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理论依据和比较优势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网络空间的应有之义,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中国倡议携手世界各国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其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时代价值,是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理论和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倡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其独特的比较优势,即新型举国体制的资源保障、以5G为代表的核心技术突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新时代以来网民素质普遍提高和中国方案的科学合理性。     

习近平网络治理思想的理论特色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开创性地提出了有关信息安全和网络治理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缜密的互联网治理思想。习近平的网络治理思想立足“四个全面”大布局,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网之道提供了新思路;聚焦“网络强国”大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辟了新视角;把握“网络安全”大命脉,为实现国家总体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新路径;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主题,为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方案。准确把握习近平网络治理思想的理论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向度——基于元宇宙赋能的审思

作为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元宇宙具有虚实融合、多域联通、沉浸开放的特点。现阶段,元宇宙赋能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机遇与挑战并存,既可能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速度,也可能导致传统网络形势严峻并带来新型网络问题。基于此,应发挥元宇宙赋能的积极作用,从主体、规则、技术、价值四个维度形成新的方案,从而促进元宇宙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之间的正面互动。     

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问题与对策

风险社会的到来以及网络空间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得制定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然而,网络霸权主义是构建公正、合理的治理规则的首要障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不成体系、既有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发挥作用等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由于各国立场分化和利益冲突,难以形成有效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体系,《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国际法律规范以及其他国际行为准则应当成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基本规范。当前,全球治理的任务更为艰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社会的强烈吁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有着独特优势和现实意义。     

全球互联网规则制定的演进与中国策略选择

为维护互联网的安全与稳定,全球互联网规则的制定日益受到各方的关注。迄今为止,全球互联网规则的制定经历了互联网资源空间的建立、美国政府确立权威地位以及各方全面介入规则制定三个发展时期。多利益相关方机制是全球互联网规则制定的重要方法,多边主义在一些互联网规则制定领域仍然适用。IANA职能监管权移交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政府单边控制互联网关键资源的规则运行架构,但没有明显削弱其在全球互联网规则制定体系的主导作用。推进金砖国家网络合作是当前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中国应制定务实方略,通过金砖合作,寻求最大公约数,早日实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后“棱镜门”时代的网络共同体交往模式批判

“棱镜门”事件导致网络共同体的“真实界”被放大,在网络共同体内重塑异质性主体间的理解与共识成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对网络共同体的结构、交往模式等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在后“棱镜门”时代,西方世界对于网络共同体中的交往关系研究具有促进结构扁平化、推崇市场规范、强调多元治理等发展趋向,其衍生出的“去中心”“西方中心”“多中心”网络共同体交往模式,难以重塑真诚、真实、正当的交往行动,其“治标不治本”的原因在于,都隐含着“物对人的统治”的内在逻辑,受到扭曲和异化的交往关系本身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影响下的必然结果;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各主体之间能够就如何实现共同体内最广泛的公共性展开道德商谈,重新确立集体对于个体的先在性,倡导的“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是其超越性所在,这一命运共同体试图在现实而非抽象的社群需求与政治共识上重塑主体间交往行动,也是对当前网络共同体交往关系所进行的结构性反思。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多维解读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提出的重要理念，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时代课题。从理论来源、时代发展、价值诉求、实现路径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解读，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着眼于理论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源于马克思的部落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等共同体思想；着眼于时代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承接，也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发展的时代选择，还是解决现代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着眼于价值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诉求在于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普遍安全、清洁美丽的世界；着眼于实践层面，从摒弃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冷战思维、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创新性发展、树立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的全球发展观出发，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的路径。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

随着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加重,以往被寄予克服全球化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期望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治理失灵的窘境。在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层面的治理权分配存在合理性争议,治理机制层面的平台代表性、合法性、决策力存在缺陷,治理议题层面的应用层议题日益复杂,使得全球互联网治理难以实现提升全人类福祉的治理初衷。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互联网空间中的各类行为体理应成为发展、安全、责任、利益共同体。该理念回应了互联网治理领域的现实困境,并指明互联网环境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在该理念关照下,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实践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在治理主体方面不断提升国家政府参与治理的权重,在治理机制方面进一步拓展对话协商的平台与方式,在治理议题方面修正特定议题的治理理念并拓展议题范围,从而促进全球互联网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非盟网络犯罪治理：成效、挑战及展望

网络犯罪日益成为非洲大陆的一大威胁。非盟作为最重要的全非性国际组织,在非洲网络犯罪治理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治理机制,并取得了积极的治理成效,但也面临成员国的统一政策与配套立法缺乏、高素质网络犯罪治理人才不足以及非洲民众对网络犯罪缺乏认知等诸多挑战。对此,非盟可采取新的治理路径：一是构建统一的区域监督机制,提高有关政策及公约的透明度;二是建立刑事司法框架,促进国际立法合作;三是增强公众防范意识,完善企业应对机制。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与非盟应积极发挥网络犯罪治理的合作优势,共同为全球网络犯罪治理贡献力量。     

