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不确定性、组织冗余与原始性创新的关系研究

本文探讨了环境不确定的两个维度(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原始性创新的直接影响,以及运用权变的方法研究了组织冗余对以上两种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404家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两个维度对企业原始性创新的影响不尽相同,其中技术不确定性与企业原始性创新正相关,市场不确定性与企业原始性创新负相关;此外,随着已吸收冗余的增多,市场不确定性与原始性创新的负向关系增强;随着未吸收冗余的增多,技术不确定性与企业原始性创新的正向关系增强,市场不确定性与企业原始性创新的负向关系增强。研究结论发展了现有的创新文献,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三重底线的调节效应

基于三重底线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探究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选取2010—2020年我国789家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对绿色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企业三重底线中的社会和环境底线,均对任期交错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企业经济底线的调节作用并未得到支持。企业经济底线,在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的过程中,无显著的调节效应;企业社会和环境底线,分别负向调节了董事长和CEO任期交错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偏好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效果受到规制工具种类选择和企业成本结构的影响。面对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考虑成本最小化，企业存在是否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开展何种绿色技术创新的权衡。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价格型规制与数量型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机制，进而采用嵌套Logit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选择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1)价格型规制工具更多地作用于污染末端治理，而数量型规制工具则倾向于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同时，环境规制工具的减排作用受到绿色技术进步程度的影响。(2)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选择具有异质性效应。价格型规制工具往往通过治污技术引进降低污染排放，而数量型规制与命令型规制则更有利于通过绿色生产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3)价格型环境规制的区域差异最为明显，命令型规制工具仅存在影响程度上的区域异质性，并没有影响偏向的异质性。各种影响因素的区域异质性与规制工具异质性，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在污染治理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     

环境规制、要素配置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产出补偿还是创新补偿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要素的配置作用是其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关键。本文将企业内部划分为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构建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分析是否考虑异质性时环境规制对工业GTFP的影响以及要素配置在其中的作用。采用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面板数据，利用非导向的、包含非合意产出的EBM-ML模型测算了工业GTFP,并用Tobit面板回归和工具变量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产出补偿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的相对大小影响了环境规制对工业GTFP的作用；(2)环境规制对工业GTFP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呈倒“U”型，高强度环境规制会抑制工业GTFP的提升，适度增加生产部门要素配置能够有效增强环境规制提升工业GTFP的力度、延长效果的持久性；(3)命令控制型规制对工业GTFP的直接影响呈“U”型，间接影响呈反“N”型，适度增加要素在生产部门的配置比例能够提前命令控制型规制提升工业GTFP的拐点，增强规制对工业GTFP的提升作用；市场激励型规制对工业GTFP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呈倒“U”型，适度提高要素配置比例能够加快市场激励型规制提升工业GTFP的速度；(4...     

儒家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有影响吗？

在中国亟待发展绿色经济的背景下,本文从非正式制度框架考察了儒家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08—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者自利以及组织战略变革是三条潜在的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儒家文化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因环境规制强度、行业污染程度以及文化冲击强度的大小而存在差异。此外,儒家文化所引发的企业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本文不仅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同时为业界如何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指导意见。     

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绿色形象的影响研究

从自然资源基础观出发,研究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绿色形象的影响.提出前瞻型环境战略会通过影响绿色核心能力、绿色产品创新与绿色过程创新,进而对企业绿色形象产生积极影响,并创建了相关关系模型.研究表明,前瞻型环境战略会提升企业绿色形象,绿色核心能力与绿色创新在前瞻型环境战略与企业绿色形象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另外,对比了提升企业绿色形象的不同路径,为企业构建高区分度的企业形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建议.     

