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根本性议程与中国式治理民主

中国式治理民主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政治内部性演变的概括，是由中国的国家根本性问题与根本性议程所决定的。人类是在不断解决面临问题过程中发展的。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是指国家进程中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为解决根本性问题而设置根本性议程，即为达到一定目标要完成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不同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及其根本性议程不同，民主形式会不一样。古希腊小国寡民城邦制产生民主制。对于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公共权力的统一性成为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以君主制解决统一性成为国家根本性议程。在君主制下，为了长治久安，在治理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民主因子，从而使得中国的君主制具有极大韧性。近代以来，国家的统一性受到极大挑战，民主制取代君主制。在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根本性议程。民主是根本性议程应有之义，传统治理民主因子提升为现代治理民主形式。它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治国理政的全过程都要体现人民意志；二是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之中，依法行使人民民主权利。国家根本性议程决定了中国不会，也不能采用通过选举实现政党轮替的西方民主形式。     

新时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国际议程设置

中国在提升国际文化话语权的过程中,国际议程设置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在分析文化对外传播国际议程设置的理论逻辑基础上,从实力基础、价值支撑、内在意愿、国际环境四个方面论证了中国设置国际文化议程的多重机遇,从议题的选择与设计、议程切入过程以及外部环境分析了当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国际议程设置面临的现实阻力。新时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应目标明确,通过设计敏感性、显著性及针对性强的文化议题、扩展议程切入的渠道、在文化议题上进行广泛的利益动员等路径提高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     

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基于议程设置的视角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的日益蓬勃发展,呼唤创新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考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如何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借助议程设置理论构建一个“提出政党外交议题—以政党外交渠道传播议题—推动政党外交议程制度化”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是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提出议题、主导创建政党外交机制传播议题、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竞争的重要渠道和手段。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既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外交过程,也是一个可划分为数个有先后顺序、有彼此关联步骤的过程,更是一个可过程化、多维度考察的对象。     

媒介知识分子:公共性与议程设置

公共性作为大众媒介与知识分子的共同属性与品质,其消亡处境也是二者在当今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在自主性屈从于媒介逻辑,普世关怀拘囿于专业知识,公共关怀受制于固有思想的情形下,媒介知识分子作为媒介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现象,需要从媒体自身规律着手,并保持知识分子的理性,通过对话影响媒介议程设置,并将精英知识转化为公共理解力,以重新唤起其公共性品格。     

媒介议程设置与美国外交决策

媒介议程设置是美国媒体对其政府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将对媒介议程设置的理论基础和议程建构过程作深入分析，并且从总体上分析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共生关系，以指出媒介议程设置背后真正的主宰乃是美国政府而不是其媒介。     

媒体议程设置及其传播影响力：以“双百”评选活动为例

在全国开展的“双百”评选活动,引起新闻媒体大量的宣传报道。“双百”评选是一次媒体议程设置的成功范例。“双百”评选中议程设置的特点是：政策议程引导媒体议程,强调“议题同构”,重视各类媒体的联动,突出“公众议程”。“双百”评选的舆论引导也相当成功,开始时设定报道主题和基调,过程中强调主流媒体的引导功能,并且注重不同“舆论场”的有效融合。     

“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转换逻辑及实现路径

“三社联动”面临“四个不够”问题，“五社联动”应运而生。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转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这种转换不仅是一个数量的变化，而且也是治理逻辑的深刻变革。其在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资源四个方面都有所变化，由此形塑的社区治理模式也有所深化。深层次看，“三社联动”秉持二分逻辑，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产物，目的是促进政社互动。“五社联动”秉持三分逻辑，是“国家-社会-个体”关系的产物，注重激发居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能够更好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解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为实现两者的有效转换，需着力解决好“联什么、怎么联、如何动”的问题，关键是要利用治理技术完善联动结构、健全联动机制，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     

公共政策议程研究的成果、限度与发展走向

行为主义的兴起和公共政策研究范式的转换使公共政策研究开始关注公共政策议程,学者从公共政策议程设定的条件及影响、公共政策议程设定的运行过程与发展脉络、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模型建构和实证研究等角度,对公共政策议程开展了深入研究,但现有研究的视阈较窄,工具主义研究色彩浓厚,跨学科的互动整合、创新性、本土化、实践性研究不足。未来本土公共政策议程研究,应揭示公共政策议程设定与当代中国治道变革的演进轨迹,通过公共政策议程研究总结阐释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一般规律及分析框架,立足实践探索应对政策环境变化的技术与方法,为从始发阶段优化中国公共政策过程和政策研究的科学化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

