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挑战及其应对

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政府治理变革重塑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体现在数字政府对“国家-社会”关系、权力组织结构和财富分配机制的改变上,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重要契机,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壁垒”“数字鸿沟”“数字异化”等问题对共同富裕的挑战。只有进一步加快数字政府的整体协同,促进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坚持发展与监管规范并重,才能更好地实现数字政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下的共同富裕：机遇、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同向而行。一方面,数字经济扩大了经济增量和就业空间,通过增效赋能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优化了经济存量,为共同富裕奠定了更充裕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更多元的收入分配渠道;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受到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水平的制约,而且数字经济的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同时它也在创造新的收入不平等,使广大低技能劳动者遭遇结构性失业风险。为加速数字经济时代的共同富裕历史进程,应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数字技术,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按照共同富裕的实践要求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全方位强化数字教育,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加速弥合数字技能鸿沟,全面释放数字红利。     

共同富裕：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剥削的中国应对

数字时代,数字资本扩张与数字劳动异化现象凸显,疾呼破局良方。数字劳动作为新时代典型劳动范式,在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与世界经济革命性发展的同时,也为数字资本剥削提供了血液。在资本主义下,资本剥削的秘密在于通过与数字技术的合谋以更隐蔽、更合理的方式控制数字劳动,进行资本增殖。为兴利避害,我国从批判与建构双重视角提出了遏制数字资本野蛮扩张的中国方案,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数字资本纳入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立场,以调整数字劳动生产关系,凝聚数字经济共建合力为基本前提,以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重要路径,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及要素财富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价值理论,它是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是要素价值论的否定和扬弃。马克思否定了要素价值论,但并未否定要素财富论,其商品论实际上是劳动价值论和要素财富论的辩证统一。     

论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数字经济在促进数字生产力发展、催生数字生产资料共享方面与共同富裕有着紧密的逻辑契合,而从逻辑构想到现实生成,却遭遇数字技术过度资本化抑制财富创造活力、数字资本配置失衡加速贫富差距、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发技术性失业的现实困境,亟须加以制度规制和教育引导,通过加强数字资本治理以厚植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构建数字化生产资料共享机制以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推动数字技能培训全民化以增强共同富裕的智力支撑,加快推动共同富裕在数字经济赛道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迈向共同富裕的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推动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于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数字经济的热潮,工业社会逐渐向信息社会转型,不同经济主体在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条件上的差异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问题,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以及数字治理体制不够完善,诱致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妨碍了共同富裕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要将包容性发展与数字经济结合起来,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全体人民平等地享有美好生活的权利,坚决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最终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系统思维的着力点主要包括：统筹规划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完善数字经济接入条件,促进弱势群体的数字平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超越财富悖论:从物本财富论到人民财富论——兼论《21世纪资本论》中的财富不平等困境

《21世纪资本论》的论述证明,人类在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美好设想进行客观的历史审视时,发现财富的增长并未带来平等与正义的自然实现,人类社会发展仍然面临着财富不平等困境。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本质在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在社会财富上呈现为一种悖论,即作为主体的人与其自身本质力量产生了背离。只有实现人类财富观念从物本财富论到人本财富论的彻底转变,坚持社会主义的人民财富论,才能实现主体性存在的财富本质的人的复归,超越财富悖论,克服财富不平等困境,在经济正义基础上破解各种不平等的难题。     

把握与运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五种分配方式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全面系统地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在我国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广义的基本分配方式主要包括：起决定作用的“劳主多辅”分配方式、起辅助作用的“国家法策”方式、起调节作用的“物价变动”方式、起胀缩作用的“资本市场”方式以及起微补作用的“捐赠穷弱”方式。这五种分配方式的内涵包括通常所说的“三次分配”,但更加完整客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应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精神,全方位地认识和阐述分配的各种方式,扎实地整体推进共同富裕。     

民营经济助推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理论依据与路径选择

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民营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之一。民营经济立足产业发展,做大做好“蛋糕”;践行“提低”“扩中”,助力国家切好分好“蛋糕”;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参与慈善公益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民营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担当,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因而,民营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主要应围绕创造更高质量的“物”、更高质量的“人”、更高质量的“心”和更高质量的“景”四大基本路径展开。政府和社会要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排忧解难,增强民营经济助推实现共同富裕的贡献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推进发展成果的可知、可感、可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文章在测度我国地级市共同富裕水平的基础上,先探讨了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特征,后利用2011—2019年我国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果、区域异质性与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1)核密度分析可知,全国及七大区域的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升。(2)基准回归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其子指标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依然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3)区域异质性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仅在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以及西南地区显著。(4)门槛效应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主要体现在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以及华北地区。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得出继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启示。     

