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绒地区的影响

“嘉绒”为藏族的一支,分布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马尔康、黑水、理县、金川、小金、汶川、茂汶等县及雅安专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清代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嘉绒地区进行了两次金川之役。大小金川之役不仅是乾隆“十大武功”中耗时最久、耗资最巨的战争,而且给嘉绒地区带来了巨大影响。     

评乾隆两度平定金川的实质

一、清政府两度征剿大、小金川之役概述清代乾隆年间,曾两度调动大军,征剿四川西北部大,小金川土司。这就是民间至今所传称的:“乾隆皇帝打金川”和史籍所载“乾隆初定金川”和“乾隆再定金川”,统称“乾隆平定金川之役”,先后共两次。     

关于阿坝嘉绒地区苯教改宗问题研究——以金川县广法寺为例

乾隆年间,大小金川土司势力强大,经常侵扰邻近土司,使得各土司之间攻伐不断。清政府在调解震慑无效的情况下,先后两次对大小金川地区发动了战争。战争结束后,乾隆皇帝对该地实施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其中,在宗教改革方面,清政府采取的是"废苯兴黄"的政策,主要是在该地推行藏传佛教格鲁派,禁止苯教继续传播。     

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之役兵源及军费考略

乾隆朝两次廓尔喀之役是清政府在西南边境的两次对外用兵,较之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第二次廓尔喀之役不但持续时间长、战线长,而且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一度攻入了廓境,在当时交通运输落后、环境恶劣、边疆尚不安宁的条件下,对于这样一次特殊的对外用兵,清政府如何解决战争过程中军队调用、军需供给等问题,其成为笔者关注的对象.同时也可以了解清代在西南边境的军事防御的基本情况.因此考证兵员的来源、数量、地理分布、军费的来源及消耗数额等问题显得很有意义.     

金川番屯的“再土司化”及其原因

金川之役结束后,清朝在大小金川实施“改土设屯”,建立起兵民番练四种类型的屯田。改土设屯后的金川地区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内地化”态势,但原本受到严格限制的屯弁却随着屯番兵的频繁随征而逐渐获得世袭,屯守备不断扩张权力和权势,进而在清末民初控制了番屯各方面权力,因此被普遍视作“土司”。金川番屯“再土司化”的原因与屯制有关,但根源却是清朝统治者的藩部意识,造成行省体制与藩部体制在金川杂糅并存,使得占总人口70%以上的屯兵屯民等移民与屯番屯练因土地资源分配形成的空间区隔被固化,而番屯还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与土司制度相应的社会文化。     

1789—1790年鄂辉等西藏事宜章程

本文依据档案史料,深入地研究清乾隆朝两次廓尔喀之役的中间,1789-1790年,由入藏大员鄂辉上报的两件关于西藏军政改革事宜的章程.这些章程经过清廷核准,虽然由于政局的变化迅速,未容充分地实施,但反映出多年来西藏行政方面积累的缺陷和弊端,适为后来福康安等制定著名的卫藏善后章程进行全面改革的先声.     

试论清代乾隆年闻的杂谷事件

杂谷土司曾是清初嘉绒各部中势力最大的土司。乾隆年间发生的清地方官员灭杂谷土司的杂谷事件,不仅对第二次金川之役有一定影响,而且对“理番四土”土司的最后形成及嘉绒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变化都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介于两次金川之役之间的杂谷事件,无论耗时、耗资都远不及金川之役,所以一直未引起史家们的重视。本文在此拟对杂谷土司世系及杂谷事件的影响作一探讨,以期引玉之效。     

试论乾隆平定金川之影响

乾隆平定大、小金川是清朝中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族事件 ,它直接反映了清代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政策。两次对大、小金川的用兵 ,不仅劳民伤财 ,而且成为清政府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嘉绒藏区而言 ,战争是残酷的、不公平的 ,但是 ,在客观上保持了金川地区的稳定和统一 ,促进了民族交流和生产力的发展 ,加速了金川地区在清朝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下的封建化进程     

