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效应与机制

“脱实向虚”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其微观表现形式即企业金融化。本文从政府债务融资视角切入,基于中国政府债务数据与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金融化水平呈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通过“投资潮涌效应”“融资约束效应”和“投资替代效应”作用于企业金融化。本文有助于从宏观层面厘清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成因,进一步揭示地方政府债务对于实体经济的两面性影响,对于提振实体经济效率,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承担

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支持“挤出效应”;同时当政策不确定性越低、市场化程度越高、内部代理冲突越严重时,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越强。从企业异质性来看,非国有企业的金融化会显著地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金融化类型来看,配置长期资产更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作用机制来看,债务筹资能力的降低、实体投资与研发投入的减少是金融化抑制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渠道。由此我们认为,政策层面需要注意控制企业金融化水平,更好地引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健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是中国应对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重要抓手,而效率提升是当前创新发展的主要着力点。文章系统分析了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了中国2008年至2017年区域金融集聚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金融集聚过程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能够提高创新效率,金融利益攫取功能则会降低创新效率;(2)金融集聚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呈现差异化特征,中部地区金融集聚显著降低创新效率,而东部、西部地区的金融集聚对创新效率没有显著影响;(3)随着制度环境的优化,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显著减弱。因此,为提高区域创新效率,需要优化市场制度环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银行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科技企业的经验证据

银行债务融资与创新投资效率之间关系如何?利用2007—2017年沪深A股科技企业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1)债务融资能够对我国科技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并且银行债务对创新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更显著。(2)银行"债务治理"效应在债务融资与科技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中起中介作用。通过银行"债务治理"效应的发挥,银行债务对国有科技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有更大的促进作用。(3)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的高低影响银行债务融资对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程度,处于金融发展程度高地区的,银行债务对创新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碳信息披露如何影响债务融资成本——基于债务违约风险的中介效应研究

在绿色信贷政策加快实施的背景下，碳信息披露成为债权人信贷决策的重要因素。以2013—2016年中国A股高碳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深入分析碳信息披露对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碳信息披露与债务融资成本呈“倒U形”关系，且债务违约风险在碳信息披露影响债务融资成本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企业最初提升碳信息披露质量会增加债务违约风险，进而导致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然而当碳信息披露质量超过一定临界值时，碳信息披露就能降低债务违约风险进而发挥其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低成长性企业更为显著，企业成长性水平的降低增强了债务违约风险的中介效应，促进了碳信息披露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中国不同成长性水平的企业有效利用碳信息披露、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效率分析

为研究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效率，利用历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民来自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借款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有效率的。民间金融克服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     

金融科技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机理与建议

金融科技应用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推动作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好的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升国内金融市场需求,在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对外开放。当前,金融科技助力双循环建设还需防范新技术运用导致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信息泄露风险及垄断问题等。我国应继续加强对金融科技发展的政策支持,提升保障金融科技安全、高效发展的监管能力,注重金融科技人才培养,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支持。     

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底层技术的发展,金融科技正不断通过技术手段改变传统金融服务方式,显著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有效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为了进一步印证金融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从消费、投资、贸易三个视角重点剖析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理论机理,并运用BAT的实践案例进行例证分析;选取相关经济数据,通过VAR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在消费方面,金融科技创新能够促进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在投资方面,金融科技创新能够拓宽投资渠道,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在贸易方面,金融科技创新能够增强跨境贸易金融服务能力,从而促进我国对外经贸发展。     

科技金融试点政策赋能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了吗？

以近年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实体企业面板数据,借助Python软件文本识别功能刻画出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进而促进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有效实施,一是能够缓解信息约束问题与提升企业商业信用,二是有助于获取政府资源并引发人才集聚效应,最终赋能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较高内部管控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企业、高技术行业与制造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以及经济后果,也为未来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启示。     

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债务治理与融资约束的双重视角

在全面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推动银行业竞争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手动收集的中国各省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结合中国上市企业财务数据,考察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银行业竞争显著地增加了企业投资水平,但是并未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直接的影响。进一步地,银行业竞争虽然通过减少融资约束和加强债务治理来缓解国有企业投资不足行为,但是融资作用的发挥也可能会加剧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因而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将取决于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相对程度。同时,银行业竞争通过加强债务治理作用抑制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来减弱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进而共同促进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     

数字金融、银行主动风险承担与企业融资约束CSSCI

本文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检验银行主动风险承担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数字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且该缓解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及小型企业中显著;(2)基于风险转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抑制了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且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大型与小型企业中均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商业银行应加强动态风险监管,并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业务,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提升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     