初次分配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现实难点及优化路径

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和实践途径,要着力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初次分配的改革能否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极化的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现阶段,初次分配改革还存在突出的难点：目前初次分配体系内,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依然不明显;城乡均衡一体化发展不足,城乡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差距依然较大;非公有制经济范畴内,要素占有的差异性拉大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极化效应;农村居民初次分配的收益不足,低收入群体增收较为困难。在初次分配领域需要改进的措施有：在公有制经济内提高按劳分配的比例,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在非公有制经济内,限制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极化趋势;缩小城乡收入分配的差距;激活农村集体经济潜能,丰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创收渠道,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通过规范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占有差异来规范居民财富积累机制。     

价值分配与财富分配的对立统一

按劳分配是一种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价值分配 ;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一种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的财富分配。价值分配与财富分配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价值分配与财富分配的对立统一关系。     

数字经济助力农村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如何使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特殊困难户等农村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基于我国25个省、市、区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构建面板probit模型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人和家庭层面变量的前提下,发展数字经济能有效助推农村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的实现,但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和年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拓展就业深度、延伸就业广度等途径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进而加快其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要从健全数字乡村建设治理体系、加强乡村数字人才队伍建设、加速新型信息技术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等方面入手,使数字经济更好地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赋能。     

面向共同富裕的第三次分配：机理、条件及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第三次分配主要是社会力量、企业等行为主体在软约束作用和真实意思表达基础上,按照制度规章对合法财产、物品及服务采用无偿供给等公益手段重新配置,以期扩大慈善效益,助力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具有社会性、自发性、道德性和补充性特征。共同富裕至少包含全民共富、全面富裕、共建共富和逐步共富多重维度,以上述多重维度为基准,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耦合主要表现在第三次分配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丰富精神文化、吸纳社会参与和先富带动后富,契合共同富裕核心要义。面向共同富裕发展第三次分配需要实现主体、环境、规则、对象等要素条件的协调,因为第三次分配是分配主体在环境和规则作用下与分配对象有机互动的过程。未来需要不断壮大第三次分配主体的数量规模,塑造慈善主导的第三次分配文化,强化第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建设,激发第三次分配对象的内生动力。     

以《新财富论》拓展中国财富增长的新思路

传统财富论提出创造财富的"五大要素"包括:"劳动、土地、资本、科技和管理"。但这五大要素论不仅无法全面解释经济增长的新活力,也无法全面解释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整体概况。《新财富论》认为创造财富的"五大要素"应该是:"资源、资本、劳动、智慧与时间";其中用资源代替土地,用智慧代替管理与科技,并且增加了时间要素。传统财富论的五大要素,本文颠覆掉3个,创新比例达到60%。这也许算得上世界级的理论创新。     

财富的创造与管理机制解析

财富的代际传承是一个古已有之的世界性难题,改革开放到现在正好一代人的时间,"富不过三代"困局在当今中国尤为突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于财富概念的片面理解,将财富静态地等同于"有钱""市值"和"物质"等。其实财富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循环流转中不断带来收入,在此过程中表现出增值性、稀缺性和流动性三个相互关联的特性。决定财富继承与创造的不是物质多少,而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具体包括技术创新、需求创新和融资创新,这才是破解"富不过三代"困境的关键。     

共同富裕的制度建构与实践策略

共同富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重要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共富型社会形态是共同富裕制度建设的动力、依据和方向。建构共同富裕制度,一是要在尊重社会发展现实和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框架设计,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关系,围绕组织、规范、政策、机制等要素完成对制度建构的框架构建,把握主体多元性、规范约束性、政策工具性和机制动力性等基本特征;二是要充分重视制度理论设计与地方探索之间的良性互动,基于独特的社会背景和实践场域,观察地方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立法保障改革创新、政策制衡社会发展、激发可持续内生动力等机制性创新探索。共同富裕的制度建构可以打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话语体系,这不仅可以保持稳定、持续、适当速度的经济增长,还能以新发展理念增进福祉,同时促进全社会成员的福利总量不断提高,为共同富裕建设提供丰富的制度资源。     

知识经济条件下的财富创造

传统的财富创造方式,把人当作物,财富的形态也只能是物质形态;唯有在知识经济时代,不论是财富的创造方式,还是财富的存在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财富的非物质性和人性才充分得以体现;财富的这种人性化回归趋势表明:只有在促进人的发展的前提下,财富的创造才成为可能;人类自身的创造性活动过程直接就是财富的创造过程也逐渐成为了可能.     

权利结构与财富创造

财富创造的源泉内生于社会结构之中。社会合作是财富创造活动的本质,权利的均衡配置是社会合作秩序得以持续扩展的基本条件;国家的财富创造能力取决于一国的权利配置状况。权利配置均衡的国家,较少掠夺和剥削,交易成本低,个人的潜力容易得到发挥,因而往往是强盛的国家;权利非均衡配置的国家则往往掠夺盛行,而从根本上破坏财富创造的激励机制,因而是落后贫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