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测度与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将结构化数据与文本分析相结合，构建了地级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组合赋权法，测算了2011—2020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进一步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研究了城市群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群数字经济在考察期内实现了显著升级，但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十大城市群数字经济的发展差异较大，具有明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态势。从空间依赖性来看，我国城市群数字经济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聚集效应，并且空间相关性总体呈现增强的趋势。为量化分析城市群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分析范式与数据支撑，也为促进城市群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变分析——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之间存在着彼此支撑、相互体现的密切联系，厘清两者耦合关系对于推动区域城市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十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利用PVAR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以及空间Markov链方法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并考察了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地区特征、区域差异和时空演变趋势。研究发现：第一，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均存在正向累进效应，城市韧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长效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高质量发展对城市韧性的强化机制有待进一步发挥。第二，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但整体水平仍偏低，其中珠三角城市群耦合协调度最高，其他城市群普遍处于中低水平。第三，考察期内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呈缩小趋势，且差异主要体现为城市群群间差异。第四，空间滞后效应会对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产生显著影响。耦合协调度的“俱乐部趋同”现象明显，空间集聚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存，不同邻域水平下各个地区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表现出差异化特征。     

中国十大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合成环境规制强度指数,结合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及空间收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强度的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十大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均保持上升趋势,但不平衡性显著,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明显高于中原和关中城市群,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态势,群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最大,平均贡献率达到68.7%。大部分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的核密度分布曲线呈现右移趋势及右拖尾现象,主峰分布经历了高度下降、宽度变宽的发展过程。十大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均存在显著的空间β收敛,但各城市群的收敛速度差异较大。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同提升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够为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空间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运用区位熵指数测度中国八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并对城市群的空间差异及收敛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总体差异及其来源后发现,珠三角-关中平原城市群间产业协同集聚差异最大,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总体差异主要源自城市群间的差异。同时,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不存在σ收敛特征。     

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的灰色综合评价与非均衡差异研究

中国十大城市群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十大支撑点，因此，研究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意义。通过构建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采用灰色综合评价法，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估及比较，研究发现，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领先型集团、挑战型集团、追赶型集团、后进型集团的非均衡区域差异分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缩短四大集团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非均衡差异的对策与建议。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比较研究——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文章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划分标准,采用熵值法、集聚能力评级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及其包含城市的金融集聚能力、产业集聚能力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利用ArcGIS 软件对其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分异展示。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其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城市群和城市群内具体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已经形成集聚效应的城市群,其内部的城市总体呈现出“领导—跟进”式发展,具体表现为发达城市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城市群内包含的城市协调发展并非同步,金融集聚效应与产业集聚效应在不同城市发挥的作用不一致,第二产业占比越大的城市,产业集聚效应越明显。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群异速生长关系比较研究

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城市化进程体现着城市群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利用生物学的异速生长规律,从“城市人口-建成区面积”及“城-乡人口异速生长”维度进行探讨,分析中国十大城市群1994～2008年城市化进程的变化差异特征,得出中国十大城市群的乡村人口增长速度过慢;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规模过度;城市化进程差距较大;城市化进入了乡村人口衰退的质变阶段等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群内部竞争的环境污染效应研究——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环境质量改善是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重要维度。文章采用中国十大城市群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群内部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群内部竞争会加剧本地污染,且同群城市之间的竞争会强化污染物空间联动性,即群内城市在“增长竞赛”中引致污染排放加剧的同时,也会导致群内其他邻近城市环境污染加重。机制分析表明,开发区设立和政府举债建设均是城市群内部竞争导致污染排放加剧的重要传导机制。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2017年前,各城市群内部竞争的环境效应以污染效应为主,且发达城市群内竞争的污染效应较为明显;2017年后,各城市群内部竞争的环境效应以净化效应为主,且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成渝等四大城市群的净化效应最为显著。     

城市群利益冲突初探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聚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当城市的规模和数量逐渐增加时,便形成了城市群。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还有辽中南、武汉城市圈等次级城市群。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但是,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城市之间和城市群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因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利益冲突,并通过企业、城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出来。这种利益冲突必须引起足够的关注,并善加引导。     

基于DEA模型的城市化效率实证研究——我国三大城市群的比较

文章基于城市化水平的视角,选取若干指标,运用DEA模型对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三大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总体有效性不足;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整体效率较高,但是其规模报酬递减趋势大于其他两大城市群。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城市化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要素投入冗余与资源在空间配置不合理,因此,提高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关键在于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加强城市之间的合作和联系,充分发挥每个城市的比较优势。     

长江经济带城市化发展水平时空差异

采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108个城市2008—2017年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进行评估,运用基尼系数和锡尔指数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和城市群内部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及其构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时间上看,长江经济带近年来城市化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且发展差异逐渐减小;从空间上看,三大城市群的整体城市化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由长江经济带东西两岸向中心递减的趋势,即“长三角地区>泛成渝地区>中三角地区”的空间格局;总体差异的减小有利于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差异减小;城市群内部差异的扩大,会导致总差异减小的趋势变缓;长三角、中三角及泛成渝三大城市群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一定差异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京津冀城市群规模结构的时空演变分析