大小金川地区佛苯话语转变研究

位于藏羌彝走廊区域的大小金川地区存在较为典型的苯教传统与藏传佛教信仰共存现象。大小金川地区民间在历史上曾以传统苯教为主流信仰,清乾隆时期,经历大小金川战役后,在清政府的推动下发生了从苯教到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话语转换。改革开放以后,苯教传统在此地区重新被回归到当地宗教文化视野,并发生与佛教的去界限化乃至混同。两次转变无论从转换发生的社会语境、转换的触发机制和转换形式与结果均存在本质上的显著差异。这种佛苯话语转换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行为与其所根植的文化土壤语境需求相适应的结果,属于社会语境催生的宗教文化行为基于功能性所发生的调适。     

试论清代金川战争后大小金川人口的异地安置及其影响

清朝金川战争后,为了防止大小金川土司势力再起,维护嘉绒地区的稳定,清廷对两金川地区土司及部分民众采取了异地安置的措施。文章通过梳理清朝中央政府对两金川地区不同层次人员的异地安置史实,探讨异地安置政策对清朝中央和两金川地区的影响。     

乾隆皇帝处理廓尔喀侵藏善后事务的一些基本思想

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借索赔银之名,再次入侵西藏,占据聂拉木、济咙等地,并派3000兵力闯入日喀则,洗劫扎什伦布寺.次年(1792),乾隆皇帝命福康安率大军驱除入侵者,并抓住处理藏内善后事务之机,对西藏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各项管理制度进行大力改革,制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为解决西藏地方的积弊,为西藏地方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利用原始资料,对乾隆出台相关政策的基本思想进行较为具体的分析,理清乾隆皇帝成功处理西藏善后事务的基本思想和脉络,以期明史实,获启示.     

清代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考

清代乾隆朝,在黔东南、川西、湘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屯。驻兵设屯,战守结合,并将当地各族民户按军屯体制编管。在四川,还将屯区周围土司归屯管理。这使康熙雍正以来改土归流政策产生了重大变化。本文仅对四川大小金川地区改土归屯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雍乾时期西宁办事大臣建制考述

清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在借鉴康熙朝遣官办理青海事务的基础上,于雍正三年(1725年)正式设立了“钦差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代表中央政权全面统管青海民族地区军政.其后随着青海社会的逐渐稳定,乾隆在雍正设立西宁办事大臣的基础上对这一重要的民族地区管理建制多有调整,其间既有员额、人选、任期、养廉银等具体内容上的不断规范和充实,也有过两次临时裁撤西宁办事大臣的动摇决定;乾隆时期对西宁办事大臣建制的调整使西宁办事大臣建制渐趋完善,同时也折射出清廷对青海统治政策发生大的微妙变化.     

乾隆时期的瞻对事件

瞻对为四川省西部的一块藏族聚居地,明朝时即授印归附朝廷。瞻对居民甚勇悍,常以抢劫骚扰地方。至清朝乾隆初年,甚至连过路的驻卡清兵亦时常遭劫,乾隆皇帝于是下令调兵征讨。始料未及的是瞻对土司拼死抵抗,经一年激战,清军陷入此"弹丸之地"不能自拔。此时的乾隆皇帝与参战将士也欲想罢兵休战,从而姑息了土司班滚的逃脱。瞻对事件的直接结果导致邻近土司无视朝廷,接踵而来的便是第一次金川之役的爆发。     

土司舆图的谱系研究——以乾隆《雅州府志》土司图版本辨析为例

乾隆《雅州府志》目前的通行本是光绪补刻本,由于其内封面署年为光绪十三年,前人著录版本时疏于对雷登门识语的释读,忽视这一工作实由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１９０３－１９０５)时任雅州知府联豫主持补镌,补刊署年应为光绪三十一年而非光绪十三年。通过对乾隆《雅州府志》土司图的版本辨析,综合考查府志三次刻本的历史背景,并由土司图资料流向的线索,发现乾隆《四川全图》(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和《皇清职贡图》皆由于第一次平定金川之役而绘制。土司舆图作为方志图的类型之一,至少在乾隆初年已出现,反映了清初土司治理的实际情形。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将军对川边地区的治理