澜湄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意义、动因和路径选择

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周边外交和亚洲命运共同体构想的具体实践，将助力东盟共同体建设，促进次区域稳定和繁荣。本文通过对澜湄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意义、动因和影响因素分析，提出了澜湄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

网络空间拓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场域,同时也面临着时空挤占、负面要素生发和实践成效不集中等问题。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网络空间的民族互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化为理论基础。通过空间拓展,网络空间实现了中华民族共有文化创造、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由此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针对风险要素,网络空间借助双重空间协同、网络民族工作和仪式传播,形成了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补机制、修正机制和强化机制。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的存在方式的拓展

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因互联网的产生和存在而日益变成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复合体。人是历史性、客观性、现实性的存在物,人的存在方式主要包括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组织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伴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应运而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不断地拓展和延伸人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组织方式以及思维方式,深刻地变革和重塑人自身;同时,又通过衍生人类对自身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组织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反思来不断拓展其存在方式。必须注意的是,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拓展,不仅要强调人的存在的个性化,而且更应强调人的存在的整体化。     

论社会组织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路径及风险防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吸纳和支持社会组织利用“第三部门”的天然优势通过合适的路径发挥对外开展民生工作、保障民生权利的正面效应，是有效回应多元主体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诉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应有之意。运用SWOT分析法对社会组织的五种不同类型的路径从对外发展机会、对外发展威胁、自身优势、自身劣势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找准社会组织参与优势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佳连接点，并据此提出针对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建构的建议，将有效助力其参与的“社会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获得并进行多元化、共生型的工作路径选择，最终与受援助国协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性支撑——人类命运发展能力共同体、民生权利保障防控风险共同体。     

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数字连通性、数字互惠性和数字调试性三大全新的属性特征,能够促进人类数字社区的出现与演化,并将促成一种数字时代的世界大同思想——数字世界主义的诞生。数字命运共同体将赋予数字人类一种全新的、超国别民族的数字文化身份,给予数字人类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数字文化归属,成为追问数字人类的人文精神形态和人文精神价值的新平台和新路径。     

论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构建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界定了“真正共同体”的价值内涵:从人的本质出发,人的真正共同体应超越共同体的虚假性,实现自我与他者和共同体之间的和谐共在,促进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做到:自觉倡导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与尊重文化多样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张力;全面理解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共同体的自由繁荣相统一的科学内涵,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义性基础;始终坚持价值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正确立场,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感召力;科学把握共同体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客观逻辑,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信心和决心。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背景、生成谱系与实践建构

作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目标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为全球和平发展和文明发展擘画的新蓝图，其出场是基于全球治理体系失序、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和全球文明文化交流互鉴失范的治理困境，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和语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和以义为先的义利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及中国国家治理实践有着密切关系，昭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现实必然性。面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坚定不移地通过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等领域建设，包括坚持独立自主，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增进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实现美美与共；注重协调发展，完善全球治理模式等现实路径，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     

国际法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说服、影响他国言行的能力，涉及到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国际话语权之争大多是法律层面的，而国际法是国际法律话语，是赢得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关于人类发展进程的理念，是全人类在这个进程中所追求的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包含了休戚与共、荣辱相生的含义，是全人类生存状况的现实表达。其五个价值与国际法是契合的，国际法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法的目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引领，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方向，以中国国际法实践为基础，以提升国家实力为手段，以国际法话语为具体内容，以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相称的国际话语权为目标，传播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体主义价值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源于对当前人的发展境遇之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价值的承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集体主义的新时代彰显，它立足于集体主义价值基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真正道德共同体、共同价值为核心要义。以集体主义价值为基础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全面审视，深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遵循、价值追求和价值共识，有利于全面领悟其内在的集体主义价值尺度，明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论证其可行性和正当性，进而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空间的传播范式、困境与铸牢路径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意识形态安全息息相关，事关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定程度上向网络空间虚拟化迁移，其衍生出“体验主体”的传播机制、“权威解构”的传播格局、“跳跃节点”式的传播范式，呈现出话语权地位、话语权落地与话语权维护三个方面的困境。需要牢固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提升主流话语的感召力与引导力；推进网络空间技术发展、文化自觉与法制建设。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特质与构建路径

作为一种中国倡导、服务全人类的海洋治理构想,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基于海洋经济、海洋政治、海洋文化、海洋生态和海洋安全而形成的“五位一体”共同体理论体系。在理论设计与实践构建过程中,海洋命运共同体充分彰显了延续性、实践性、人民性与系统性等内在特质。如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从观念转向实体的动态过程,需要从话语引领、法治支撑、外交推动和安全维护等方面入手,不断增强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力量,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法治建设,深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外交实践,优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安全环境,从而有力推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