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定型

就历史上英国文学界对中国的描述探讨英国人对"异域中国"及其形象定型的问题,并对其二元对立的两极转换进行分析,揭示探讨西方的中国形象定型的意义.     

从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到中国的俄罗斯形象——基于国家形象学研究的考察

中俄两国互视与国家形象变迁具有深刻的时代特点和现实影响。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俄罗斯自身民族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导致了俄罗斯中国形象的朦胧性;“中国威胁论”的复活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使俄罗斯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手,但同时也是学习的榜样。基于这些因素,俄罗斯对中国的认知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中国的俄罗斯形象则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政治性特点,中俄关系变迁主导着俄罗斯国家形象的总体走向。同时,公众主观认识和浓郁的苏联情结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国家形象的演变。中俄国家形象的变迁启示我们既要带领人民创造一种幸福安康的、真实的中国形象,也要向国际社会积极传达中国声音,从内到外,树立一个积极正面的、敢于担当的大国形象。     

“文革”中国形象的文学祛魅

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中国形象主要持论一种批判性立场,其具体的解构行为表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就政治维度而言,新时期文学批判了“文革”极左的政治话语与阶级斗争模式;就经济方面来说,它消解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解构了狭隘的工具论文学观及其文化体制。新时期文学用以解构“文革”中国形象的主要价值依据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     

俄语笑话中的“笑点”分析

本文论述了俄语笑话的发展历史和现代俄语笑话的定义,并结合俄语笑话中的三类主要人物形象对俄语笑话中笑点的产生过程及其特点作了深入分析。在涉及到有关外国人的俄语笑话中,本文从民族文化定型理论角度来剖析笑点。     

鲁迅对“老中国”形象的解构

鲁迅分别从历史、现实、以及历史、现实与未来关联和交互的三个维度,解构了老中国形象,即从纵向的维度,通过对传统文明的反省,展示对老中国历史的深刻剖析;从横向的维度,通过对老中国现实境况的执着批判,展现对现代文明的价值建构,同时从纵横交互的维度,通过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联和交错,三位一体地展现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现实状况与发展前景的深度思考。     

中国“河伯”与日本“河童”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河伯"和日本的"河童"是两个相似但又绝不等同的文学形象,他们分别产生于两国对大江、大河的崇拜,是各自水崇拜文化的一部分。用比较的方法对这两个形象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日人民精神与文化的了解,更可以结合两国的材料一窥文化的发展演变规律。     

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论杜拉斯小说中“中国情人”形象的文化内涵及意义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越南出生并生活了18年。这种特殊的生活背景对其作品影响很大,构成了作品之外的潜在文本。论题结合比较文学形象学关于文化想象理论及作家生活经历,从作品“情爱”故事本身的解读出发,阐释“中国情人”形象所寄寓的较为复杂的深层文化内涵及关系：1．个人身份的寻求与文化认同,作家游离在东方和西方之间;2．法兰西民族对东方的欲望想象及投射,东方对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3．多重语境下的文化关联及其融合。     

纪录片文化形象建构与传播策略--以“中国梦”影像作品为例

纪录影像是引导人们直接进入现实的工具,具备建构文化形象的能力。“中国梦”作为近几年主流媒体主张并强力宣传的文化符号,其纪录影像作品取得了一定的传播成效,但也暴露出诸如创作观念保守、叙事模式单一、视听语言程式化等问题。本文结合当下“中国梦”纪录影像传播中的具体实例,从更新创作观念、讲究叙事技巧、巧用影像语言等方面探寻纪录片文化形象建构与传播策略优化等论题。     

“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溯源考

中国形象的想象是"五四"后中国文学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文章即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文学书写主题之间存在的关联影响切入,论说"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源头,进而揭示这一文学书写主题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建构这一社会意义;以及说明只要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还未完全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就不会在文学创作中停止。     

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述评

“民族考古学”自产生以来,学术界对其学术史、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学科定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一定成果。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有赖于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加强。只有多学科学者的多角度研究、多学科方法的介入,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才能在研究实践基础上有所深化、研究理论有所突破。     

