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合作资产估值模型与数字经济会计信息披露

数字经济情境下会计财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受到挑战,基于企业财务信息的传统估值理论及模型效力降低.本文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理论,通过能够反映大数据合作资产宽度的月活跃用户量和市场占有率、反映其深度的用户变现能力和用户粘性、以及同时反映其宽度和深度的颠覆力指数等指标刻画企业大数据合作资产的价值,由此,提出基于数字经济下互联网企业的相对估值模型,并选取短视频行业的非上市独角兽公司--快手、抖音及在美国上市的对标公司陌陌作为研究对象,验证该估值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理论的估值模型能有效评估数字经济下互联网平台类企业的价值;数字经济中大数据合作资产等相关信息表外披露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推动会计财务理论和财务报告体系改革.本研究可对我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以及科创板和创业板的上市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WSR视角下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实现路径研究

[目的/意义]为进一步提高政府数据开放的水平，有必要探究影响政府数据开放价值的驱动因素，激发和释放政府数据价值活力和潜能，助力数字经济持续增长和提高政府部门数据服务能力。[方法/过程]从WSR视域下构建影响政府开放数据价值实现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我国20个省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进行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形成存在3种组合路径，物理维度要素在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当组织机构存在时，政策引导和省域统筹可相互替代，并提出可发挥协同效应，采取差异化策略，构建良好的开放生态中推动数据开放价值的实现。     

发挥“数据要素×”效应的逻辑与路径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国家数据局等部门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印发了《“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如何有效释放“数据要素×”效应,成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数据要素×”概念界定,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微观机理、宏观逻辑的分析,研究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实现路径。研究认为,“数据要素×”实现从连接到协同、使用到复用、叠加到融合的转变,发挥作用的机理是协同优化、复用增效、融合创新;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是发挥乘数效应的基础,数据要素化、场景化和资产化是发挥乘数效应的途径。“数据要素×”要坚持需求牵引,以公共数据应用场景为基础,运用大数据的理论、技术,丰富公共数据价值创造模式;探索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多元化供给模式,探索政企数据统一对接与合作机制,建立适应数据特征、符合数据要素价值实现规律的数据资源供给体系;大力培育应用型数商,加快“上云用数赋智”进程,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打造数据融合应用典型案例;加强学界和实务界开展联合研究,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数据要素基础理论研究创新。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据治理模式研究与应用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已然成为当前深化发展的新型生产要素和核心引擎。然而，随着数据存在的采集难、存储难、共享难等问题日益严峻，如何对数据全生命周期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各领域数据价值化体现的重要前提。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为数字经济下数据治理模式提供新思路、新路径。基于此，针对数据治理的问题和需求，基于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构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据治理框架与模式并在疫情防控中进行应用，能够为数据治理提供理论与实践价值。     

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共毁的生成机制:来自过程追踪法的发现

政府数据开放被视为推动公共价值实现的关键要素。各地政府都如火如荼地开展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共创，然而，一些地方实践并没有创造出普遍期待的价值。为了解释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共毁”这一新现象的发生机制，研究采用过程追踪法，对L市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共毁案例展开分析，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资料。研究初步发现，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共毁由“资源集成失败”与“互动行为不当”两种机制引发。其中，数据利用能力不足和机会主义行为是造成价值共毁发生的核心因素，数据治理权不足、数据平台建设滞后是引发价值共毁的必要前提。研究澄清了避责文化与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共毁之间的关联，存在负面影响作用不大；用户缺乏参与意愿并不是价值共毁发生的必要前提，政府需要把视角带回组织内部，加强应用项目的针对性与吸引性。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生产要素化的经济分析

继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之后,人类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继土地、劳动、资本等之后的又一重要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生产要素化的原因、难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数字经济核算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研究发现,数据作为数字化的载体,具有非竞争性、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和价值存在不确定性等特征;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上,应建立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协同联动机制、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和反垄断机制。数据所有权的模糊、数据的可复制性和信息悖论导致了数据资产确权、交易和定价的困难。数据生产要素化过程中,数字经济面临统计挑战,传统GDP核算方法会产生GDP规模的漏统计和增速被低估。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数据生产要素的价值,应在个人隐私权益和经济收益之间进行合理取舍;完善数据交易机制设计,解决交易中的信用问题;转变测算思路,通过界定数字经济,识别核算主体和界定产业活动,构建新的数字经济核算体系;引入新兴技术,改善数字经济核算体系,使数据要素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推动力。     

