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评价与优化

评价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政策偏差与制度不足、提出优化策略,对于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提升公共危机治理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政策文本内容分析与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PMC）,以非典疫情防控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针对公共危机与社会保障核心特征,设计指标体系,定量评价中国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社会保障系统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优势与不足,提出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的建议。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能够有效保障民生并促进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具有一定优越性。但仍存在专项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缺失、政策内容预测性不足、政策工具组合的有效性低、政策主体权责模糊以及政策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通过加大专项政策制定力度、增强政策内容的预测性、提升应急响应政策内容的科学性与完善政策评估机制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     

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量化评价

以辽宁省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研究对象,结合辽宁省政策特点构建PMC指数模型,其中包括10个一级变量和38个二级变量.利用文本挖掘法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各级PMC指数并通过PMC曲面图直观反映评价结果.研究结果表明,6项政策中,4项政策为优秀级别,2项政策为可接受级别,整体处于优秀水平,所选取的6项政策呈现出内容更加多元化以及作用客体更有针对性的趋势特征.未来辽宁省应加强政策性质、政策级别和政策内容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以完善,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     

多源流模型视角下公费农科生的政策议程设置及路径探析

涉农高校承担着为乡村振兴培养农业人才的重要使命。本文通过梳理公费农科生政策的发展脉络,将公费农科生政策演化分为借鉴、探索、试点三个阶段,结合多源流模型理论,从问题源流（内部动因）、政策源流（外部动因）、政治源流（核心动因）构建公费农科生政策议程设置的动力机制,并在三种源流的基础上针对农科生公费培养政策提出建议：明确问题导向,从需求侧推进农科生教育;积极建言献策,推进部属涉农高校试点;动员多主体参与,树立正确观念,探索我国公费农科生政策优化和全面推广的着力点与发展路径,以期推动新农科建设,为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政策供给路径分析——基于北上广“三力作用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多源流理论构建“政治势能压力-政策网络推力-群众需求引力”三力作用模型，借助多变量交互作用清晰集定性比较方法，以北京、上海、广州3座超大型城市为案例地，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政策供给路径，以期为试点推广提供借鉴经验。结果表明，国家政策、组织领导变动、关联政策、平台搭建、门户网留言、舆情危机六个单因素变量中，国家政策与平台搭建一致性最高；北上广政策供给路径的机制模式不尽相同，北京市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政策供给路径主要推动因素是政治势能的压力作用和群众需求引力作用，上海市是政策网络的推力作用，广州市是政治势能压力作用、政策网络推力作用、群众需求引力作用耦合开启政策之窗；政策供给路径组态中广大群众参与度有待提高。未来应重视政策宣传及相关政策间的衔接呼应，提高政策间互补性，使得整个政策系统达到更好的政策效果。在政策试点推进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量城市禀赋，探索适合于城市特色的政策供给路径组合，推动试点地区政策之窗的高效开启。     

各地网约车政策评价与比较分析

针对各地网约车政策治理中规制力度设定合理性问题,通过构建网约车政策评价模型,分析比较北京等6个城市的网约车政策特征,形成基于PMC指数的政策评价框架,借助PMC曲面图直观呈现政策文本特点.研究发现:网约车政策的规制力度与城市交通拥堵指数及常住人口密度成正比;交通拥堵指数及常住人口密度越高,网约车政策的规制力度也往往较强;PMC指数均值体现了政策力度平均水平,研究中PMC指数均值为7.43,这一政策规制力度平均水平反映了政策整体规制力强度;规制力与规制效果之间受到交通拥堵指数和人口密度的约束.该研究为网约车市场的治理监管提供了有力的决策参考.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工业污染物净减排效应

基于2001—2018年中国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对24个低碳试点城市的工业污染物净减排效应进行分析,并以安慰剂检验和DID估计做稳健性验证。研究发现:（1）天津、南昌、贵阳、昆明、镇江和遵义等六个城市的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因低碳试点政策而显著降低;（2）低碳试点政策使厦门和镇江的工业SO₂排放强度以及宁波、青岛和镇江的工业烟尘排放强度显著下降;（3）保定、石家庄和乌鲁木齐的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因低碳试点政策而显著提高;（4）污染物减排效应具有种类异质性,工业废水减排效应最显著,工业废气的减排效应次之,工业固体废物减排效应最弱;（5）污染物减排效应具有城市异质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行政等级对低碳政策效应均产生影响。有鉴于此,认为应该优化城市产业结构,促进治污减排技术的应用推广,提高工业生产效率,提升城市管理能力,推动城市低碳转型,实现治污减排与经济发展和谐共赢。     