金融深化与区域创新效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区域创新效率用创新的投入产出比衡量了一个地区的综合创新绩效,其影响因素存在多个方面。金融深化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为研究各国金融深化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相互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作者首先借鉴多投入与多产出的DEA方法测算了80个国家的区域创新效率,然后使用Tobit模型对2011—2018年80个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深化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金融深化的提升,其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将从"抑制"效应向"促进"效应转变。这是因为金融深化较低时,风险贷款和信用贷款发展滞后、风险投资渠道不完善以及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不健全导致多层次、立体化企业融资融券功能落后,从而抑制企业的创新效率。而金融深化较高时,风险投资渠道逐步完善、企业融资成本低、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完善,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研究还发现,各国经济水平的不同也会导致各国金融深化和区域创新效率有显著差异。作者将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发达组和欠发达组,分组研究发现,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具有选择效应,即金融深化对欠发达国家创新效率具有"U"型曲线特征,而在发达组则不存在这种效应。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完善,风险投资渠道畅通无阻,金融深化提升区域创效率的影响不再呈现"抑制"效应。而在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正处于发展和完善的阶段。对于完善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的部分,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是"促进"效应,而对于不完善的部分,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是"抑制"效应。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作者运用了滞后项检验、替代变量检验两种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即随着金融深化的提升,其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将从"抑制"效应向"促进"效应转变。因此,政府部门应该正确认识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作用,完善创新体系,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兼顾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发挥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推动金融体系更好适应新时代创新需求,以此来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利用金融深化提高创新效率的发展中国家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风险承担——动态效应、机制识别与异质性特征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37个地级市数字金融指数和中国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虽然作用效果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约束，但在长期内保持了强劲态势。从结构上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尚未显现。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贷资金比重、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等路径，最终达成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功效。第三，从调节效应来看，行业竞争的加剧会强化数字金融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效应。第四，基于企业内外部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成长期企业中，以及在经济政策稳定性强的情境下，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带来更为突出的驱动效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多渠道赋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的建议。     

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基于内部治理传导渠道

文章运用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与和讯网社会责任评分,探讨社会责任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渠道。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通过加强内部治理提高投资效率;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加强内部治理同时提升企业的实业投资效率与金融投资效率。这一研究结果为我国微观经济实体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有益参考。     

房价上涨对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挤出”与“挤入”效应

厘清房地产与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关系,对于促进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均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05—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别检验了房价上涨影响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房价上涨促使信贷资金以房地产贷款的形式汇集房地产业,对实体企业债务融资产生挤出效应,同时会提高实体企业的资产抵押价值,对实体企业债务融资产生挤入效应。然而,房价上涨影响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最终表现为挤出效应,并随房价持续上涨带来的融资约束缓解,呈现阶段性递减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房价上涨对非国有及中小型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挤出效应更强,对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更大;中央政府抑制房价过度上涨和加强对实体经济信贷支持的政策,在缓解房地产企业挤占实体企业信贷资源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固定窗口DEA-Malmquist指数,全面测评2004-2017年中国30个主要省市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效率水平及其分解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技术效率指数(TE)和技术进步指数(TP).通过面板Tobit模型分析发现,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助于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整体效率水平.当前金融结构和实体经济结构匹配度,抑制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技术进步的效率水平,但长期看应具有优化作用.通过省级数据的时空演化分析发现,东部地区金融有效发挥了促进技术进步的功能;而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功能更加突出.因此,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水平要在尊重各区域产业结构和禀赋特征基础上,以引导技术进步、改善融资结构、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为主,促进实体高质量发展.     

金融科技与非效率投资:结构特征、调节效应与监管效果

以金融科技为切入点，借助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与企业非效率投资间的逻辑关系。研究揭示：金融科技能有效校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这种校正具有时空延伸性和作用多向性；考虑企业外部环境，市场化与金融科技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其使得金融科技与企业非效率投资间的敏感度降低，行业竞争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科技对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影响；考虑金融监管环境，金融监管有助于发挥金融科技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矫正作用。据此，应妥善推进金融科技的改革及应用，更好地为企业投资行为服务，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去杠杆政策如何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基于海南自贸港的经验证据

作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研究去杠杆政策如何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海南自贸港18市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测算结果,采用断点回归设计（RDD）方法,评估去杠杆政策对海南自贸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讨论了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去杠杆政策实施后,海南自贸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存在“阵痛期”,去杠杆政策对效率具有显著调整效应,存在一个最优杠杆以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2）在控制金融与经济体系内其他影响因素后,杠杆率对效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表明合理阈值内的“优杠杆”呈积极作用;（3）进一步中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业规模作为金融供给端的两种重要机制,前者能够通过增加高质量的金融资源供给提高效率,而金融业规模则囿于规模有限性与资本来源渠道受限的风险叠加,导致在去杠杆政策实施后对效率的提升呈负向作用。基于以上结论,进一步从创新自贸港金融发展方式、金融工具创新、杠杆优化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代理摩擦机制和管理者学习机制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代理摩擦机制和管理者学习机制双重视角,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工具变量回归、双重差分策略、改变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表明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降低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对分析师预测离散度高、外部监督弱、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低、经营不确定性高的企业更明显,验证了数字金融降低代理摩擦和增进管理者学习的作用。渠道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改善了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了股东—经理人代理成本,提升了企业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降低非效率的作用对非国有企业更显著;数字金融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都有显著抑制作用,对融资约束低的企业更显著地抑制过度投资,对融资约束高的企业更显著地降低投资不足。     

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来自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如何激发实体经济市场活力,处理好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抑制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通过机制检验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路径：“企业金融化—创新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与“企业金融化—人力资本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制造业企业以及非四大审计的上市企业分组中上述抑制性关系更加显著。本文在首次提出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概念的基础上,阐明了金融化与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理,为合理引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重振实体经济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