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往往不得不对优先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什么人影响了议程的设置?本文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重点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有助于我们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党建引领与社区应急治理的双向赋能：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增强和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现有研究多探讨一般意义上和日常状态下党建对社区治理的引领,对应急状态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和这一过程对党建本身的促进作用关注不足。在阐明党和社区在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过程中“双向赋能”逻辑的基础上,文章立足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应急治理中的结构功能优势,结合应急防控中的“党员先锋队”案例,勾勒了这一逻辑在应急情境下的运行机制框架。应急状态下党建与社区治理的双向赋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总结其经验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优化社区常态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当今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公民参与则是民主政治演进的必经阶段。笔者基于王绍光的六种政策议程设置模式，讨论了当前我国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公民参与的途径、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主要从立法、政府和公民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社会建构逻辑——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旨在揭示某些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背后的动力机制.传统研究秉持客观主义取向,忽视了社会问题与政策议题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建构属性.通过社会建构论视角的引入,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将涉及“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政策议题”三个阶段,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主观诠释与意义赋予的互动过程,意义竞争的获胜者能够最终进入政策议程.以话语为媒介,从行动者、情境和策略三个维度来考察我国贫困地区学生营养改善议题的社会建构逻辑,体现出结构与能动要素、宏观与微观视角的结合,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得以颁布的因果机制.     

微议程、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论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重点的转向

随着新媒介逐渐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新的媒介环境正逐渐构建起来,由利益或兴趣聚合起来的个体和社群,形成微议程,已成为议程设置不可忽视的显性要素。我们假定,个体和社群通过微议程,或直接影响公众议程,或与大众媒体议程进行互动博弈,间接影响公众议程。我们将其作为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的着力点,关注特定个体和社群的意见指向,研究微议程形成过程对大众媒介和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分别探讨了微议程的提出背景,微议程的界定,微议程的影响等,最后形成了微议程影响下的议题显要性转移图示。     

试论我国媒介议程设置呈现的新特点——以国内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报道为例

本文对大众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进行研究,以媒体报道有关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人民代表大会的议题设置为案例。对当今我国媒体的议程设置所呈现出的特点进行个案分析和研究。从有关议题的同构、导向需要、属性议程设置以及各媒体之间的联动等几个方面,对目前我国媒体的议程设置所体现出的特点进行了梳理和展示,目的在于对我国媒介日后有关新闻人物和事件的议题设置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试点治理的逻辑：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试点是探索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具有试验、扩散等多重治理逻辑，且因内嵌于国家行政体制而呈现出多层级治理结构的制度特征。试点制的试验逻辑体现在因地制宜、探索经验的试验阶段；扩散逻辑则在总结经验、复制应用的推广阶段。试点治理具有“机制—制度”的双重特征，多层级—分阶段治理模型旨在凸显试点中“中央—地方—基层”的多层级治理结构及其具体运作机制，其中，纵向呈现治理结构，横向隐含治理逻辑，互动过程由各类运作机制构成。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可以作为验证该分析框架的案例。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典型，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拥有“试点中试点”的完整治理过程，展现了试点治理背后的多重治理逻辑及相应的治理机制。试点治理也存在失败的风险，推广试点成功经验的有效性以非试点区的治理情景和治理资源为前提条件。     

网络时代的媒体议程设置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力是绝对的。但是,这一结论仅适用于网络媒体还没有出现的前网络传播时代。由于网络的出现,传统媒体绝对掌控公共话语权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媒体出现后的媒体议程设置与受众议程设置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全新的关系。     

均衡性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特定逻辑

“均衡性治理”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运行逻辑及导向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出于保持和维系这一均衡性的考虑,一系列对照于正式制度设置的“准正式”治理机制和工具应运而生,并随之带来了各种衍生性影响。以这一逻辑认识为基础,可以把中国治理实践中分散于不同领域、以不同形式呈现的一系列重要的“悖论式”现象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进行阐释。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基层治理适应性创新探究——敏捷—韧性治理模式的逻辑进路与实现路径

数字化变革及其伴生风险,给基层治理体系优化和治理能力提升带来巨大压力和新的挑战。如何将数字治理的技术优势与政府治理的制度优势相融合,破解传统治理模式的适应性困境,是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敏捷治理理论和韧性治理理论构建敏捷—韧性治理模式,并从适应性结构、过程和功能维度进行适应性创新框架分析得出结论：在结构维度,强化治理结构多元化、业务事项标准化和治理业务平台化的适应性创新;在过程维度,注重应急态的敏捷应对、后常态的危机恢复与调试学习、常态化的韧性规划和韧性建设;在功能维度,开展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技术的适应性创新。同时,设计基层治理能力提升路径、资源与平台整合路径和组织文化变革路径,实现组织在复杂风险和新技术环境下的动态适应性以及创新绩效的达成。     

电视新闻传播参与危机协同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新闻1+1》疫情报道为例

现代社会危机管理体系中,电视新闻传播已经成为国家应急管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央视《新闻1+1》作为传播观点和思想的权威新闻言论节目,快速反应、独家采访、理性解读,协同政府在危机治理的进程中实现议题共振、议题衍化,发挥了主流媒体在重大危机事件传播中一锤定音、引领方向、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以疫情期间《新闻1+1》107期节目为研究对象,以斯蒂文·芬克的危机传播四阶段为框架,分析《新闻1+1》通过议程设置、舆论引导达成的危机协同治理功效与舆论引导力度把控,同时发现节目在危机预警、监督议程向度等层面的不足,建议完善媒体应急联动机制、提升宏大视野、强化专业主义精神,形成媒体参与政府危机协同治理的最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