专业化知识搜寻、管理创新与企业绩效：认知评价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探索/利用双元分析框架,将管理创新划分为利用式管理创新和探索式管理创新两个维度,并将知识搜寻和认知评价的理论观点整合到现有管理创新采纳与实施过程理论模型中,构建了一个研究模型,以考察双元管理创新的采纳过程及其实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以我国华南地区468家制造型企业为问卷调查对象,对上述研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科学型知识搜寻主要促进探索式管理创新;市场型知识搜寻对利用式和探索式管理创新均有正向影响;供应链型知识搜寻主要促进利用式管理创新;(2)科学型知识搜寻与探索式管理创新间的关系同时受到风险性认知(负向)、匹配性认知(正向)和复杂性认知(负向)的调节效应影响;市场型知识搜寻与利用式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仅受到复杂性认知的负向调节效应影响;供应链型知识搜寻与利用式管理创新间的关系同时受到风险性认知(负向)、匹配性认知(正向)和复杂性认知(正向)的调节效应影响,但其与探索式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仅受到匹配性认知的负向调节效应影响;(3)利用式管理创新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探索式管理创新与企业绩效呈正U型关系。研究结论对于厘清管理创新的复杂采纳过程及其实施机理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同时对企业顺利开展管理创新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意义。     

董事会的程序理性、政治行为与企业双元创新

冗余资源对企业瞬时竞争优势有重要影响,但已有研究对两者关系有竞争性观点.此外,既有研究缺少对冗余资源影响瞬时竞争优势的内在机制及其适用条件的理论解释和证据.为了弥补这两个研究空白,本文整合企业行为理论和资源约束理论,提出并检验了冗余资源与瞬时竞争优势的正U型曲线关系,以及中介机制和情境因素.利用软件行业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1)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呈正U型关系;2)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呈正U型关系;3)创业拼凑在冗余资源和瞬时竞争优势的非线性关系间起中介作用;4)环境不确定性、资源柔性对冗余资源和创业拼凑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5)创业拼凑的中介效应受到环境不确定性、资源柔性的正向调节.研究表明,在超竞争环境下,冗余资源是企业瞬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但企业必须警惕“中等资源陷阱”;同时,冗余资源的绩效意义通过创业拼凑得以实现,且创业拼凑的中介作用在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资源柔性的条件下更显著.研究结论对拥有冗余资源,尤其是过剩产能的企业有重要的实践启发.     

绿色创新中介作用下的企业环境责任、企业环境伦理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以绿色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通过科学的实证研究过程,揭示其对企业环境责任和企业环境伦理与竞争优势关系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企业环境责任和企业环境伦理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绿色创新对企业环境责任和企业环境伦理与竞争优势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基于A股上市企业的证据

实现企业的绿色发展,改善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质量,是否能够依靠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实现？利用沪深A股404家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不同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在两者之间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仅在1%的水平上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存在正相关联系,达到5%水平时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产生正相关联系。而内部控制在这三种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中皆发挥着中介作用。在分时段回归、滞后性检验和增加控制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不同性质的环境规制工具和内部控制对企业绿色发展有影响,为政府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方案、企业加强内部治理和控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高管激励、制度环境与高技术企业探索式创新

高管股权激励对高技术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而高管薪酬激励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干预在高管股权激励和探索式创新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并且政府干预和法制水平能够对高管薪酬激励与探索式创新的曲线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根据产权对样本进行分组划分,检验了组间主效应影响系数之间差异的显著性,结果表明,仅在国有高技术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负向阻碍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而在非国有高技术企业中起正向促进作用。     

企业消极反馈对战略变革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动态能力和冗余资源的调节效应

在动态复杂变化环境下，探讨不同消极反馈情形下企业战略变革选择受到何种因素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本研究将消极反馈分为期望落差和组织衰败，并引入动态能力和冗余资源两个调节变量，探讨消极反馈影响企业战略变革的过程机制和边界条件.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期望落差和组织衰败两种消极反馈形式对战略变革影响机制不同：期望落差与战略变革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组织衰败对战略变革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其次，动态能力及冗余资源对期望落差与战略变革的倒U型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动态能力对组织衰败与战略变革的正向关系有显著增强作用，冗余资源对组织衰败与战略变革的正向关系有显著削弱作用.研究结论对进一步分析企业消极反馈对战略变革的影响机理及边界条件有一定借鉴.     

