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中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入服务及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基于浙江省武义县桐琴镇的调查

随着发达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外来农民工不断涌入小城镇,为镇级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融合与社会管理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通过对浙江省级中心镇——桐琴镇的实地调查发现,外来农民工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社会融入难、社会服务不完善以及社会管理待加强等问题.桐琴镇党委、政府遵循“善治”理念,探索加强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入服务与社会管理创新体制,充分发挥镇党委、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核心领导与主导作用,企业和学校等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主体参与作用.通过总结提炼“桐琴经验”,提出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完善落实流动人口政策保障体系、加强融合性组织和“两新组织”建设等以促进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入服务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措施.     

基于改进高斯混合模型的运动目标分割算法

基于“制度-话语”研究视角,对1949—2021年农业转移人口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考察不同制度情境下政策话语转化为治理实践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受不同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农业转移人口政策经历了巩固政权的政治主导逻辑、发展经济的市场逻辑以及共享改革成果的社会逻辑的演变历程。政策制定者的情境认知与官方传媒和大众知识结合,建构了农业转移人口“非法流动者”“农民工”“新市民”的社会身份,并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化为与之对应的城乡分治、城乡二元以及城乡一体的制度安排,与嵌入其中的政府治理行为共同促成农业转移人口严格管制、规范化管理以及包容性治理的历时性治理变迁。     

从社会排斥到社会融合：北京市流动人口政策演变

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逐渐成为全国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北京市流动人口政策经历了从社会排斥到社会融合的演变过程。由于北京市流动人口融合政策刚刚起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处于低水平阶段。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成为北京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基本目标。建议重点排除流动人口的融合障碍,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并加强流动人口融合政策的监管和全国性协调,提高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水平。     

基于“价值链-政策工具”框架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分析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矛盾的凸显,如何通过政策优化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通过建构“价值链-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选择近10年中央层面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试图揭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工具的运行规律及其偏好,并提出政策路径优化建议。研究表明：在政策工具使用上,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存在内部比例不均衡或不足情形,偏向于环境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比重较低;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政府负责,市场配置、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等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格局尚未形成。为此,应提升政策工具使用的均衡性,完善政策监督评价机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市场、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网约车改革实践如何形成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基于政策学习与社会学习的双维度分析

在治理和政策成为理论与现实相连接的两大议题之时，中央和地方治理主体是如何通过与市场、社会保持某种互动性学习而不断推动政策变迁的？根据网约车改革实践提出基于政策学习与社会学习双维度分析的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在政策学习维度，网约车改革作为一种调适性合作机制，中央政策制定通过给予地方自主性上的“留白”空间，尊重地方意愿，撬动市场力量，凝聚民众共识，提升了政府决策能力，使得政策学习常态化，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路径锁定。在社会学习维度，网约车改革作为一种策略性反馈机制，中央政策制定对平台公司既有运营模式进行重塑，地位合法化使得其行为更加规范，民众对市场更有信心，对政策更加认同，社会学习与政策学习并存成为必需。在两个学习效果测量上，基于效率水平和人本价值二维特性，政策学习在央地、央市、央社、地市、地社，社会学习在市央、社央、市地、社地、社市五大学习主体上均表现出不同的学习水平。最后指出，治理依托政策，政策反映治理，未来需要从政府与市场、社会双向互动的学习视角出发，迈向更多的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解释。     

流动人口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水平的区域差异研究

采用2013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调查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与的区域差异。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流入地区的经济越发达、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福利水平越高,则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参与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参与存在明显的圈层,跨越的行政区划越大,越远离流入地的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险参与概率越低;流入地区与流动范围之间存在互动作用,两者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参与状况。     

房价与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一个社会融入的视角

人口增长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已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曾被称为“超生游击队”，但近年来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下降明显，探寻他们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紧要而迫切。使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从社会融入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房价、城市购房与流动人口二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房价上涨通过提升流动人口收入和降低失业风险渠道对流动人口生育第二胎的总体意愿产生了积极影响，呈现一种“财富效应”；城市购房对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城市购房会削弱房价对再生育意愿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地，社会融入程度可以调节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对房价上涨的敏感性，这意味着高度城市融入的人口的生育意愿更容易受到房价的影响。从结论出发，提出实施“生育友好型”住房政策建议，保持房价和经济平稳的同时不断减轻城市新移民住房负担，从而提高流动人口乃至常住居民的生育意愿，这也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实现“共享发展”的应有之义。     