乾隆年间,先后共有七位将领担任成都将军一职。七任成都将军在川边地区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清政府的一系列边疆教化政策;继续实施朝贡贸易政策,协助派遣川边地区土司轮流觐见;及时传达清朝中央谕旨,宣扬中央相关政策;统筹规划川边地区的驻兵进行屯田,以促进地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都将军在治理川边地区时推行清政思想,采取刚柔并济、恩威并用的治边措施,增强了川边地区民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维护了川边地区的社会秩序,创造了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在成都将军设置之初,两金川地区平定之始,成都将军针对川边地区的治理,多侧重于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川边地区的屯兵驻防、清政府政策的推行等方面;在川藏边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时期,治理侧重点则在于以前期的治理为基础,逐渐处理和完善两金川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加强了清政府对该地的统治。     

广东对平定金川叛乱的财力支持

清乾隆年间,朝廷2次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其巨额资金来源,除了国库财政支出外,还有就是从地方财政调拨以及商人捐输。广东作为当时经济发达省份,对朝廷2次平乱付出了巨大的财力支持,极大地支持了国家的统一大业。     

四川理县甘堡藏区清乾隆时二田契试析

清乾隆朝曾两次对四川西北藏区用兵，此即著名的“杂谷事件”与“大小金川事件”。事后推行改土归流或改土设屯，在一些原土司区设置土屯，委土屯守备等进行管理，称土屯制。迄至解放前夕，在理县及大小金川地区尚有１１个土屯。清初在土屯区仍保持封建领主制度，土地名义归朝廷所有，而由土屯守备代管并分与屯民耕种，不能进行买卖。解放以来，众多调查报告与著述均认为这一土地制度一直延续至１９１３年或１９３５年左右。近期在理县甘堡乡发现的两份以汉文书写的田契纠正了上述看法。从二田契可看出，在乾隆十七年改土设屯以后的３０年间，土屯区已有土地买卖行为。这表明当地的封建领主制已走向崩溃，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这一变化的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的发展与相邻地区封建地主经济的影响。     

乾隆晚期驻藏大臣“匿压表贡”事件研究

"匿压表贡"是驻藏大臣在处理廓尔喀与我国西藏地方纠纷的交涉时,将廓尔喀致驻藏大臣及清政府的表文、贡物等情形匿不上奏的严重失职事件。先后共3次,分别发生于乾隆五十二年、五十五年及五十六年。其中乾隆五十二年是驻藏大臣玩忽职守的结果,后两次则是官员之间互相包庇,共同欺骗朝廷的典型事例,与相关官员处理廓尔喀第一次入侵时对乾隆的欺骗有关。此事在清政府应对廓尔喀的两次入侵中,都逐一被揭露出来,涉事的数位驻藏大臣受到乾隆严厉处分。客观分析,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一定程度上是有其必然性的。它是驻藏大臣制度设置以来所存在问题的一次集中暴露,引起了乾隆的相当重视,在五十七年的西藏地方善后章程中,对驻藏大臣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18世纪末的廓尔喀战争对清朝施政西藏地方的“鞭策”

纪末廓尔喀王朝对中国西藏地区的两次入侵打破“康乾盛世”时代下清朝鲜少有外朝入侵的格局。两次廓尔喀入侵战争,从战争规模上,战线长度和持续时间上都不能称之为“大战”,从1788年至1792年,除暂时和平的一年多外,此二次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战争,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治理西藏和自身统治中的缺陷。本研究从两次廓尔喀王朝侵藏论证此战争对清颁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作用”。以及强大统一王朝对维护祖国主权的决心、行动和两次廓尔喀战争给予我们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