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闻叙事的“受众转向”及其“诗学功能”的生成

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普通人参与媒介叙述的潜能得到释放，受众在新闻叙事中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从公共新闻到公民新闻的发展，使受众的新闻叙述控制权得到扩张。新媒体环境下普通受众参与的互动叙述从不同角度延伸新闻故事的情节线，使之成为一个开放性文本。“受众叙述”所具备的动态生成的特性，导致文本边界趋于消解，由此建构了新闻叙事的“全文本”。受众以“游猎”姿态展开新闻叙述，对主流媒体的新闻文本进行挪用、拼贴和戏仿，生成具有“杂交”性质的叙述文本，成为当下年轻世代新闻消费的“间接化”与“娱乐化”的重要表征。作为一种“生产者式文本”，受众叙述不再受制于新闻类别的“常规”，为新闻“诗学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更多可能，并在集体意义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

近年来,中国电影研究领域涌现出了“共同体美学”理论这一重要成果,其作为一种强调协作、互动和共享的理念,为跨媒体叙事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跨媒体叙事”理论与“共同体美学”理论交相呼应,一致强调整体性、互动性和共同性,但也呼唤独立性、个体性和差异性。将中国电影的跨媒体叙事置于“共同体美学”的视野下,从“叙事共同体”“想象共同体”和“参与共同体”三个方面进行概括分析,阐述了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的策略取向和发展路径。这些策略取向包括以故事世界构建为叙事表征、将故事消费视为产业基础、以泛娱乐的参与文化为传播策略等。这不仅反映了跨媒体叙事的可实践价值,也凸显了“中国经验”在共同体美学中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共同体美学和跨媒体叙事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的发展趋势,并呼吁中国电影回归本土实践和需求,以应对新时代用户对故事消费的高追求,实现共赢和共享的目标。     

元宇宙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危与机

元宇宙集技术集成、生存空间和数字媒介于一体,它将带来人、世界及其人与世界的互动中介的变革,形成不同于自然人的“智能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现实世界和不同于传统媒介的数字媒介。这些变革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自然人叙事主体面临“智能人”叙事主体的挑战,现实叙事场域主导的叙事思维面临虚实融生叙事场域主导的叙事思维的挑战,传统叙事媒介主导的叙事方式面临数字叙事媒介主导的叙事方式的挑战。积极主动应对元宇宙给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带来的挑战,构建不同存在样态叙事主体的协同叙事、新叙事思维引导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和数字媒介支持下的沉浸式交互叙事,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化“危”为“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活着》的叙事美学追求

《活着》不但意蕴丰沛,而且在叙事美学方面,亦提供了一种范式.《活着》具有典型的双重叙事结构,不仅产生了两个叙事者,还由此引入文本的叙事视角和故事的叙事视角,这就使得“我”和“富贵”在互为“他者”中,以“我”的“串场”的形式进行了视角的转换,在让文本得到“冷处理”的同时,也使故事的悲伤经过“时间”的淡化;小说还有独特的故事情节,不论在文本的叙述,还是故事的叙述,以及人物的情感方面都遵循一种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状态,使小说的叙述张弛有度;此外,作者采用交错的叙事时间,使得叙事顺序和叙事时距及叙事频率恰到好处地安排在小说之中,达到一种非凡的叙事美学效果.     

“故事世界”的三个面相：跨媒体叙事、书写模式及其资本生态

故事世界越来越成为叙事的核心要素。故事世界的建构突破了经典叙事学中“故事-话语”的二分模式,形成由多种媒介形式共同作用的跨媒体叙事,同时每一种媒介形态的作品都对理解故事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事世界并非制作者自上而下的单向建构,而是制作者与读者双向互动、共同营造的产物。故事世界双向建构的特性使得对其的营造并不局限于审美层面的考量,故事世界筑造的背后还体现着复杂的资本生态。媒体公司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构建了宏大的故事世界,粉丝消费者则在激情的驱动下对故事世界进行扩展甚至改编,双方力量集合于同一场域中难免出现或明或暗的斗争。     

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及其当代意义

法律叙事的文学化广泛存在于本土法律话语体系之中,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文学叙事方式与德治教化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的重要话语特色。从源头而言,《诗经》的结集本身就具备法则性的功能指向,汉代“以《诗》为法”确定了《诗经》的法源地位。“哀矜”与“仁”“恕”的结合,完成了“诗性叙事”情感因素的伦理化转换,情感与修辞成为法律教化功能实施的重要手段。随着叙事文学的不断发展,案例和判词中的“故事叙事”取代“诗性叙事”成为更显著的叙事方式,甚至成为传统社会民众接受法律的重要途径。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并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新的启示。     

