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下媒介接触、社会信任与政府质量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实证分析

网络社会中民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接触可能对社会信任产生复杂的影响,社会信任已成为公众媒体接触与政府质量感知的中介.本文利用媒介议程设置理论总结出媒体接触对政府质量感知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影响效应和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2014年一项全国性“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官方媒介接触直接显著地影响政府质量感知,且官方媒介接触通过政府信任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影响政府质量感知,间接的中介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而非官方媒介接触一方面直接显著影响政府质量感知,另一方面却通过普遍信任的部分中介效应对政府质量感知产生消极影响,因间接效应弱于直接效应,总体效应为正.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SEM的政治价值观中介效应检验

关于互联网的使用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相关研究充满了混杂的观点和证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可以验证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个体的使用内容偏好,互联网的用户使用差异比技术效应更能解释个体的政治行为。这也证实了政治价值观是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政治参与的有效中介变量。其中,互联网娱乐性使用推动了公众从威权向民主的价值转型,并导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增长,而信息性使用显示出积极的政治认同效应,即政府借助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与政治动员,推动了更满意、更信任的政府—民众关系,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调和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而消解或减少个体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显示出我国政府互联网治理的积极效果。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公平感知、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司法信任——基于CSS2021数据的SEM分析

提升农村居民司法信任水平,对于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效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CSS2021年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公平感知对农村居民司法信任的影响,同时检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在对全国6 594份居民样本分析后发现,社会公平感知已构成农村居民司法信任的重要来源;机会公平感知对农村居民司法信任的影响明显强于结果公平感知,同时政治权利对机会公平感知的贡献程度较高;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居民司法信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社会公平感知与司法信任之间起着中介传导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通过长期性的制度建构,保障农民个体和农村经济组织的准入和竞争机会,同时通过多元手段有效培育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逐步提升农村居民对司法的信任。     

社会认知视角下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意愿"研究框架,探析村民的社会公平感与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引入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两个个体认知变量剖析社会公平感和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运作机理,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数据的分析,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村民社会公平感越高,其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越强烈;社会公平感并不直接影响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而是通过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双中介路径间接影响.此外,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比较发现,机构信任在村民社会公平感与乡村治理有序参与意愿之间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据此,提出建立村务公开公示机制、完善村务监督和法律机制以及构建村务民主协商机制等措施,以激励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     

社会资本提升了中青年农民的持续参保意愿吗?

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参保意愿决定着制度未来的养老保障能力和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构建了社会资本通过制度满意度和特殊信任影响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持续参保意愿的多重中介模型。基于2015年全国5省678份中青年农民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中青年农民持续参保意愿的直接影响不显著;社会资本通过制度满意度和特殊信任对持续参保意愿有间接影响。基于Bootstrap再抽样技术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在制度满意度、特殊信任及二者共同的中介效应中,制度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与二者共同的中介效应大小具有显著性差异,制度满意度与特殊信任、特殊信任与共同的中介效应大小没有显著性差异。本文为政府采取措施提升中青年农民持续参保意愿提供了一个新的政策视角。     

临时社会中的政府信任——兼论服务型政府中的信任建构

服务型政府是将信任作为所有社会治理活动基础和前提的政府类型,建立信任也是服务型政府管理活动中最为基础性的活动。然而,服务型政府所处的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临时性特征的社会。"临时社会"对服务型政府中的信任建构造成了困难,使传统的信任建构方式不再有效。临时系统需要一种快速信任,作为一个由许多临时系统构成的组织体系,服务型政府也需要建立起快速信任的机制。快速信任取决于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一致性,而这将意味着一场组织建构方式的革命。     

个体公平感如何影响政治参与意愿：——基于政治信任的分析

本研究在建构“结果—程序公平感”一致性矩阵模型的基础上,探讨了个体公平感对其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以及政治信任的中介作用。采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技术,本文对8635份有效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结果显示：当“结果—程序公平感”体验一致时,个体政治参与意愿随着公平感的提高而显著增强;当体验不一致时,个体政治参与意愿随着体验差异的增大而显著增强;同时,政治信任在两者的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个体公平感与政治参与意愿影响机制的认识、理解,也对激发多元主体有序参与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互联网对中国城乡居民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

互联网作为影响居民社会冲突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0),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城乡居民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冲突意识具有直接正向影响,还会通过社会公平感、政治信任感和社会信任感的中介作用对居民社会冲突意识产生间接影响。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在中国城乡区域人群中具有差异性效应。此外,少数民族居民社会冲突意识水平显著底下,与受教育程度和主观阶层认同显著相关。     

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将村民政治参与行为划分为高制度化、低制度化以及非制度化三种类型,并以CSS2017年和2019年调研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二项Logit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从政治效能感视角,分析网络使用类型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间的因果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村民使用网络社会导向还是娱乐导向的功能均能显著提升其高制度化、低制度化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中介检验分析发现,政治效能感在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强化村民数字素养的培训与提升,同时加强党员等政治精英的示范引领作用,并有效建立网络道德引领和法律保障机制,以此有效引导村民有序参与政治活动,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智能监控社会的形塑过程与机制

以新媒体平台用户的信息隐私为中心，考察平台用户隐私披露与让渡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对“智能传播时代的监控社会何以形成”这一重要议题的积极回应。分析发现，智能监控社会由个体、组织、平台与社会共同形塑，各层级均含有能够形成建构性力量与解构性力量的因素，智能监控社会的强度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对抗。个体因素是影响隐私披露与让渡的内在动能，用户心理层面的社交需要、情感支持、隐私计算与社会信任影响主动隐私披露；从众心理、便利需要、工作需要与生存需要影响被动隐私让渡。用户心理通过平台机制的作用后，可能导致广告骚扰、生活焦虑、媒体倦怠、安全风险等后果。互联网平台是监控社会维持的中枢层面，平台通过搭建“注册/登录”“社交/互动”“搜索/浏览”“交易/服务”4种主要场景来收集用户个人信息，并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的隐私政策、设计隐私政策呈现方式等策略使用户尽可能多地披露与让渡个人信息，最终将造成正当监控、强制监控、精准监控、动态监控、横向监控与麻醉监控等社会影响。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组织构成了连接个体用户与互联网平台的中介，其作用机制是将分散的个体进行整合，进而将个人决策上升为集体决策，将组织成员的个人...     