“诗可以群”与律诗定型

“诗可以群”作为儒家诗教的四大功能之一,其所具有的“群居相切磋”的社会功能不断推动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发展。“事君”的需要,促使律诗从古体诗中一步步分离出来并逐渐形成了律诗特有的创作规则和表现形式。特别是在初唐时期,在皇帝的大力扶持与文人学士的频繁唱和中,“诗可以群”在规模、范围、层次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扩大,诗艺也不断提高,促进了律诗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了律诗的定型。       

基于“中国知网”的“礼貌语言”本位研究之现状

＂中国知网＂中题名含＂礼貌语言＂的论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本位研究、领域研究和对比研究。本位研究主要从礼貌语言、礼貌原则、礼貌语言主体、功能和运用等角度进行研究,考察表明,其研究存在重复、不妥、＂抄袭＂等问题。实时小结,不仅可以总结研究的得与失,拟定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还可以避免因时因地,因各种客观、主观原因而造成的过失或错误;更可以发现研究中的不良现象,及时给偶尔灵魂出窍者以警醒,使之不至于越走越远,从而使研究远离污浊,回归纯洁,使学术研究健康发展。     

半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形象在中国的变化

从1949年到现在，俄罗斯（苏联）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友好——对抗——正常化”这样一个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俄罗斯（苏联）在中国的形象经历了3个阶段的变化：天使，魔鬼，友好邻国。在前两个阶段，不论两国关系是友好、还是敌对，苏联在中国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歪曲的，不同的只是50年代苏联的形象被美化，60年代．70年代苏联的形象被丑化。到了第3个阶段，俄罗斯的形象变得比较真实、客观。相互营造客观、正面的国家形象对中俄两国极为重要，需要中俄两国的共同努力。     

中国形象研究的新维度:语料库批评翻译学

通过运用CiteSpace软件,梳理2009至2019年国内CNKI核心期刊和国内硕博论文库的相关文献,论述中国形象研究在国内的发展历程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语料库批评翻译学的新视角。研究发现,中国形象研究大多集中在传播学、文学、译介学等学科领域,语料多来自国外媒体报道、外国文学和翻译作品等,中国形象研究局限在“他形象”研究,缺乏对中国形象的“自形象”研究,鲜见以国内政治文献的外译作为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多为定性研究,缺乏一定的客观定量研究。语料库批评翻译学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依托对国内政治文献的翻译,不仅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范式,而且对实现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形象宣传也具有实际意义。     

乡村社会的“贫困”形象及其思考

当贫困超出“物质匮乏”的含义时，很多人都无法规避它。新时期“三农”小说对乡村社会的贫困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书写。贫困群体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人穷志不穷”型；第二类是“人穷志也穷”型；第三类是“志穷人不穷”型。这三类形象反映了乡村社会部分农民在物质、精神、心灵、情感等方面贫与富的胶着状态。     

娜拉与中国“五四”文学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娜拉"形象出自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1918年,《玩偶之家》登上了中国舞台,一时间,"娜拉"成为了中国"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精神楷模,对中国"五四"文学中叛逆女性形象有着原形意义。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通过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作品中叛逆女性形象的代表类型的分析与比较,再次探究与思考了这一经典文学现象。     

“中国”词义考

“中国”一词出自汉语古典,是一个今人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从古代到近现代,其词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它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外交会的产物。这种曲折的流变体现在：从古代的“城中”义到“天下中心”义,进而演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汉俄语中的“红”与“黑”

各民族语言中一般都存在着大量记录颜色的颜色词，这些词除了表达自然界中的色彩外，还往往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红”与“黑”是汉俄语中两个意义比较丰富的颜色词，他们的文化意义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别。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红”与“黑”文化意义的不对应性。     

基于语料库的“严重XX”和“seriouslyXX”语义韵研究

基于数据方法,对“严重XX”和“seriouslyXX”的普遍性语义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对比研究,发现二者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共性是都存在着由典型搭配构成的普遍性语义韵,并且右侧搭配大都是消极词汇,所构成的语义氛围是消极语义;差异是“seriouslyXX”所搭配的词较为固定和局限,而“严重XX”搭配范围则更加宽泛。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承载与传承——《关雎》中“君子”形象分析及《关雎》的现代意义

《关雎》是一首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作品,它的产生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君子形象体现了传统文化精神中高度重视德性修养、中庸之道、自强不息、天人合一、乐观豁达等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