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孟子文学批评方法试析

孟子“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不仅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与当代文学理论有着内在的契合。因此,今天重新认识这两个命题的内涵,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一、理论建构“以意这志”说见于《孟子·万章上》答咸丘蒙一节。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断章取义比附穿凿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批驳了他关于德高者君不能以其为臣,父不能以其为子的观点。将《小雅·北山》的主旨概括为“莫非王事,我独贤劳”。进而,从解诗者的角度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的观点。孟子的这一观点起码有如下几层含…     

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之辨正

本文对诸多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一是孟子并未实践其“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二是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方法是对“断章取义”用《诗》方法的否定,分别给以辨正。并简要分析了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的得失。     

以意逆志说《诗》与诗教传统

从时代语境与知识谱系来看，文化背景的变化、孔圣身份的认同与儒学主题的坚守，使得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孟子以意逆志之学总结孔门《诗》学经验、解决《诗》学现实问题，实现了儒家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开拓。     

“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

到了孟子的时代,在《诗经》的几种应用形式中,“听《诗》”十分罕见了,“赋《诗》”日渐式微了,惟有“引《诗》”硕果仅存.孟门师生“引《诗》”相当普遍,孟子由此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提出解读《诗》篇必须“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迟早地、必然地聚焦于“逆”之一环,只要这个时刻来了,“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践履孟子说的“以意逆志”,于一般读者而言,理当放弃“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但是,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其真切地逼近《诗》篇之“志”,也只是作为自己的“支援意识”,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集中意识”——所谓“意”也.惟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会成为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     

“以意逆志,得孟子之一体”——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经学化的影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最先强调了读《诗》者在《诗》义阐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意味着读《诗》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诗》义;还可以通过主动推求去寻找《诗》的创作意图。《韩诗外传》正是汉《诗》践行孟子"以意逆志"观的突出代表。《韩诗外传》对孟子"以意逆志"观的传承,不仅展现了《诗》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飞跃,同时也证明了汉诗通过《诗》义阐释传达经世意图的经学化倾向正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孟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孟子用《诗》多为引诗证己,即借《诗》来说理论事,但孟子却不再把《诗经》奉为圭臬,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变通的说法;孟子《诗》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另一有价值的命题,就是孟子提出了关于“怨”的定义。     

试论《孟子》中舜与瞽叟的父子关系——以“亲亲”、“尊尊”为视角

在孟子视域中,被尊为圣贤的舜与其父亲瞽叟的父子关系具有特殊意义,即用以回答父子之亲和君臣之义何者为先的时代伦理问题。咸丘蒙之间和舜＂窃负而逃＂则集中表明了孟子的父恩重于君义。这种父子君臣观上承子思的理论脉络,中间经历长期的历史湮没,后为黄宗羲重新发掘并成为其对君权反思和批判的思想来源,因而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道德意义。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知人论世”面面观——古代诗论中赏评论研究之一

倘若不拘泥于形式,我们固然可以断言,《论语》中有关《诗经》的论述,可算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论(本文取广义,包括词论),而谈到诗歌鉴赏与批评的方法论,就不能不推《孟子》为权舆了。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说就是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尽管孟子的本意是在“尚友”,客观上还是道出了理解作品的一种方法。何况孟子本人还尝试着运用这种方法去展开诗歌批评,只可惜他自己说诗,有时也拘执于“以意逆志”一法,以致断章取义,但是。对诗歌鉴赏与批评来说,孟子在这里提出的一种方法论毕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它极大地拓开了人们本来很狭窄的思维空间,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为说诗提供了一     

《诗三百》编订“讼案”与趋势

依照司马迁描述,孔子搜集、整理和重新编定《诗三百》,形成了文献意义上的“善本”,同时也是按照新标准（“取可施于礼义”）辑定的“精选本”。后人依据不同史料进行不同解读,分歧主要集中在孔子搜集整理和依据的原始文献到底有多少篇,孔子是对已完全成型的积累文献进行“校勘”还是“重新编定”及“重编”幅度、是否发生文本性质的“质变”。近年发表关于孔子“删诗”的论文,超过70％支持“删诗”说,不断有新材料或新论证支持该说。司马迁“删诗”说不但有调查与史料的依据,其描述潜隐着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并无异议。这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原本必须充分尊重。     

间性理论的原生态--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起

孟子提出说诗者面对诗作要"以意逆志",也就是解诗者要以意去迎取诗人之志。但孟子却没有明确论定说诗者所用之意,是说诗者之意,还是诗作者之意,这就留下了文本的未定点,引发了千古不绝的争论。本文以诗的文本作为不同主体间的经验世界的对象,认为对文本底蕴的把握,既要以诗人之意去迎取诗人之志,也要以解诗人之意去迎取诗人之志,并在作为对象存在的诗—世—志的多重文本间,达到对于文学文本的体验与认知。此中既有主体间性,又有文本间性。可见,"以意逆志"说中正含有间性理论的原生态的丰富存在。     