中国智慧养老产业政策量化研究——基于三维分析框架视角

智慧养老产业政策对于优化调配智慧养老产业整体布局，促进产业有序发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具有重要意义。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和政策效力三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政策一致性（PMC）指数模型等，对2011—2021年中央及各部委颁布的88份智慧养老产业政策文件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智慧养老产业政策呈现“波动发展—缓慢推进—爆发性增长”的发展趋势；政策工具结构失衡，表现为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数占比偏多，而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数占比相对较少；政策目标引领作用发挥不足，呈现轻技术、弱标准等特征；政策效力整体表现良好。基于此，建议国家合理配置政策工具、完善政策目标体系、优化政策效力机制，以推动智慧养老产业健康发展。     

政府行为对农民参保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新农保试点的调查

在对新农保试点调查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新农保试点中的农民参保选择和政府行为的关系。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发现,反映政府行为中制度设计层面的制度满意度与养老金水平、反映财政支持情况的各级政府补贴和反映政策执行情况的政策了解度等变量,对参保选择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影响关系,个体因素中的年龄、性别对于参保缴费选择也具有显著性影响。此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需要进一步完善筹资机制、加强组织实施工作和提升农民的参保意识,以推进新农保试点顺利扩面。     

“一窗受理”政策试验的创新扩散过程追踪——基于政策文件的研究

“一窗受理”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由“一门”走向“一窗”是简化办事程序的重要举措。当前“一窗受理”仍处于以试点为主的政策试验阶段,研究其创新扩散过程对发现“一窗受理”试验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充分收集“一窗受理”政策文件的基础上,以对政策试验的过程追踪为主线,综合运用NLP文本相似度检验、QGIS地理空间分析等方法,从“条块创新”“学习扩散”“地域分布”3个维度还原“一窗受理”政策试验的创新扩散历程。通过对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比较,揭示了政策试验中官方试点与“民间探索”等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检验了各参与主体的工作成效,概括出“省级引领型”“自主探索型”“城市自发型”等三种创新扩散模式,阐发了“一窗受理”政策试验中形成的“政策导向与城市试验、试点与非试点、上级引领与自主发展、先发与后发、边缘性与临近性”等五组关键关系,总结出非典型竞争、延后影响、学习隔离、后发回避、边缘创新、近域传播等六条“一窗受理”领域的创新扩散规律,并通过总结政策试验的经验教训为后续发展提供启示。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政策网络特征及推广路径优化——基于典型试点城市的政策文本分析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试点地区存在相互影响与协同配合的网络关系,其网络特征和演进秩序对优化试点路径直至全面建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梳理试点城市颁布的政策文本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量化分析了15个试点城市联结而成的政策网络。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推移,以政策工具为媒介所形成的整体网络密度逐渐加强;但网络凝聚力呈现由“弱—强—弱”的演化态势;试点城市的政策执行能力两极分化明显,并形成“核心—边缘”的网络权力结构。对此,尊重制度演进秩序与规律,构建政策网络协同治理体系,强化政策工具规范性建设,打造政府与市场多层次合作的建制路径,是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点”及“面”推广的必然选择。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准实验研究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低碳经济与数字经济交叉融合,低碳转型与数字转型相辅相成。以此为出发点,将2010年开始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位于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比不在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平均上升8.5%。该政策通过企业层面的风险以及企业产出这两种机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在异质性分析中,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不同年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为中国上市制造业在低碳转型中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注意力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检验,为政策效果提供进一步数字效应研究,为未来研究低碳化与数字化交叉前景奠定坚实基础。     

师德问题治理的政策逻辑——基于对师德政策特性的分析

师德问题的治理虽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从宏观的政策层面看，同样需要遵循师德政策的逻辑，即合于师德政策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师德政策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就师德规范的体系而言，师德政策具有层次性；（2）从"政策群"这一角度出发，师德政策涉及多维主体。正确评估我国当前的师德建设状况和合理规划师德问题治理的政策路径，需要以遵从师德政策的这两个特性为前提。     