社会治理政策扩散驱动力研究——基于网格化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

【目的/意义】中国社会治理政策实现了由地方创新向全国推广，此类政策扩散过程中的驱动力及其扩散机制还不明确，其他类型政策的研究结论并不适用。【设计/方法】基于2000～2020年网格化管理政策的省级扩散数据，将事件史分析法与面板回归分析法相结合，分析了社会治理政策的微观扩散驱动力和宏观扩散机制演变。【结论/发现】一项社会治理政策，在中央政府倡导前，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驱动力是效率逻辑与规范压力；在中央政府倡导后，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驱动力是中央政策确认带来的科层压力；驱动力的转换促成政策经历“地方创新—有限水平扩散—深入垂直扩散”三个阶段的机制演变。研究结果不仅为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驱动力与机制演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厘清了政策扩散理论对中国制度情景下不同类型政策扩散的应用边界。     

税收负担、地方政府竞争与污染治理——基于面板PSR-熵值-Tobit模型的实证

基于污染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和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污染治理水平综合指数进行极值熵值处理，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探究税收负担和地方政府竞争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中国污染治理水平呈现出“阶梯状”逐年上升的演变趋势；分地区看，四大地区污染治理水平非均衡性特征明显；污染治理压力、状态、响应三大子系统分别呈现“快速攀升”“平稳发展”和“波浪形升降”的演变特征。不同统计口径的税收负担对污染治理水平的影响效应不同，其中，宏观税负、狭义环境保护税税负抑制了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广义环境保护税税负促进了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后发现，地方政府竞争不利于污染治理水平提升，且税收负担对污染治理的影响受到地方政府竞争的制约。文章从健全绿色税收体系、落实排污许可制、优化地方政府竞争等角度提出提升污染治理水平的政策建议。     

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在微观的农业改革实践中,村社组织发挥集体统筹优势,采取“社区本位”的原则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解决了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难题。实践中“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赋予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的制度空间,村社组织提供多元主体需求整合和利益协调的组织基础,二者共同奠定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社会基础。此外,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得以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社会-市场的协同治理营造的社会生态。该社会生态的形成主要依赖政府的农业经营改革氛围营造与物质基础改造、村集体落实地方政策的“社区化”调适和农业服务市场的竞争与发展。因此,在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的农业强国建设过程中,政府需要重视发挥村社组织的能动性和统筹优势,更需要重视营造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生态,为村庄发展和产业兴旺奠定良好的基础。     

政治向心与政策协同：家庭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保障机制

当前年轻人的“不愿生、不敢生”生育顾虑是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体现，这必然要求以更为宏观的视角理解生育支持政策的人本内涵，并以整体性的政策组合为公众的生育意愿调整创造友好的文化与制度环境。针对现有生育支持政策缺乏协调性、相关性和整体性的问题，需要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运用政治向心和政策协同的交互逻辑：一方面是向心逻辑的引领，主要表现为在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政治向心凝聚各方力量，整合多元诉求，建立和完善“上下互动”的协调机制和运行机制；另一方面要以政策协同为基础，加强不同部门和相关主体在政策上的协同治理，具体包括积极生育支持的政策内容协同、政策机制协同和政策工具协同。只有政治向心和政策协同统筹推进，才能最大限度保障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     

福利治理：理据甄选、概念界说与价值取向

合理且有效配置受经济与政治限制的福利资源以满足人类需要,一直是世界各国福利治理的重大议题。福利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应对福利危机的“去福利国家”环节中发展演变而来的社会产物。在福利政策实践中,新社群主义、“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其内在的学理支撑。依循福利治理的生成过程和运作逻辑,表现出治理主体多元性、多元主体间关系的网络合作性以及分权化、准市场化和社会化等多重特征。秉持平等、民主和多元性发展原则,福利治理的价值取向从“个人主义”转向了“集体主义”。     

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几点争论——在“时间—空间—群体”维度上的探讨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对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理论中有关融合主体异质性与融合趋势之间、自发性融合与建构性融合之间、小群体认同与社会大认同之间、阶段论与多维平行论之间的相关争论进行梳理,探究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形成机制和演化过程。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看作是一个在"时间—空间—群体"维度下连续性的社会构建和客观演变过程,有助于我们通过着眼于"人与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来践行"人的融合"的发展理念,有利于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适时适度地对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融合过程进行干预。     

