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数字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文章基于2013—2021年我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劳动收入份额与共同富裕三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且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城市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强,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城市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弱。机制分析表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是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呈现非线性递增特征。     

劳动收入份额及其变化趋势

准确测算劳动收入份额是揭示中国国民收入功能分配格局的必要前提。本文基于广泛存在的未被观测经济视角,提出了一种测算劳动收入份额的新方法--“两系统平行测算法”。基于全国和区域两个维度的重新测算表明,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基本上维持在50%以上水平,并未大幅低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变化规律并非一味地下降而是呈现典型的“倒U型”走势。系统分解结果进一步显示,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是正向的GDP系统内效应和正向的NOE系统间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则是相对微弱的NOE系统间正效应无法抑制相对强大的GDP系统内负效应的结果。     

劳动收入份额对个人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影响分析

中国基尼系数上升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具有高度相关性,但两者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以及影响的正负性,还需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来证明.文章建立了劳动收入份额与个人收入分配标准差变异系数的理论模型,结果证明两者具有相关关系.利用ADF单位根检验和Engle-Granger协整检验方法对中国2000-2015年基尼系数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通过ADF检验,说明劳动收入份额与个人收入分配负相关,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降低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该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通过偏微分分解发现，在科研人员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而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科研资本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U”型影响，而直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     

基于人口集聚视角的人口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劳动收入份额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环节中的重要问题,关系到初次分配的公平程度和经济发展质量。威廉姆森假说表明适度的人口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过度集聚反而会导致人口结构恶化,抑制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为探究中国人口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创新性地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采用世代交叠模型进行理论机制分析的同时,结合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港澳台外)2000—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和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是否会受人口集聚效应的影响,以及沿海与内陆地区变动规律的差异。研究表明：人口变动过程中存在人口集聚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人口自然增长可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但人口密度高于门槛值时促进作用明显减弱;人口净迁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倒U型,人口密度高于门槛值时促进作用转为抑制作用;老年抚养比提升会抑制劳动收入份额增长;沿海和内陆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规律一致,但沿海地区人口集聚的门槛效应更加明显。从人口变动视角出发,有助于为中国统筹提升各地劳动收入份额,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建议。     

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的实证

文章基于产业结构升级中介视角,以2015—2019年中国31个省份为样本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效应来看,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地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表现出规律性的区域异质性,促进作用强度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从中介效应来看,在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25.17%,即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最强,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弱。     

数字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

文章采用2012—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这一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创新创业能力较强地区与西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经济能够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间接促进本地区与周边地区共同富裕,且这一作用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影响机制

文章对数字经济影响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探讨,并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影响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效果。结果显示：（1）线性影响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作用效果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区域异质性特征。（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并且二者的中介作用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异。（3）非线性影响分析表明,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先增强而后又有所减弱。与此同时,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持续增强。     

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正成为经济复苏的新动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探究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293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集，验证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探讨盗窃犯罪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证明，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区域盗窃犯罪率进而实现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消费者的出行安全进而影响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基于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旅游发展基础设施差异展开讨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旅游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表明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建设能弥补旅游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地理位置和市场劣势，提升旅游吸引力。此外，旅游资源禀赋越高的地区，其数字经济的发展越能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水平，表明旅游资源禀赋是决定区域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其带来“锦上添花”的作用；而旅游接待能力越弱的地区，其数字经济的发展越能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水平，数字经济与旅游接待能力之间存在互补效应。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基于流动资本的视角,新古典要素分配模型中引入融资约束,分析了企业流动资本约束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进一步建立相应的计量模型,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融资约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与流动资本紧密相关的内源融资约束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尤其是对于非国有企业表现更为明显;外源融资约束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则可能减少企业流动资本的挤占,从而增加劳动收入份额;企业垄断能力的变化及其实收资本中不同所有制所属份额,都将显著改变融资约束影响要素收入份额的程度。     

工资扭曲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

文章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资扭曲指数进行了计算,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市场存在的工资扭曲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贸易开放导致的资本强势以及所引进的技术是劳动节约型的,这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外资的流入通过负向的工资溢出效应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较强的融资能力,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较高的人力资本,议价的能力越强,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正向的作用;政府的财政支持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由于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的替代关系,资本深化抑制了劳动份额的提升。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及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在测算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四个核心产业大类的增加值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空间条件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的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动态。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值为1165.07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9%。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区域差异较大，基尼系数呈现“V”型变化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存在极化现象和空间效应，东部地区省份呈现高低集聚态势，中部地区省份呈现趋同态势，西部地区省份呈现极化态势，东北地区省份则呈现高低差别化稳态分布。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一类高融合性、高协同性、高成长性、高科技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立足2009—2021年中国10个国家级城市群面板数据,借助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政府治理转型均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要素市场化、政府治理转型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不同数字经济类型对各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在空间层面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趋势。相比于大型城市,中小城市要素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偏小。另外,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存在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即跨过门槛值后产业数字化方可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提出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布局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机制、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的建议,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     

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非平衡性与动态演进

文章在测算2012—2017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基础上，采用区位熵对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使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的动态演进历程、地区差异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多数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从演进历程来看，东部地区呈现集聚度减小趋势，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度上升趋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分化程度有所改善，但整体分化格局并未扭转，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产生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空间分布情况较为稳定，东部地区沿海省份呈现高值集聚，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呈现低值集聚，少数省份异军突起，与邻近省份表现出极化效应，呈现高低集聚趋势。     

外资对区域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日益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严峻性不仅表现在宏观总量上失业人数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而且还反映在区域就业分布的极度不平衡,影响就业的因素有很多。本文着重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区域就业增长的不平衡性和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因果关系,外商投资对于中国的区域就业影响短期效应不明显但长期效应结果较明显。     

技术进步偏向下家庭债务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

文章构建两部门模型诠释技术进步偏向下家庭债务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及其机制,并在测算1997—2017年中国技术进步偏向的基础上,考察家庭债务规模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样本期内中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当资本偏向型特征很强时,家庭债务扩张导致自身的劳资议价能力降低,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放大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在鼓励技术进步的同时,应加大劳动收入保障力度和培训投入,提高劳动要素收入占比,促进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就业与国家经济安全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性问题.经济理论研究证明,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有着负相关的关系,没有就业增加的经济增长就没有实际价值.居民对未来经济形势的信心度首先反映在就业方面,不能……     

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长江三角洲数据的实证

文章基于长江三角洲2011—2021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及其不同维度的影响，并探究区域一体化是否具有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三个维度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数字经济既能直接促进共同富裕，也能通过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文章基于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利用我国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创新能力、人力资源禀赋、信息技术水平在两者之间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据此，应从加速数据开放进程、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打造区域创新环境三个方面予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