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以大学生网民为例

随着互联网力量的不断介入,公民参与的内涵和形式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本文以大学生网民为例,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定量分析了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有助于扩展大学生的公民参与。在网络空间,大学生的公民参与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参与程度最高的是网络信息获取行为,其次是网络信息表达与讨论行为,而网络行动的参与程度最低。研究还发现,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中网络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是正向的,但现实人际信任对网络公民行动的影响则为负向。     

媒体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警察信任

以往的研究较少关注到媒体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从社会公平感的视角探讨媒体使用和警察信任的中间作用机制,为警察信任的文化解释路径提供新的启示.中介检验结果显示,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中国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越低,进而降低了居民的警察信任;交互项检验结果表明,高公平感的居民使用传统媒体的频率越高,警察信任水平越高,反之,低公平感的居民使用传统媒体的频率越高,警察信任水平越低.中国转型时期迎来互联网时代,媒体在报道警务资讯时应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构建有利于个体提升社会公平感的媒体环境;同时,发挥新媒体、传统媒体主流渠道的传播优势,提升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促进警察信任,维护和谐警民关系.     

重访数字民主:互联网介入与网络政治参与——基于列举实验的发现

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普及对国家治理带来了革命性影响。学术界对此存在冲突性观点:乐观者认为互联网通过刺激网络行动主义和强化网络社会链接促进政治参与,而悲观者认为互联网导致网民日益区隔,网络去政治化削弱了政治参与。现有解释忽视了互联网介入方式在互联网应用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的联系机制,本文利用对中国网民的调查实验从个体层面检验了互联网介入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列举实验有效削减了政治参与测量的社会意愿偏差,凸显出中国网民比较活跃的政治参与状况。统计分析显示,互联网介入方式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关键变量,集体性介入显著促进网络政治参与,而个体性介入则有负影响或无影响。简言之,互联网普及并不会自动带来网络民主,只有集体性介入才可通过强化网络社会联系和信息扩散激发网络参与。     

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以澳门为例

本文以2010年对澳门居民的一项民意调查数据为基础,对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澳门,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但这种关系可能需要一定的条件为基础,而政府绩效可能是解释政治信任更为有力的因素。据此,更为有效促进公民政治信任的方法显然是改进政府绩效,因为社会资本这种长期力量很难产生立即的政治结果。但是,社会资本存量确实是能否短期内重建政治资本的重要因素。     

家长参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基于学生非认知能力视角

非认知能力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构件,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需要以此重新建构逻辑。探究家长参与提升学生非认知能力 进而阻断贫困传递的内在机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链式中介模型,探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参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学 生非认知能力四者间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家长参与和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学生非认知能力之间存在显著 的链式中介效应,两者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70.82%和10.95%,家长参与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直接和间接系数为0.37和0.042,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家长参与教育是学生非认知能力建构的基础性条件,参与方式应顺应学生个体特征需要,同时,需重视学 校、社区、家庭三方的教育互助。     

农民可持续生计与村民自治

利用CSS2017全国微观调查数据,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遵循“能力—意愿—行为”作用链条探讨农民可持续生计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我国村民自治的农民参与度严重不足;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影响效应最大,人力资本影响效应次之,社会资本影响效应最小,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力资本层面的受教育程度、政治知识和能力贡献较大,金融资本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不确定性,社会资本层面的社会网络具有较大的显著正效应,而社会信任显著性正效应较小;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任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影响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或遮掩效应,而政治兴趣中介效应量较大。因此,需要从参与整体现况、参与能力制约和参与心理意愿的维度提高村民自治中农民的参与水平。     

挫折经历如何影响公众安全感?——基于10个城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公众安全感是衡量城市公共安全状况和评价政府对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成效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基于“挫折-侵犯”理论和差异化的信任机制模型构建挫折经历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路径，采用“2019年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公众安全感呈现出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二维特征，公众遭遇挫折经历不仅会直接降低社会安全感，而且通过降低政府信任、政策认同和社会公平感，降低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政府信任、政策认同和社会公平感在社会安全感的影响路径中存在差异化效应，表现为政治信任的“对称性原则”和政策认同的“不对称性原则”。社会公平感成为挫折经历降低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的重要桥梁。因此，培育风险沟通机制，拓展政策信息获取渠道，增进公众的政策认知能力，构建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对保障公众的安全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探析——基于信任的视角 

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机制具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维系社会秩序、增进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合等功能。其中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分别构成人们身份建构的基础、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认同的基础。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加剧与社会利益分化,摧毁了传统社会信任结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转型时期的新兴特殊群体也因此陷入了人际信任缺失、组织信任匮乏与政治信任低下的裂痕之中。当信任的裂痕没有及时得以修复,新的社会信任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时,这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的困境。     

社会资本、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大学生创业意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对安徽省304名在校大学生问卷调查的数据,从网络规模、网络差异性和人际信任来衡量大学生社会资本状况,以创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采用分步回归的方法,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一方面会直接对大学生创业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另一方面,创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资本的规模、差异性及人际信任与创业意愿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