双碳背景下绿色创新搜索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环保忘记的中介作用

在碳达峰、碳中和大背景下,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企业亟需进行绿色创新来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而绿色创新的一个关键逻辑是进行绿色创新搜索。本文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和组织行为理论,运用211家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绿色创新搜索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绿色创新搜索深度与广度均对探索式绿色创新、利用式绿色创新、非环保遗忘和环保改变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非环保遗忘与环保改变均对绿色创新搜索两个维度(深度与广度)与两种类型绿色创新(探索式绿色创新和利用式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内部整合的调节效应未得到验证。本研究丰富了绿色创新的相关理论研究,揭示了绿色创新搜索如何影响绿色创新的“黑箱”,为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转型环境下管理者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已有大量研究探讨管理者关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但并未深入揭示管理者关系对不同类型绩效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环境的调节作用。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管理者关系、企业绩效及其所处环境的研究框架,探讨管理者的政治关系和商业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竞争强度和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以206家中国企业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 16.0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系只对财务绩效有正向影响,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商业关系对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竞争强度对政治关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对政治关系与财务绩效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商业关系与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关系均有负向调节作用;法制环境负向调节政治关系与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关系,正向调节商业关系与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关系。在当前环境下,企业可以利用管理者关系促进企业绩效,特别是财务绩效,但要注意其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有效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和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本文选取2005至2020年全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效应和空间溢出视角,探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其边际效应受到城市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部分线性函数型系数模型进一步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环境规制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现象,受规制地区环境政策强度提升可以通过地区间产业转移影响其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工业化进程,推动产业承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扩张,进而提高相邻地区的绿色创新产出。     

消费者异质需求下企业环境创新行为演化模拟与分析

企业环境创新对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消费者对产品环境属性的异质偏好有可能成为企业环境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消费者异质需求视角,运用计算实验方法,构建具有不同创新态度、创新偏好和可支配资金的异质企业主体,以及对产品价格、质量、环境属性具有不同偏好的异质消费者主体,模拟消费者产品选择及企业环境创新过程,并通过个体消费者异质需求的变化反映市场需求的动态演化及其对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影响,探索绿色需求对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及演化规律。实验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产品属性的异质偏好影响企业环境创新绩效;虽然短期内环境创新行为不利于企业提高经济绩效,但当绿色需求水平较高时,环境创新引起市场结构变化,环境创新企业通过先动优势实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赢";由于企业环境创新风险与绿色需求水平显著相关,为推动企业环境创新,政府在采取必要的激励或补贴政策的同时,更应引导消费者重视产品环境属性,以推动企业持续的环境创新行为。以上研究对于揭示异质需求下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自组织演化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为政府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提供科学依据。     

高管激励对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环境调节的视角

基于中国制造业创新国际化的时代背景,借助指标跨度2001—2017年OFDI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报酬性激励、结构性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在上述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持有与两职兼任对企业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对高管激励的创新促进作用有正向的“叠加效应”,对高管激励的创新抑制作用有反向的“调节效应”。     

动荡环境下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探索行业竞争互动和动态环境情境下技术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对创业板291家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技术多元化负向影响企业绩效;行业竞争互动正向调节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且负向调节行业竞争互动对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正向影响。研究表明,企业在实施技术多元化战略时应该考虑所处行业的竞争动态以及环境的动态性。     

营销能力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正负效应——兼及对“Christensen悖论”的实证与解释

营销能力对企业创新具有何种影响是理论界存有争论的问题.营销学家认为具有正向影响;Christensen等认为具有负向影响.文章通过重新设计的研究模型和实证研究说明,营销能力对企业创新影响可能存在正向效应,也可能存在负向效应,这要由环境动荡性决定.根据所得结论,处于较低环境动荡性的企业,无论规模大小,只能不断提高营销能力和选择渐进式创新才能获得良好的创新绩效;而处于较高环境动荡性的企业,营销能力对创新会有双重影响效应,采用颠覆性创新是营销能力较弱的企业战胜大企业的一个有效策略.     

网络密度、高管注意力配置与企业绿色创新: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整合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等,通过对282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匹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制度压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高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聚集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低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分散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规制压力和模仿压力均正向调节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但模仿压力的调节作用更强。通过构建不同制度压力情景下网络密度与高管注意力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框架,本文推动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等成熟的理论成果从一般创新向绿色创新研究领域繁衍,为企业绿色创新加入与主流理论的对话做了努力,为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制度压力,以及所嵌入的组织间网络密度情况,选择合适的注意力配置策略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