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开发利用水力能源的地域、时间及民族考

水力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曾经是人类利用自然能源 ,通过机械运动 (如 :水排、水碓、水碾、水磨、水车等 )来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类自身解放的重要标志。我国是最早开发使用水力能源的国家 ,但其始创者所处的地域、时间及其民族族属 ,仍模糊不清。本文从文献、考古和民族学资料考证中发现 :在西汉之前 ,生活在南方的南蛮吴越民族始创了水能机械     

从“移民”到“土著”——坪坦河申遗侗寨的历史记忆与社会建构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河流域的六个侗寨于2013年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文章通过田野调查,结合历史人类学方法对六个侗寨迁徙的非连续性历史记忆及其村落共同体的社会构建进行了分析。坪坦河侗族人既有"江西移民"的历史记忆,又自称为本地土著。定居坪坦河以后,尤其自明清以来,他们又通过大量碑刻、木刻等文字记录方式进行村寨历史建构。当地人正是通过历史的虚构与实构,诠释了其先民的多元族群互动融合的"历史事实"。     

社亲与村庙:紫虚元君信仰在华北

豫西北一带,奉祀紫虚元君魏华存(俗称二仙奶奶)是很普遍的,历唐宋金元而不衰,明清以来她成为本地许多村落的主神。本文从本地两个共同以紫虚元君为主神,又互相结为社亲的村落为个例,探讨北方农村社会组织与宗教活动的互动。明清村镇中创建或重修紫虚元君庙的碑文完全没有收入地方志,本文使用笔者调查时发现的几个未曾发表过的明代碑文,结合实地访谈调查,探讨紫虚元君信仰从明清以来在中国北方的发展及其现状。     

试论吐蕃时期原始巫术中的"天灵盖镇厌"习俗——青藏高原新出土考古材料的再解读

本文根据近年来青藏高原新出土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对吐蕃时期原始巫术中的“天灵盖镇厌”习俗作了研究探讨。文章认为,在藏族原始巫术中,流行一种以人或动物头顶骨(俗称“天灵盖”)作为“厌胜巫术”的“灵物”使用的习俗,过去国内外学者曾从文献上找到过证据。新出土的考古资料以实物形态将这种巫术施行的场所、法器(埋藏品)、仪式程序等全面保存至今,实在是难得的珍贵资料,其学术价值和意义都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文章对考古新材料的基本情况、遗存性质与功能等作出了与以往不同的一些新的研究结论。     

工布及工布文化考述

藏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已愈来愈为学术界所瞩目。丰富的藏文典籍为藏学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进一步加深与扩展藏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研究，除继续深入地发掘和钻研有关藏文文献外，还应在民族考古、民族学田野考察和研究方面作更多的工作。本文利用民族学田野考察资料，结合文献研究，考证了古工布族部所处的地域及工布概念的泛化问题，概略地介绍了泛称工布地区的文化特点，并对工布服饰、工布年等特殊文化现象作了初步阐释。文章认为，文化上的区域特异是藏族文化丰富多彩的内涵，这些奇异的古文化遗存，对于研究藏族古代社会文化十分有益。     

牦牛青铜器与牦牛文化

1973年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哈溪镇出土了我国第一件重达80公斤的牦牛青铜器.1990年这件牦牛青铜器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宝级文物.本文以较翔实的历史资料和民族学资料为佐证,结合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等对这件民族文物的考古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揭示出青铜牦牛与藏族的图腾崇拜、历史习俗以及宗教信仰之间的渊源关系.     