《孟子》阅读札记

《孟子》虽是重要的早期儒家著作,但仍存在许多意义理解上的分歧。参照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焦循《孟子正义》及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或加取舍,或出己义,力求得出合乎《孟子》文本与孟子初衷的结论。     

孟子学说由“显”而“隐”的政治背景——《孟学流变刍议》之一

孟子是先秦儒家学派中的重要人物。韩非把“孟氏之儒”列入“显学”。他批评儒家“以仁义教人”、“言先王之仁义”(《韩非子·显学篇》)。我们知道,“仁义”同时并举,正是“孟氏之儒”的特色。因为孔子大谈其“仁”,也多次说过“义”,但从未“仁义”并提。可见韩非事实上把孔孟相提并论。此外,从汉代一些著作和封建国家的措施中仍可看出早期孔孟几乎并列的痕迹,如司马迁说:“(邹衍)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史记》卷74)王充《论衡》一书有《问孔》和《刺孟》两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时,《论语》、《孟子》两书曾和《孝经》、《尔雅》一起“皆置博士”(见赵歧《孟子注》卷首),可以说是孔孟并列。     

“还原本义”与“强制解读”——《关雎》主旨学案新断

《关雎》主旨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诗经学”史上，“强制解读”现象相当严重，就《关雎》主旨而言，“还原本义”还得从深究其关键字句入手。正确解析“雎鸠”“荇菜”“流”“芼”以及“左右”“琴瑟”,方可还原《关雎》之情歌恋曲场景。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已然形成了《关雎》文化考古中的“《关雎》文化堆积层”。基于对文本解读习惯与动机的理论剖析，通过对《关雎》主旨迷案的认真清理和重审，可以结案判决“恋情说”“赞美说”“讽刺说”“贺婚说”四大类主旨说之得失是非。     

朱子对传统诗经学命题的义理化改造——以“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为中心

朱子治《诗》,以绍承道统为己任,以义理为统摄。在综合前说的基础上,朱子集诸家之大成,以周公、孔子的思想为立说基础,对传统诗经学中的三个核心命题"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加以重新阐释,并作出义理化改造:朱子以六义为三经串三纬的自足体系,是《诗经》的纲领管辖;朱子将"二南"融进自己的道统体系,赋予其以政治哲学解读,寄寓儒家的政治理想;朱子从人情的角度承认《诗经》中存在淫诗,同时也将淫诗规范在道心、天理范围内。     

张载“参两”说及其与“太极”之关系

《正蒙》中有《参两》篇,先儒与时贤对“参”的音义理解意见不一,或读解为“参”或读解为“叁”。其实,张载“参两”之说先见于《横渠易说》,后备于《正蒙》。从文本疏通和义理阐释两个方面对《横渠易说》中相关条目进行分析可知：“参两”非单以数论,而当合以象言,描述的是现实世界活泼泼的生命,应读为“参”而非“叁”;相应,《正蒙》中应为《参两》而非《叁两》,“参两”在更深层次的内涵上是穷理尽性,与“太极”密不可分。“参”虽包含“叁”之义,实则意蕴更丰富,并具参合之义,生动具体描述了太极之道的一与两合为叁以及参合化生之义。即是说,张载的“太极”一物而兼有乾坤两体,在太虚之气的场域下,本质上“太极”是气化生生流行不息的状态,是一种动态图景。“太极”与“参两”的关系为“参”是“太极”气化生生表现样态的定性,“两”是“太极”气化生生的动因。     

论《孟子》引《诗》与战国中期《诗》学的发展

《孟子》一书引《诗》三十七篇次。对《孟子》引《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战国中期“诗三百”流传发展的一些宝贵信息。一是对《孟子》引《诗》用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的极大的尊崇与推重,同时也证明了在战国中期“诗三百”文献化程度越来越高,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日益扩大。二是《孟子》引《诗》为《诗经》相关篇章作者及创作背景提供了信息。三是核查比较《孟子》引《诗》文字与汉代“四家《诗》”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孟子》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很可能在儒家体系内有相对稳定的“定本”作依据的。四是对儒家及其他各家引《诗》及逸《诗》情况统计分析,表明直至战国中晚期,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及“诗三百”传本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闻一多“《小弁》为弃妇诗”补证

《小雅·小弁》的作者是谁?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诗句该怎么理解?历来争议颇多。据《孟子》所载,远在战国中期,高子和孟子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高子说:“《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则认为:“《小弁》,亲之过大者也。”又说:“《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到了汉代,毛诗学派和三家诗学派对此诗的理解也不相同。《毛诗序》说:“《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三家诗则谓此诗为周宣王大臣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谓尹吉甫惑于后妻,伯奇无辜被逐,因怨叹而作此诗。到了宋代,朱熹对《毛诗序》的说法有所怀疑:“《序》     

孟子诗学述论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卿大夫们赋诗言志的风气已经消歇,更加注重对《诗经》意义的探讨。孟子为了宣扬他心目中的王道和儒家思想,不仅强调《诗经》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作用,并且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诗学理论,对后人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孟子以《诗》证史,为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让人信服的依据,《诗经》在孟子的手中成为了证成已说的权威文献根据。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