,乡村振兴乃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其重点和难点都在山区。借鉴欧盟经验,我国应在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新的农村政策指导下,及时研究制定山区和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     

当前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新动向

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一直非常活跃,不仅在内部提出一系列应对政策,而且在国际气候谈判领域寻求扮演领导者角色。气候变化议题也是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内容。本文重点结合2013年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布的《气候变化适应战略》及其配套文件《发展气候适应战略指导方针》的核心内涵,对其新近表述的相关立场及其政策含义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欧盟在华沙气候大会的政策立场及力推所谓"平衡的一揽子协议"谈判进程,并评估了欧盟气候变化政策新动向:放宽自身责任要求向后退缩的特点明显,但又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不同。本文在最后简要指出了其对中国气候政策的基本含义。     

欧盟人工智能战略框架下的伦理准则及其国际含义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时期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之一。在此背景下,欧盟意识到人工智能的重要意义,为此先后出台了《欧洲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协调计划》等重要政策文件,相关战略框架初步成型。在此基础上,2019年4月欧盟发布了《可信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与《建立以人为本的可信人工智能》两个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七条关键伦理要求,对欧盟的人工智能战略框架做了补充与细化。本文在简要回溯欧盟人工智能战略框架的基础上,具体阐释了欧盟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核心内涵,分析了其出台动因及国际含义。本文认为该准则的出台可以视为欧盟把握战略机遇、应对多重发展挑战、发挥自身机制优势而做出的重要战略调整。结合欧盟在此方面的举措,本文进一步思考了其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关启示,提出中国应保持既有发展优势,建立并完善官方伦理监管体系,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标准的制定。     

中国—欧盟“全面伙伴关系”的内涵与定位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欧盟对外战略中开始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欧盟委员会接连发表政策文件，全面阐述欧盟对华政策，并积极进行政策实施和政策调整，推动了中欧关系的迅速发展。本文阐述了中欧“全面伙伴关系”的内涵，对中欧“全面伙伴关系”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并指出了发展“中欧全面伙伴关系”应注意的两个问题。中欧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与国家集团的关系之一，正确界定和评估“全面伙伴关系”对于制定正确的对欧盟政策与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欧盟CFSP的制度性缺失及其对华政策评估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CFSP)支柱存在着诸如结构失衡、决策效率低下、运作机制失调、政策工具缺乏、依托杠杆不力等制度性缺陷 ,“一个声音的欧洲”目标远未达到。就对华关系而言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欧盟的共同对华政策一方面为中欧关系提供了契机 ,推动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上述缺失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也是复杂的。欧盟共同对华政策框架内各领域的不同约束力和“双轨制”特征增加了中国对欧决策的难度 ,“正 负外溢效应”都可能出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中欧关系的重心仍然是中国与欧盟成员国间的双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