论小说反讽叙事的美学功能

小说反讽叙事作为小说中的一种非直陈式叙事方式,注重以与作者相“间离”的叙述者讲述故事,营构婉曲的多重叙事视境,从而使文本具有一种隐幽委婉的含蓄美;并且注重将两极悖立因素构成相互对比,在悖立状态中形成巨大的艺术张力;而在其委婉的外表下,反讽叙事所体现的又正是作家对世界深邃的洞察力与自信的心态,因此而呈现出一种“清澈见底”的消醒澄明的视境之美。     

物类·物证·故物·物产：传统技艺与空间叙事——以当代成都蜀锦展示为例

本文在文化批评“空间转向”烛照下，以当代成都蜀锦展示为例，从空间叙事剖析传统技艺的当代生存样态。在区位配置、路线的身体规训、前台公开展演和后台私密生产等空间叙事策略下，“蜀锦”分别被塑造乃至强化为四类文化形象：其一是作为传统文化认同下的物类——“文化符号”；其二成为地方历史建构中的物证——“文化遗产”；其三成为官方认证、商业推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共谋下的故物——“文化资本”；其四作为传统匠人在传承自觉下的物产——“劳动产品”。由此透视资源分配不均的技艺传承生态与传统符号的失落现象。     

历史叙事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

在中国传统叙事中 ,历史叙事无疑占有统治地位。历史叙事中的“杂述” ,使其逐渐偏离正史叙事 ,在与小说叙事相沟通的叙事发展内在规律支配下 ,一旦有外来的成熟叙事因素作为催化剂的加入 ,小说叙事就从历史叙事中脱颖而出了。发生于唐代的小说的兴起 ,也是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     

背景性知识与中国故事实践叙事的进路

背景性知识(也称实践性知识)能够促进受众对事物的理解。中国故事的实践叙事作为一种地方性叙事具有普遍性和独特性,从叙事者、叙事对象和受众三个方面分析实践叙事的微观具象叙事。实践叙事具有“问题视域”,叙事主体和叙事的接受主体都应带着问题向故事资源/文本提问,呈现和总结中国实践、世界实践和人民实践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和经验。中国故事的实践叙事应具有人民史观、国际视野和中国立场,通过实践叙事促进受众对中国故事的理解和对中国发展实践的认同。     

叙事：作为一种成人学习方式

叙事不仅可以作为传递日常生活经验的交往方式和科学研究的方法,还是成人反思与理解自我生活经历的一种学习方式。叙事的教育价值在于,叙事可以促使成人走向一种反思性生活,帮助成人获得自我认同与生活意义,最终引导成人成为终身学习者。由于生活环境、语言习惯、自我需要等因素的影响,成人会交替使用“时间性”叙事、“主题性”叙事和“创造性”叙事等不同类型叙事来实现预期的叙事目的。教学要想促进成人的叙事学习,需要转变叙事观念、凸显主体经验及运用多种形式,让成人成为生活故事的反思者、体验者和书写者。     

从多元到单一: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变迁

在早期革命文学中同时并存“解放”叙事与“革命加恋爱”式的情爱叙事两种模式,前者淡化现代革命的“自由”理念而专注于“解放”诉求,以“阶级性”为核心并彰显阶级对立与斗争,最终走向革命暴力展示;后者则试图在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革命冲动与情爱追求的冲突与互动中去表现人,从而在主题上更加具有歧义性与复调性.“左联”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大批判”的方式清除了早期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情爱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通过对符合左翼文坛要求的作品加以及时肯定、赞赏的方式逐步将文学引导到既定的规定上来,“解放”叙事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情爱叙事.     

传统遗产研究与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对立叙事与协商

从叙事因果关系、反转及角色设定角度解读,传统遗产研究与批判性遗产研究之间存在诸多观点冲突.传统遗产研究视遗产为被保护客体,专家为行为主体,普通大众为对立者,讲述了骑士拯救公主的英雄故事,强调“人”与“物”(遗产)的紧张关系;而批判性遗产研究则把遗产地设定为工具,个人为主体,讲述寻找自我的旅途故事,强调“人”与“物”的良性互动.与“物”“人”关系相交织的,是二者对“中心”与“边缘”的讨论,体现为对西方和非西方遗产观念合法性的不同强调.尽管呈现出叙事对立,二者也开始协商如何平衡“物”与“人”之间既静态又动态的链接,以及国际与本土的对话.     

故事世界:跨越与互动——跨媒介视域下的数码叙事

跨学科性和跨媒介性是当下叙事理论发展的两个主要趋势.作为跨媒介叙事的一个种类,数码叙事与新媒介技术发展关系密切.新媒介为数码叙事文类的形成提供了技术支撑,改变了讲故事的方式,同时,这种文类也赋予媒介美学意义和艺术内涵.互动性和叙事性是数码叙事的主要特征.多元媒介间的跨越和多元主体间的互动构建了多维互动的数码故事世界,对它的诗性解读是数码叙事研究的主要动向,也是人类对可能世界中多种叙事可能性进行的新的考量.     

