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时代下网络暴力及刑法规制方式

随着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对于人们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互联网变成了网民情绪的发泄口和针对他人进行语言攻击的武器,网络暴力层出不穷。本文根据社交平台与融媒体的互动与共振,分析网络暴力的痛点以及对于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提出应对网络暴力的法律措施。     

网络暴力法律界定的问题审视及治理进路

“网络暴力”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含义，法律上的网络暴力是指发生在网络公共空间的针对特定个人的人身侵权行为。在现行法律下，信息发布平台既不对网络暴力的发生和传播负有事先审查义务，也不负有向受害人披露侵权者身份信息的义务，而是按照“通知—删除”规则消极应对，这是网络暴力背后的主要原因。同时，公司法规范缺乏系统性、法律责任过轻等也不利于网络暴力问题的有效治理。因此，立法应该从以下维度进行优化：适应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客观规律，贯彻“事先预防+事后救济相结合”的理念；让信息发布平台承担事先审查义务和侵权行为人身份信息披露义务；协调公私法的有关规范；加大网络暴力行为的法律责任。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困境分析与出路探究

网络暴力行为因具有群体性、煽动性、欺凌性等特征而与传统暴力行为有着根本的不同,且会带来相对更大的人身财产危害。为了有效遏制网络暴力现象,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国家网信办在2019年12月颁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中,强调对网络暴力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虽然刑法中有侮辱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寻衅滋事罪等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因是以传统暴力行为方式为规制对象而与网络暴力的行为特征并不兼容,在实践中难以用来对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为有效治理网络暴力现象和实现对网络犯罪治理的"科学立法",应将网络暴力现象纳入相关法律治理体系中予以立体化的现代化治理,包括在刑法上将那些难以归入现有犯罪规定中的网络暴力行为,增设为网络暴力罪,以解决对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的刑事违法性问题。     

后真相时代网络暴力中大学生的情绪引导

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话语权不断由大众媒体向下流动,公众成为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而当前真相滞后、个人主观意见优先的时代特点对公众的价值判断和情绪变化造成了较大影响。大学生作为伴随网络发展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后真相”现象的蔓延极易导致大学生面对事件真相情绪失控,助长网络暴力的发生。本文旨在研究大学生在面对后真相时代网络暴力时的情绪体验以及相关的情绪引导方法,以期为大学生提供有效的保护和支持,破解后真相时代大学生网络暴力情绪引导难题。     

我国网络慈善研究综述

网络慈善是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对国家、社会、个人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论文立足于现有研究，梳理网络慈善的概念及运作模式、功能及影响因素、发展困境及其治理的研究脉络，总结、反思我国网络慈善研究现有的成就和不足，为网络慈善研究奠定基础，以期推动网络慈善实现高质量发展。     

突发性公共安全危机治理中社会参与失效及矫正

社会力量有效参与是公共安全危机治理的一个关键性议题。我国非政府组织、营利性组织、媒体、公众个人在突发性危机治理过程中，存在不同类型的低效、无效和负效参与现象。社会参与失效主要源于政府长期过度占位、主体之间协同有限、媒体网络管理滞后和制度激励约束不明等。矫正社会参与失效，需要从加强联动协作、信息共享、教育培训和激励保障等机制建设方面着力。     

网络暴力生成的根源探析

网络暴力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内生性视角看,网络暴力产生的根源在于施暴者“失常”的从众心理,目击者作为局外人的冷眼旁观,受害者消极被动的鸵鸟心态。从外生性视角看,网络暴力的产生源于网民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部分自媒体平台经营者的利欲熏心,网络监管的滞后等。     

网络实名制与刑事治理的协同化思考

网络实名制是各国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技术举措与公共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或将正式确认我国的网络实名制,并将促进刑法在维护网络空间社会秩序、遏制网络暴力活动、构筑网络诚信体系方面发挥进一步作用。网络实名制是网络空间社会抵御网络匿名技术异化的社会身份认证体系,是网络安全刑事防控治理机制的技术支撑与政策起点,是构筑网络安全“零容忍”与“宽严相济”并重治理的社会政策与价值认同的基础。     

浅析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暴力现象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互联网已经成为具有非凡潜力并且已经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网络媒介。在互联网上,人们可以自由地发送信息,对话交流几乎不受限制。这些特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言论自由和社会民主;但也正是由于其自由难以掌控带来了许多问题。网络舆论暴力现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并步步升级,虚拟暴力已然演变为现实暴力。该现象作为互联网普及而带来的弊病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已日益凸显。许多人突然意识到,个人看似不重要的信息,经过网络社会的放大传播后,可能变得非常重要。网络暴力不仅在网络上声势浩大,更对现实生活形成冲击。所以,解决好网络舆论暴力现象,不仅仅关系到网络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利益。     

网络时代执政的机遇和挑战

互联网的影响已超出媒体传播的层面,它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渗透,既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也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网络给媒体发展带来新的空间,但也使传统媒体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网络有力推动了信息公开,但也增加了新闻管理的难度;网络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但也会成为人们情绪宣泄的场所;网络加快了民主政治的进程,但也容易成为滋生民粹主义的温床;网络加强了对官员的社会监督,但也容易产生网络暴力;网络有利于先进文化的传播,但也容易造成低俗落后文化的流行;网络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也会出现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网络有利于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但也会给境外敌对势力提供渗透的渠道。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应对网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成为加强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网络暴力亚文化对青少年侵犯行为的助长及对策

网络已经发展为最有竞争力的第四大媒体,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将扮演日益重要的主体角色,然而网络却是一个巨大的“自由市场”,在发挥对青少年社会化积极作用时,又伴随着负面效应,其中网络所制造、传播的暴力亚文化会对青少年侵犯行为起助长作用。因此关注网络这种助长作用,对于预防青少年侵犯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着重分析了网络暴力亚文化通过两种途径嵌入侵犯行为发生过程的助长机制,并针对这种机制提出了防御对策。     