地方志传统与族别史研究的有机结合——《西藏通史》的新突破

正藏族历史研究是国际藏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相关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藏学研究领域之一。自新中国建立以来,藏族历史研究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基础资料的大规模搜集整理到专题史、通史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可以说藏族史研究一直是我国藏学研究的最强领域之一。《西藏通史》无论从字数、卷数、参与作者人数、史料运用、体例设计、涉猎内容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人,可以说是集大成     

青海隆务河流域藏族来源的社会考察

隆务河是黄河上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区泽库县多未茂乡加仓若恰央山区，流经州境泽库、同仁、尖扎三县，注入黄河，全长144.3公里。境内居民以藏族为主，是安多藏区重要的藏族聚居区之一。1992年至1996年，因为协助编修《同仁县志》，笔者曾多次赴隆务河流域进行社会考察，所获资料甚丰。其中，对隆务河流域藏族来源问题，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故结合汉藏文典籍，综述如次。作为黄河上游的一条主要支流，隆务河水孕育了这一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据八十年代文物考古部门在隆务河流域的发掘与考古调查，仅隆务河中下游同仁…     

权威与依附:一个晋商村落的现代化进程

选取了介休大靳村这样一个晋商村落,将其置于其所处的地域的、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力图展示出20世纪以来村落现代化历程中乡土权威与秩序发生的变化,同时也阐述了晋商时代形成的依附关系对于村落转型的影响。认为明清时期,晋商在黄土旱塬的农耕文明中创造了商业的奇迹。在晋商村落中,富商巨贾与佣人之间因商业的发展而形成了依附关系。     

基于鲁西南故城址遗址保护与村落发展研究

鲁西南故城址遗址具有埋藏深、勘探难度大等特点,且考古信息比较有限,遗址区的大部分面积已经被村落所覆盖。历史环境的变迁逐渐成为遗址保存和环境现状的主要原因,根据土地利用的情况,可以充分体现遗址、环境以及人类活动的互动关系。本文重点探讨了遗址保护与土地利用、村落发展的关系,并提出相关的保护措施与研究策略。通过站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可以全面梳理故城址遗址的变迁过程,发挥遗址和人文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应用价值。     

宜昌车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特色”建构及其社会变迁研究

车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特色”建构是以旅游开发为驱动,以旅游公司和村民为主体,以特色民居的打造、毕兹卡坊的组建以及农家博物馆的建立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实践；其过程看似文化移植,实际上却是土家传统文化的“再地方化”,不仅体现了国家、社会、地方、精英、民众的互动,还带来了不同社会群体生计、生活、观念等方面的变迁.     

宕昌马土司家谱研究

宕昌马土司从元代至正九（1349）年至民国二十二（1933）年，先后承袭延续达584年之久，是甘青地区土司中存在时间最长，管辖范围影响较大的土司之一。研究马土司家族延续发展的历史，对明清以来宕昌及相关周边地区的历史和甘肃地方史，甘肃藏族史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其家谱则是研究了解宕昌马土司家族发展延续不可替代比较重要的基础资料。宕昌马土司家谱因仅存一部，未能公开介绍和披露其主要内容，学术界了解者甚少。因此，笔者根据前不久委托宕昌县政协主席刘述提供的土司家谱复印件，作简要考述，以供地方史志和甘肃藏族史研究者参考。     

藏族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藏族文化发展史》读后

在整个藏学研究体系中,史学研究自始至终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近百年来,通过一代代学人对藏族民间口碑资料、考古资料及文献资料的不断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藏族史学研究成绩斐然,令人侧目。研究领域从民族史到地方志,再到宗教史、人物传、教派史、文学史……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藏族史学研究领域中缺少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史著作,这对把拥有悠久历史的藏族及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藏学研究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嘉绒藏族的姓氏文化与村落社会的传统互助——以甘孜州沈村藏族为例

在嘉绒藏族的原生态文化中,独特的姓氏制度可以追溯每个家庭及其成员的父系来源,实现父系继承关系,这是姓氏制度的内在功能;以"房名"为血缘特征的姓氏文化和联姻形成的姻亲关系,成为村落社会中的二元亲属关系,通过亲属关系结成了村落社会的互助网络,这是姓氏制度的外在功能.在传统的村落社会中这些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作为嘉绒藏族的文化认同现象,迄今保持不变.     