建设统一数据要素大市场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与政策建议

如何促进数据要素流通、释放数据价值是亟待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建设统一数据要素大市场为破解数据要素流通难题提供了可行方案。从统一大市场的基本内涵和数据要素的特殊属性相结合角度来理解统一数据要素大市场的科学内涵，是指“统一”的数据产权制度、流通交易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和安全治理制度，基于效用敏感性的数据要素“大”生产、基于生态圈的数据要素“大”分工、基于双重信任困境的数据要素“大”流通以及基于场景依赖性的数据要素高“质量”,基于网络效应的“竞争机制”、基于成本结构特性的“供求机制”和基于数据外部性的“价格机制”。从数据要素市场演化的历史逻辑，数据要素助推经济增长、赋能产业资本循环的理论逻辑，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关系出发，建设统一数据要素大市场具有必然性、科学性和必要性。据此建议加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建设，消除阻碍数据要素跨部门、跨平台、跨地区流通的壁垒；坚持分层次、分区域逐步推进全国统一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完善数据安全治理框架，筑牢数据安全防线。     

公共数据开放与价值利用的制度建构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而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激活数据要素潜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亦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然而，从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的现实需求和实践积累上来看，以公共数据开放为抓手推动中国数据基础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已经成为加快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必然选择。但目前，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公共数据开放仍面临数据可用性较低，底层基础能力不完善，产品和服务单一，市场生态薄弱等问题，无法有效支撑公共数据开放中的数据高效率调用以及深层次开发和利用。所以，需立足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及公共数据利用的实际情况，考察国际公共数据开放的制度实践，以探索数字经济下的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制度体系构建。     

价值共创视角下“三共”社会治理格局的大数据应用研究

大数据技术不仅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简称“三共”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技术手段,也必将带来社会治理新范式。在对相关理论背景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价值共创视角构建“需求感知—组织运作—价值创造”分析框架有层次地分析大数据在构建“三共”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功能导向,进而从意愿、信任、技术、互动四个方面分析了新时代下构建“三共”社会治理格局的战略因素,以探索实现路径。     

个人数据财产利益的实现及分配

针对数据业者通过对包含个人数据在内的数据集合的商业化利用而产生的巨大财产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现有研究提出了赋予数据主体和数据业者以不同程度的私法上的财产权的应对路径。但受限于个人数据人格属性对财产属性的制约、私法上财产权具体实践的局限以及个人数据财产价值的聚合性，这一路径难以发挥理想作用。相较而言，基于数据集合所关涉的公共任务和公共利益，通过文义的扩张解释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范畴，并根据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公共任务和合理利用要求，借助一般行政许可的方式划定数据业者范围，对数据集合进行商业化利用，可充分实现其财产利益。在此基础上，通过“数字税”的征收及可能的个人数据财产价值估算和财产利益份额分配方式则可实现个人数据财产利益的间接和直接分配。     

游移于"公""私"之间:网络平台数据治理研究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的生产要素性质越发突出。平台数据是其中最具市场性的一种数据类型。网络平台和用户都是私主体,然而用户使用平台产生的数据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具有了公共属性。“公”“私”成为确立数据权属、释放数据活力过程中的一对显著矛盾。对平台数据的保护思路有将其视为私人财产和公用品的两种,追溯互联网从诞生到发展的历史文化对于挖掘“公”“私”对立的深层原因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可从主体协同、平台数据保护模式、数据交易制度等方面对网络平台数据的治理提供建议。     

基于多维工业大数据的制造业服务化价值创造体系构建

基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重工”)资料,采用扎根理论,通过分析三一重工在服务化转型过程中的工业大数据应用,提出了工业大数据的维度与企业基于多维工业大数据的价值创造体系。研究表明,企业围绕研发、制造、生产、物流及营销等价值链环节,可将工业大数据划分为数据源、时间、位置、标准、人员、产品、环境和订单八大维度。在服务化需求的驱动下,企业对工业大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构建数据可视化、价值链延伸、产业融合与网络化协同的制造业服务化路径,并创造了包括信息价值、转换价值、战略价值和交易价值在内的四个层次的价值。通过八大维度工业大数据的采集分析,为制造业服务化价值创造提供了分析框架。     

构建数据产权制度的核心要义

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资源、重要生产力和关键生产要素,正在引发新型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带动“数据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了更好地协调和处理与数据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数字化生产关系,有必要率先构建完备的数据基础制度。中共中央、国务院“数据二十条”系统构建了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核心是数据产权制度,创新数据产权制度体系要跳出所有权的思维,重点聚焦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分置运行规则,促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机制,充分激发数据要素活力。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资产担保规则研究

