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创新理论，文章利用2012—2020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及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并探讨了双元创新能力与制度环境在二者关系中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持续性水平；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力均能够显著提升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且在两者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制度环境能够对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关系起到有效调节作用，且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赋能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双重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倒U”型；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这种作用效果却恰好相反；门槛效应显示，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不同效果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该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通过偏微分分解发现，在科研人员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而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科研资本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U”型影响，而直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充分考虑回归结果稳健性的问题后发现，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大于城市居民。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企业家精神与区域创新

文章从企业家精神视角切入,利用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创新价值链维度考察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的提升,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中部地区的研发创新溢出效应最高,东部地区的转化创新溢出效应最为显著。从影响机制来看,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重要机制,其中转化创新阶段的中介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分别呈现正向的边际报酬递增和“N”型的非线性特征,同时这种非线性影响受到企业家精神的门槛约束。     

政府创新补贴、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我国2010—2019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分析了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分维度指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探讨了产权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调节作用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能够使二者的“U”型关系变得平缓。企业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企业对环境、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国有企业向股东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向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数字金融、创新创业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规模与质量视角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规模和质量的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了创新效应、创业效应、创新创业效应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对经济规模型增长的作用程度大于经济质量型增长,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政策和区位的异质性;创新效应、创业效应和创新创业效应在数字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对经济规模型增长的影响呈边际效用递增的双门槛效应,对经济质量型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的三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测算

文章使用SSBM-网络DEA模型,从创新链角度入手,测算了2014—2018年我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下区域创新效率及其分阶段效率（知识研发效率与商业化效率）,并与传统区域创新效率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的现状与演变以及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2014—2018年,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总体呈现“U”型变化特征,且数字经济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高于传统区域创新效率,但数字经济下区域创新效率与传统区域创新效率总体水平均较低,存在严重的效率损失。（2）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2014—2018年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呈优化趋势,省域集中度变差。（3）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数字经济提高了创新活动第一阶段（知识研发）的效率,数字经济并未显著提高区域创新效率中的商业化效率。（4）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创新效率总体呈现“知识研发效率极高-商业化效率中等”“知识研发效率中等-商业化效率极高”“知识研发效率中等-商业化效率极低”“知识研发效率中等-商业化效率中等”4种典型特征。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2005—2020年我国569家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合作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主要在高新技术企业群体中显著，其合作创新效应存在“强-强”合作或“强者主导”的特征；基于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的合作创新驱动效应与企业所处省份的市场化程度之间呈现互补关系，政策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省份更强。     

政府创新政策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15—2020年沪深A股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技术归纳企业年报中政府补贴部分的创新关键词，精确科学地度量政府创新补贴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两类政府创新政策如何影响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实证结果表明，创新补贴对数字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呈现U型效应，而税收优惠政策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产生抑制效应。交叉效应结果表明，两类政策工具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形成相互抑制的效应。渠道机制表明，政府创新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市场对数字企业的正面预期，缓解数字企业融资约束同时提升数字企业价值，从而影响数字企业创新活动。本研究丰富了关于数字企业创新在微观层面的实证检验，为我国政府创新政策的精准施策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应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双元创新理论,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双元创新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信息效应、增值效应和创新效应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够发挥有效的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双元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制度环境可以起到有效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黄河流域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变化特征，同时，制造业集聚还会扩大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无论是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还是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均存在路径依赖。（2）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上、中游地区呈现“U”型变化特征，而在下游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制造业集聚对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的扩大效应呈现上、下、中游地区依次递减的变化趋势。（3）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和外商投资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     

要素错配视角下企业债务融资阈值与类型选择

文章基于2000—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从矫正资本要素错配的视角探究企业的债务融资策略及其阈值。研究发现：整体来看，企业负债水平与资本错配具有“U”型关系，当负债水平小于47.3%时，提高企业债务水平能矫正资本错配；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和银行贷款融资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内能改善资本错配，而短期债务融资和商业信用融资对资本错配则有显著的加剧作用；企业债务决策对资本错配的影响因企业性质不同而具有异质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负债水平对资本错配均有“U”型影响，阈值分别为41.63%和54.43%，对非高技术行业而言，企业负债水平对资本错配具有“U”型影响，阈值为47.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要素流动与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具体体现，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已有研究大多聚焦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理论层面，较少研究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要素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缺乏进一步对其中机理分析与影响效应的探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城乡要素的配置，进而对城乡收入等造成影响。为此，在阐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对收入差距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1—2020年全国29个省级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并运用逐步回归法分析要素流动在此过程中充当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异质性研究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时间段差异，现阶段影响更为显著；东北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收入差距呈现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和技术流动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承担重要机制作用。基于此，提出三条政策建议：一是从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稳步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     

制造业集聚、空间知识溢出与城市创新绩效——来自中国283个城市的证据

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军。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空间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创新绩效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关系；分区域来看，制造业集聚对创新型城市创新绩效存在非线性的促进作用，与非创新型城市创新绩效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曲线关系；无论是创新型城市还是非创新型城市，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绩效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即制造业集聚不仅会对本地区城市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而且会通过知识空间溢出影响周围其他城市创新绩效。     

科技创新对黑龙江省经济增长贡献的量化分析

江泽民总书记在纵观世纪之交的形势时深刻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没有科技创新,总是步人后尘,经济就只能永远受制于人,更不能缩短差距。”分析科技创新对我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实现黑龙江省“二次创业,富民强省”的战略目标具有指导意义。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了家庭教育消费支出?

在用熵值法测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三轮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在一定限度内通过助力家庭增收以激励更多家庭教育消费支出，但无法减少家庭经济资本导致的教育消费支出差异，降低了数字经济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缓解了部分非自致性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公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和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倒U型关系更为明显。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未来，政府需要结合经济、社会环境制定教育政策以提升教育体系对就业技能、学历等变革的适应性。     

营销导向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

文章认为营销导向除了可以对突破式创新产生直接影响效应,还可以通过作用于组织学习,进而对突破式创新产生间接影响效应.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不但两种影响途径均成立,而且间接影响效应的作用强于直接影响效应.因此,中国企业应当通过提升营销导向以及营造组织学习氛围,从而刺激突破式创新的启动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