当代农民工社会公平感：一个#br# 经济社会学分析框架

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资源分配感觉是否合理即社会公平感高低对社会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入手,将社会经济地位分解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将社区融合分解为社区认同、社区交往、社区参与三个维度,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社区融合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均有影响,社区融合的三个维度对农民工的公平感均具有统计显著性,即农民工的社区认同度越高,与本地居民交往越频繁,向社区组织提供意见或建议的频率越高,公平感就越强。文章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提升农民工社会公平感和增进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的对策和建议。     

黏合性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

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根据帕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分类,本文将黏合性社会资本操作化为社会组织参与和社区活动参与两个变量,并探讨了它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影响。文章使用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人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黏合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的确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与社会组织越多,80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越强,但对90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则没有显著影响;社区活动参与越多,80后和90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均越强。这体现了黏合性社会资本在团结农民工、凝聚人心和增进社会融合方面的促进作用,同时社会组织在90后农民工中的吸引力不足也应该引起重视和思考。     

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的政策与反思——基于27 份省级政策文本分析

以27 份省级的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文本为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按照“治理要求”、“治理任务”、“治理步骤”和 “治理措施”四个维度，进而形成编码表并归类政策文本的具体内容。借助NVivo-12 质性分析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处理，进而 探究地方政府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文本的内容结构及其存在问题。研究发现：治理方案趋同性强、地方性不足；治理过程 泛化、对治理的现实问题认识不够；治理周期迅速、但治理效果有待评估；治理措施系统、但操作性不强；治理主体多元，但协作 水平不高。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方面的建议：重视地区差异，促使治理贴切地方实际；加强 治理措施的可操作性，细化分类精准施策；明晰前期整改结果，强化治理效果的后期评估；学习协同治理观念，提高多部门协作 水平。     

社会融合与流动人口网络信息需求的关系研究

基于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通过建立二元逻辑回归方程,从经济因素、社会网络因素及心理感知因素三个方面,分析了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合进程中对于信息需求的矛盾表现。研究发现,经济上的融合整体上促进了流动人口的网络信息需求,社会网络及心理感知因素的融合却不利于提升网络信息需求,针对上述矛盾从信息消费的结构角度给出了解释,并提出了社会融合进程中促进流动人口信息消费的政策建议。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笔谈——政府在农民工就业促进中的职能定位：问题与对策—以济南市为个案

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王亚南认为，农民工就业促进中政府部门的职能存在着缺少长效的综合的统筹协调机制，以及越位与缺位问题。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职能，建立各项协调机制；切实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培育和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专业服务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邱莉认为，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建设中重要的生力军，却得不到基本的身份认同，其社会保障存在严重的缺失；参与社会保险的比率普遍偏低、就业服务与职业培训普遍缺失、劳动权益缺乏保障、基本享受不到城市的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社会救助状况令人担忧，作者从社会结构的二元性、制度缺陷、政府管理和农民工自身因素等方面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蔡建民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成为新形势下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建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镇化战略的实际需要。实现城镇居民、农村农民以及流动人口三者之间的社保体系框架有机结合，是探索解决流动人口社保问题的最基本切入点。     

数字赋能与创新构建：打造更具韧性的城乡治理共同体

数字技术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治理方式变革成为提升城乡治理共同体韧性的全新范式。立足数字赋能韧性城乡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作用机制，提出“融”+“集”社会治理共同体、“促”+“提”经济治理共同体、“规”+“推”环境治理共同体、“控”+“管”应急治理共同体的多元创新框架。从以精细化为着力点，加强数字乡村部署；以信息化为推动点，赋能数字治理决策；以质量化为实践点，推动智慧农业转型；以持续化为发展点，构建城乡治理保障体系的角度，提出数字赋能打造更具韧性城乡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问题初探

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是全球性的现象，一个国家保持一定数量高素质人才的流动，是一种社会经济有活力的表现。当前，在我国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群，其中尤以“农民工”最众。本文在明确流动人口定义及类别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当前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形成原因，分析了流动人口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并提出流动人口治理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