民间童话中的恐怖叙事与伦理困境——以“格林童话”与“林兰童话”的对读为方法

民间童话在传递真善美的同时包孕着诸多恐怖元素，其恐怖叙事指向故事的深层结构，再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黑暗印记与集体心灵创伤。“格林童话”和“林兰童话”两种文本对于恐怖叙事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在中西不同视域下展现了“恐怖”之于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在家—离家”范式下的恐怖空间、表征文化他者的怪物形象以及非理性的暴力事件，共同构筑了隐匿在童话中的恐怖世界。从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三个层面，可以发掘民间童话恐怖话语下的多重伦理困境：一是成人设置禁忌而儿童打破禁忌；二是善以恶的形式战胜恶；三是恐怖的删改与否关涉着“民间性”与“儿童性”的悖反。恐怖叙事中的伦理困境直接指向童话故事的本质内涵，对于恐怖叙事的伦理学思考推动着儿童文学进一步开拓新的审美疆域。     

功能局限、关系嬗变与本体反思：人机传播视域下ChatGPT的应用探讨

文章基于功能、关系与本体的HMC研究框架，对ChatGPT的应用及影响进行反思与探讨。从功能维度看，ChatGPT以“拟人际传播”的形态发挥部分人际传播功能，却无法替代人际交流，其可以无限靠近“拟人化表象”,但仍具有不可克服的固化模式与不可控偏向的风险。从关系维度看，ChatGPT生成的人机关系类型能够提供人际传播无法达成的使用满足，也将扩大伦理风险；AI的社会行动者属性仅存在于现象层面，与人类行动者具有本质差别，人机传播并不能真正实现主体间关系；人机传播对平台的赋权将加剧数字隐私风险和对用户的控制力，形成“人—AI—平台”三者间的多向控制关系；人机传播以及更大范围的智能传播生态正在构建全新的网络传播逻辑，预示着未来社交媒体文化的终结与连接逻辑的嬗变。从本体维度看，逐渐走向通用人工智能的ChatGPT要求对人的价值在哲学层面进行重思，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人与机器将走上双向影响、边界消融、互为尺度的未来。     

游戏现实主义：“第三时间”与多异性时刻

虚拟现实到达元宇宙时段，人类就可以自由地以“游戏的方式”沉浸在个人生活经验中。数字文化的多样化、社会交往的游戏态、虚拟现实的真实性，令现实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紧密关系受到威胁。东浩纪“游戏现实主义”学说，虽存在理论的裂缝和逻辑的抵牾，却启示我们思考现实主义叙事中的沉默阅读者转变为自主行动者的玩家问题。在这里，现实主义的故事时间、叙事时间失去了主导性，阅读时间——第三时间得以拯救。现实主义叙事的精神引导，被游戏现实主义的感官引导取代；一种由行动主导的意义生成方式浮出水面并成为其核心。游戏现实主义显示出对世界物象进行任意装置的可能性。玩家不再是从中探究世界物象背后的深度内涵，而是置身于世界物象本身，成为一种多异性的“主体”:“我——一个单边引号的主体。     

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

小说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一个或者一系列的故事。小说要叙述故事,那必然要有一个进行叙述的主体。在小说叙事领域,与小说有关的主体有作者、隐含作者、人物、叙述者等。作者是写作作品的主体,他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隐含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没有声音,归根结底是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第二自我。小说文本中某些人物的讲故事看似是叙述,实际上这只是发生在文本内的故事世界的行为,也即人物和他讲的故事最终也只是被叙述的客体。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既然叙述者具有叙述行为,对于小说文本而言,自然应该是小说叙事中承担叙述的主体。     

叙述者与作者的合与分: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在传统小说中,作者不仅是作品的创作者,也被看作小说中讲述故事的叙述者,二者合而为一。伴随着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叙述状况出现了变化,逐渐由二者的合一到二者的分离。考察中西叙事作品中作者与叙述者合一的叙述状况及分离变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它成为更好地理解小说创作与小说分析的一条重要原则,并构成当代叙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     

论底层文学的身体叙事

近年来,身体叙事在底层文学中大量出现,底层身体的受难成为底层文学中的主要景观,创作者借此抒发道德上的同情,探寻新的美学策略.分析近年来底层文学中出现的身体叙事模式,可概括为:强健一冲突一毁灭.在底层小说中,受难的身体作为文本符号,具有一种公共性,成为作者情感体验及个性体验之外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