低碳城市试点如何影响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政府干预和公众参与的协同作用视角

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3个城市数据,以2010年以来推行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和检验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机理与实际效果。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提升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大于对绿色创新数量的作用;试点政策对行政等级高的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诱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干预对绿色创新质量的驱动力远大于对绿色创新数量的影响,而公众参与对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驱动作用基本相当;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类型的城市存在异质性。     

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执行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

政策执行是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目标的重要保障。本文借鉴社会学嵌入性理论，以"社会人"的行动为视角，从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政策工具适配性3个方面建构分析框架，审视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及存在的问题，探寻相关问题的解决之道。通过分析发现，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执行中存在"脱嵌"问题，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普惠政策执行中行动者互动"脱嵌"；（2）忽视普惠政策共同体存在的问题；（3）普惠政策工具与政策共同体失衡；（4）忽视普惠政策执行者的弱关系信息"桥"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普惠政策执行中的"镶嵌"策略：重视多元民主参与，增进政策执行主体之间的信任，提升政策工具与政策共同体的适配性，注重自主与合作相结合。     

我国数字乡村试点的政策工具偏好及区域差异——基于全国72个试点县域的扎根分析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自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试点以来，全国各试点地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已有研究或从乡村发展与变迁视角来阐释数字化建设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或从数字治理视角呈现数字化驱动乡村治理的过程和机制，而较少关注“试点”政策本身，更缺乏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归纳和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研究对全国72个数字乡村试点县域的一、二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最终提炼出能力建设型、协同治理型和创新激励型三类政策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实践张力—动力机制—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目标实现”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以政府主导为依托的能力建设型工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叠加协同治理型与创新激励型两类政策工具，共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纵深发展。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因其自身物质基础较好，偏重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西部及东北地区则更偏好能力建设型工具的运用。然而政策工具的选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由单一转向动态化与多样化。本研究可为数字乡村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工具借鉴...     

“社商之争”: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供需困境与出路

采用长期护理保险(LTCI)应对老年长期护理问题基本已达成共识。从我国LTCI供需实践上看,无论是商业LTCI还是社会LTCI的,发展均不尽人意,各类探索均未取得显著成效。通过从LTCI的产品属性出发,综合供需实际,剖析了长期护理保险发展困境的产生原因。LTCI优效品、需求价格富有弹性等一系列属性特征决定了政府应参与其发展。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在LTCI发展中的关系,成为破解我国LTCI发展困境的关键,建议建立多层次的LTCI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雾霾污染

建设数字中国与治理雾霾污染都是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举。本文基于2011—2019年27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该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城市创新效应、聚集驱动效应与结构优化效应三种重要渠道降低了雾霾污染水平；（3）数字经济的“梅特卡夫法则”在雾霾污染治理中得以验证，当数字经济超过门槛值时，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边际抑制效应”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特征；（4）异质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因城市区位、人口规模及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政策试验区政策创新机制及效果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我国政策创新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建立政策试验区进行政策试验,因此可以试验区为研究对象,将试验区颁布的创新型政策分为规划型、产出型、试点型三种,并可用试验区内部主体间互动、与上级的垂直互动形式来解释这三类政策的产生机制.结合对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政策出台情况的统计、对其政策创新的分类梳理,以及对区内驱动政策创新互动模式的剖析,发现通过建立政策试验区进行政策创新成效显著,但也有其局限性——规划型政策的创新力度较大但却几乎不具有传播性,产出型政策和试点型政策的传播力度较规划型政策大但原创度不高.     

转型期中国政策过程探析

政策过程作为一种分析中国特定背景的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其一,公共政策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和体制下被制定和实施的。其二,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产生影响的重要变量有哪些,这些变量（如官方决策者、社会群体、大众媒体等）中哪些变量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其三,对公共政策制定起决定性作用的群体、组织或个人,他们的政策偏好在政策选择中所依据的标准和条件是什么。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转型期的中国政策过程模式的解释。     

央地关系中的政策试点——方法与条件

政策试点是国家决策的重要方法。成熟的政策由合法性基础和解决问题办法两个部分构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成功的政策试点依赖于中央与地方的有效配合。具体是指，中央政府控制政策方向，地方政府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能否做到各尽其能是决定试点成败的关键。从不同角度看待政策实践，提出“做好自己”与“做最好的自己”构成政策试点的基本方法，在确保上级政府有效统筹的前提下，保持适度宽松的央地关系是试点有效的制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