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

开展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社会参与机理的探讨,关键是认识两个问题：一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为何需要社会参与;二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何以能够实现。就第一方面来讲,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治理结构和功能发挥无疑都离不开社会参与。就第二方面来讲,社会中的企业、社会组织和网民个人是网络风险最广泛的承受者,但他们独自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聚群应对,同时,他们具有的慈善情结、自愿意识也能激发出社会贡献心理,从而产生参与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行为。据此,要实现网络风险协同治理,关键要明确协同治理需求,形成社会参与共识;建立协同治理体制,确立社会参与职能;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优化社会参与动员;创新协同治理组织,拓展社会参与方式。     

网络暴力成因及理性法律规制

互联网的普及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网络暴力便是其一。网络暴力乃指人们利用电子邮件、聊天室、拍照手机、交友网站等互联网手段,借助网络舆论的力量,对他人进行侮辱、诽谤、骚扰等肆意人身攻击的狂热行为,其显然有别于传统意义上侵害他人生命权、身体权的暴力行为。作为一种新兴事物,网络暴力具有自身的显著特点和特殊影响,文章将客观分析网络暴力现状,剖析其相应责任,并拟从法律层面提出治理方法以进行理性法律规制。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本体分析

舆情本体是危机事件相关信息的网络文本内容,决定了网络舆情的热度和危害性.以湖南凤凰古城收费事件为例,甄选网络舆情本体的高频词汇,从词汇类目和演化阶段两个维度,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本体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网络舆情受媒体议程设置影响,网民对事件的探讨基于媒体的报道内容,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和深入的内容生产;“用脚投票”“抵制”是网民表达不去旅游的意愿和负面情绪的最主要方式;网络舆情的发散追因现象明显,将旅游事件发展成社会事件,将事件的负面影响扩大到整个旅游地,将个别案例扩展到国家和社会的层面;网络舆情的群体极化和网络暴力现象明显,极端表现是层出不穷的语言暴力、人肉搜索、网络恶搞或造谣诽谤;应对网络舆情的冲击和影响,需要从提升网民和政府的媒介素养、加强媒体的职业道德和自律、重视网络舆情的反馈作用以及建构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系统等方面着手.     

网络“审丑”泛化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已经深入到大学生生活的每个角落，在缤纷复杂的网络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信息充斥着大学生的视野。当媒体和个人都以不健康的眼光对待网络审丑时，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审美观就可能使大学生难以明辨是与非、美与丑。以丑为美，趋丑避美，长此以往，网络审丑泛化将会给社会公众，尤其是正在成长的大学生造成思想混乱、主流价值观颠覆及社会主流文化形态变异的趋势，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迫切需要研究和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社会责任——数字治理与媒体治理的调节效应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创造社会综合价值的重要实践。高管团队断裂带是影响其履行效果的重要因素,表现为高管团队断裂程度越强,企业社会责任越低。而企业数字治理和媒体治理的增强,有利于缓解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消极影响。数字治理、媒体治理对断裂带的缓解作用分别会因数字化口径、媒体情绪和企业社会责任类型存在异质性。因此,政府应引导企业重视高管团队的建设、治理,积极推动企业内外部治理变革,采取政策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外部监督机制,实现企业与社会互惠共赢、可持续发展。     

网络虚拟社会的协同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来临,规制网络失范,实现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是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当前社会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一环。网络虚拟社会与“言论自由”与生俱来,治理网络虚拟社会实质上就是保护和平衡言论自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管理的思维惯性和国家威权主义的作用,网络虚拟社会各方主体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单边主义思维特征和行为模式,已经成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的障碍。针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多主体性、非中心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必须抵制单边主义的思维倾向,引入协同治理思维和理论,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的协同治理体制。     

网络暴力、信息自由与控制——传播速度的视角

网络暴力与传统话语暴力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两者都源自某种信息自由.网络暴力与网络信息自由共生.网络信息自由能否被控制、如何控制,构成了解决网络暴力问题的关键.本文提出了传播速度假设,认为信息控制的关键是尽可能降低非法信息的传播速度,以无限增大传播噪音,使传播无效;而从长远来看,社会平均传播速度的不断提升,则不断降低着信息控制的效率.网络的发展使人类重回人际传播时代,更大幅提升了传播速度,空前降低了网络时代信息控制的效率,因此,网络信息自由将会是长期的历史趋势,从此角度而言,网络暴力难以通过人为限制得到解决,只能依赖社会的自身进步.     

媒体暴力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大众媒体与家庭、学校和同龄群体的影响一样,已经成为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因素。电影、电视和网络中的暴力节目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暴力行为、敌意的认知和负性情绪情感等。本文通过媒体暴力对行为影响的现状和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研究,探讨了媒体暴力对行为影响的心理成因和特点,并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上海市网络视听产业治理结构优化分析

文化治理不同于一般的文化管理,它是一种"政府+市场或社会"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复杂的治理模式。目前,网络视听产业是上海市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为了保持在全国同行业的领先地位,上海市政府治理主体在政策扶持、内容监管、版权治理、优化产业环境等方面应有所作为,但上海市网络视听媒体行业协会、网络视听企业、网络视听用户等社会主体治理职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基于政府职能部门治理功能的优化、行业协会主体的治理功能的优化、网络视听企业治理功能的优化,特别是在社会化全媒体时代,网络视听用户的治理自觉和参与治理功能方面尚有不足,优化上海市网络视听产业治理结构是有利于该产业未来发展的极为重要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