数据资产以数据的法律定位为前提，满足宏观及微观经济核算的实质要求，从而具备成为担保财产之可能。但数据资产担保难以为当前担保制度所涵盖，数据资产在内容范围、存在形式、流通及价值实现上具有特殊性，无法以转移现实控制或简单登记圆满实现担保的权利变动，并应在担保设立后以担保人及第三方企业的继续利用为原则。基于以上前提构建数据资产担保的具体规则：主体方面，企业与自然人均可为担保权人，但自然人不可为担保人，事业单位不可为担保权人但可慎重为担保人，机关法人既不可为担保权人也不可为担保人；客体方面，能够追溯匿名化路径与数据内容违反公序良俗的不能成为数据资产担保之客体；担保设立前应由数据交易所为数据资产提供价值评估报告，数据资产担保以在数据交易所登记平台登记时设立，以权利与动产担保统一登记平台扩大登记公示范围，此“双重登记”中前者为“繁”，登记内容包括文字描述与代码描述，后者为“简”，仅以文字描述基本信息。     

大数据驱动的创造共享价值研究

创造共享价值是达成经济成功的新方式.为促进共享价值创造,将大数据应用于产品和市场重构、 价值链生产力再定义、 促进当地簇群发展三个领域,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创造共享价值模型,分析大数据作用机理,剖析大数据与创造共享价值内在关系,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策略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与创造共享价值联系紧密,利用大数据能够有效推动企业创造共享价值,实现企业与社会协同发展.     

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的适应性创新--数字经济的创新逻辑(二)

万物互联时代,数据被认为是与土地、劳动、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并重的第七大生产要素。当前,多样化的商业实践创新对数据价值的深度挖掘正在突破经济学在传统意义上对数据及其价值的限定,然而,理论上对此还缺乏相应的概念凝练和探讨。本文从企业与消费者价值共创角度提出大数据合作资产的概念,并探讨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和适应性创新的数字经济创新逻辑。研究表明:大数据合作资产是一种互动性资源,是企业与消费者在数字化服务交互中成为能够被另一方所拥有和利用并能创造当前或未来经济收益的数字化资产;单纯拥有异质资源不一定会形成合作资产,只有当异质化资源被有效整合、且被使用于企业与消费者服务交换中,才能体现为行动者创造收益的价值潜力;协同演化促进了企业与消费者对彼此的适应性调整,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激发以即时调整、即时反馈和难以预测为特征的适应性创新,进而促进了数字经济创新。     

数字政府视域下政务数据开放的法治化路径研究

作为“第五生产要素”的数据在建设数字政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数据安全法》也设专章对政务数据开放进行了规定,但从政务数据开放的实践来看,“信息孤岛”“数据烟囱”问题严重,政务数据权属模糊、开放准备度不足、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缺乏、开放到利用的转化率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政务数据的深度开放和利用。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研究政务数据开放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基础,有助于发现和解决政务数据开放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可进一步完善政务数据开放制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政务数据开放制度的完善应当在法治轨道上从数据开放的规范供给、主体责任、监管治理以及安全保护等方面科学、有序地推进。     

数据赋能、行政生态与政府治理绩效

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入应用背景下，数据赋能政府治理创新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主线。然而，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路径如何与政府治理结构、外部行政环境有效调适仍是亟待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资源基础、公共价值管理和行政生态理论，采用中国286个城市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机制分析与异质性分析后发现：(1)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组织资源强化了数据资源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2)数据开放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创新能力强化了数据开放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3)行政生态是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主要边界，在不具备行政生态优势的地区，组织资源的调节作用显著，但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推动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对内要把握好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统一关系，对外要积极提升政府数据开放水平和多元主体创新能力，还应特别关注自身行政生态，选择合适的路径实现数据精准赋能。     

政务数据资产目录编制研究

随着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不断融合，数据资源不断地向数据资产转化，政务数据资产所蕴藏着的业务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政治价值也在不断地被释放，但目前政务数据资产面临着政务数据标准不一、政务数据权益复杂等难题。为了消解上述问题，可以通过对政务数据资产予以目录编制，进而实现政务数据资产的标准化，确保政务数据资产处理的透明化，最终实现政务数据安全合规地开放共享。具言之，通过明晰政务数据的资产属性，对目录制定权进行合理性配置，将政务数据资产目录制定程序予以全过程公开，保障社会公众的行政参与权，助力政务数据由资源向资产的转变，构筑美好数字政府，进而满足社会公众对于美好数字生活的向往。     

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绩效评估：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被推崇为有望取代新公共管理理论而成为公共行政的新范式,从而自然成为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理论基础。但由于研究路径多元、缺乏统一的话语体系、公共价值与政府绩效的关系模糊不清等原因,面临理论停滞的风险。通过对公共价值与政府绩效的概念进行辨析、整合与重构,提出政府绩效与公共价值具有同一性关系,构建了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绩效评估程序和政府绩效评估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