运用首位度指数、位序—规模法则及分形等理论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京津冀城市群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变动和空间结构演变进行了分析,找出了目前该城市群规模结构存在的问题:(1)城市群中北京和天津两市的人口过于集中,而其他等级城市的人口规模偏小,导致该区域人口规模的结构呈现"倒金字塔"型;(2)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城市发展速度过快,而小城市过慢,以至小城市的作用无法凸显;(3)该区域的城镇结构体系不够合理,各城市的功能不够协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效率评价及空间格局研究CSSCI

本文借助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2009—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云模型、热点分析、趋同检验和GWR回归等方法,评价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效率,探究空间格局和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先后经历“震荡期”和“提升期”;(2)城市发展效率存在“马太效应”,具有明显的高低分区,但整体提升明显,同时出现热点聚集和冷点四周分散的分布格局;(3)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效率的驱动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资源禀赋地区随着资源红利消失对城市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论新城市群建设

如果我们将城市群界定为被高速交通轴缩短了时空距离的大城市空间,那么,未来中国将形成23个新的城市群。但并不能因为地缘相近就其称为城市群或城市圈,相反,需要打破行政边界,逐步建立区域经济系统;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机制,建立立体交通体系;建立开放型的城市经济系统,强化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实行资源节约型的城市群发展战略,力促新城市群形成,带动中国步入现代化行列。     

基于GIS-DEA的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分级与演化研究

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国际贸易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基于投入—产出分析视角的数据包络方法(DEA)和全要素TFP指数对城市使用外资效率和城市交通效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采用熵值法对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进行度量,在此基础上,运用GIS空间趋势面分析和空间演化格局分析对中国19大城市群的国际贸易发展演化进行研究,探索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不同的国际贸易发展路径与空间演化趋势,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观测其历年来国际贸易发展的演变。研究发现:城市群使用外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与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均表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空间结构特征,其中,东部城市群使用外资规模效率与国际贸易集聚效应尤为领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便是东部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水平的鲜明缩影;中部城市群的国际贸易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城市群内部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差异较大;西部城市群省会中心城市与直辖市的集聚效应极具优势,但城市群内部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在东北地区城市群中,辽中南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优于哈长城市群,但东部地区城市群整体规模效率较低。文章针对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的提升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     

突发事件下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的影响——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5-2019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5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具有更高的城市韧性;科技支出能够显著增强城市韧性;中介机制检验发现科技支出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正向影响城市韧性;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在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水平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为了发挥科技支出效果,应推动财政收入高质量发展、强化预算审查监督职能、鼓励创新型人才培养、推进差异化投入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增强城市韧性,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中国八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的区域差异分解及收敛性研究

使用基于全局的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八大城市群2006—2018年节能减排效率,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对八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进行分解,利用核密度函数对这八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分布动态进行分析,利用变异系数、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节能减排效率的σ收敛性、β收敛性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八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存在较大差距,其中城市群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缩小城市群间差异是协调区域间节能减排效率不平衡性的关键;(2)八大城市群总体及各城市群内部均存在绝对和条件β收敛,且社会经济因素对八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差异性不同。     

明清江南城市群研究及其现实价值

在城市群理论研究中,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地方经验"和"历史经验"正在成为新的生长点。按照公认标准,明清江南地区已出现了相当成熟的中国古代城市群,并实现了中心城市"支配"功能与"服务"职责的和谐,因而有利于城市群本身的功能互补和共存共荣。与之相比,当代长三角城市之间不时出现的"恶性竞争",则多半是因为中心城市或大城市只想"支配"而拒绝"服务"。鉴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形成一个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等方面联系更加密切的城市共同体,并最有希望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大城市群,对明清江南城市群的层级结构、内在机制与文化生态进行深入的研究与阐释,无疑可以为长三角"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提供最直接的重要的历史镜鉴。     

中部城市群在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随着"城市世纪"、"城市时代"的到来,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城市群(圈)将成为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为在发展过程中解决新的复杂性的问题和矛盾,需要从城市群(圈)甚至更大的空间范围加强战略研究。文章以中部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重点是分析中部城市群发展的格局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识别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较高层次的空间组成形式,其城市韧性的提升对建设韧性城市、促进城市群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全面测度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并识别其障碍因子,构建了城市群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BP神经网络模型对关中平原城市群2011—2020年各城市分系统韧性和复合系统进行分析,进一步使用障碍度模型对影响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的障碍因子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位于中等韧性水平,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其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东西低,中间高”的倒V形。具体而言,经济系统韧性以较低韧性水平和中等韧性水平为主,社会系统韧性以中等韧性水平和较高韧性水平为主,生态系统韧性以较高韧性水平为主,而基础设施系统韧性则主要分布在较低至较高韧性水平之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全社会用电量因子是影响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从分系统来看,社会系统始终是影响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提升的关键系统。研究表明,城市群应进一步加强城市之间的合作,共享信息资源,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