汉藏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所于2011年6月展开了内地藏族流动人口课题研究。据初步调查统计，目前，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西宁、兰州、昆明等中国内地大城市都有人数不一的各阶层藏族人口流动或定居生活。以成都为例，市区目前有户籍藏族人口3万多人，无户籍藏族流动人口在15万至20万间，每年约有100多万人次来自西藏和其他四省藏区的藏族人口在成都市区流动。透过对成都藏族流动人口的实地调研，可以碍出以下论断：1949年以来，党和政府政力于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进步的政繁显现实效。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宪法和法律允许并保障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的合法流动，各民族民众迁徙、择业等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     

藏族牧区部落组织结构分析

藏族游牧社会是整个藏族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借助有关藏文资料并结合作者实地调查材料,以本世纪前半叶为主要剖面,分析藏族牧区部落的基本组织结构,冀对全面、系统、客观地认识历史上西藏和其它藏区的社会结构有所助益。一藏族部落最基本的组织结构形式可以抽象地描述为金字塔状,或者可以称之为树状。     

藏文在甘青藏区的使用和发展

藏文在甘青藏区的使用和发展安世兴藏文是藏族人使用的一种拼音文字，它创制于公元七世纪初。自古以来从官方到民间，在藏族的全社会、全民族中广泛地使用着这一文字，传播和交流先进民族的文化，促进了本民族的文明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藏族人民的先辈...     

藏族抗日战争资料选辑

本资料收集了16份有关藏族各阶层和社会团体参与抗日战争(以下叙述中简称抗战)的原始文献,包括九世班禅及班禅行辕暨僧俗民众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宣传抗战的资料6份,喜饶嘉措宣传抗战的资料4份(含藏汉对照资料1份),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拉卜楞一百零八寺及各部落藏族僧民慰劳抗日将士代表团、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等藏族抗战团体发布的祝词、告同胞书、告抗战将士书等资料6份(含藏汉对照资料1份)。其中,仅有少量的文献曾在研究者论著中全文公布过,但经校订发现,仍存在一定的错误。其他文献均系首次向学界全文公布,尤其是《白海螺的声音》(《为宣传抗战致蒙藏同胞书》)(1939年7月),系喜饶嘉措用藏文写就的宣传抗战的文稿,翻译成汉文,以《为宣传抗战致蒙藏同胞书》为题,学界一般仅介绍其题目,且常误以为系两种不同的文献,更未见有引用者。这些原始文献集中反映了藏族各阶层及社会团体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宣传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应有的力量。     

技术赋能：传统乡村年轻女性的主体重塑——基于贵州西江苗寨、肇兴侗寨的调查与阐释

技术是传统村落消解与重构的重要力量。性别与技术研究结合现代技术与传统村寨，强调技术对女性的影响及女性运用技术的实践，折射出现代与传统的碰撞。研究将传统村寨作为研究场域，以“技术—性别—社会”为研究框架，以乡村年轻女性为研究对象，结合2010—2019年以来在贵州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肇兴侗寨的实地调查，发现技术对传统乡村年轻女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自我认知、社会角色、话语权利、社会参与等方面，女性呈现出隐藏束缚到独立自信、家庭依附到文化载体、信息匮乏到技术赋权、边缘弱者到建设主体的主体重塑。     

从姓氏源流看果洛藏族的宗教文化习俗

自古以来,自称为“董氏”的果洛藏族就居住在被称作“玛域”的黄河源头。在藏文文献和口碑资料中,“董氏”往往与当地的阿尼玛沁雪山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给果洛藏族的姓氏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它给阿尼玛沁雪山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文章依据藏文文献和口碑资料,就果洛藏族的姓氏源流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果洛藏族姓氏的渊源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且其历史久远,与藏族族源一脉相承;果洛藏族的阿尼玛沁山神崇拜习俗,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反映,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是藏族社会早期部落制度的一种辐射,也成为历史以来维系黄河源头社会秩序的象征。果洛藏族的姓氏源流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既是果洛地区藏族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文化习俗的沉淀,也是其部落文化和宗教信仰兼容性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