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寿险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在理论上筛选出经济、人口、法律政策和社会环境四类主要影响寿险需求的因素基础上,选取全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1998—2009年数据,采用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各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乡居民存款、利率、教育经费投入、儿童人口占比、老龄人口占比和加入WTO对寿险业务需求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一年期固定存款名义利率、0—14岁儿童所占人口比例和加入WTO政策变量对需求的影响为负;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各地区历年教育经费投入和65岁老人所占人口比例的影响为正;各个地区的市场环境因素亦有所差别。     

城市地下空间景观环境设计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均已进行地下空间开发和利用的研究。在当今城市资源、能源、环境、交通等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城市地下空间的优越性逐渐展现出来：扩大城市容量,缓解城市交通矛盾,改善城市环境。当城市地下空间不再单纯局限于人防功能时,人们对其景观环境的需求日益增加。本文对城市地下空间景观环境的构成要素及设计原则,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以期对城市地下空间的合理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深层地下空间开发的专门化立法

近年来,城市土地资源日渐紧张,人们逐渐重视开发利用深层地下空间,但与之对应的法律制度并不完善,深层地下空间开发的立法存在立法层级不高、零散化、缺乏专门性规定及权利内涵不清晰等严重不足,立法的缺陷可能引发新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通过对现行立法的分析,提出了应针对深层地下空间的特点,进行其开发的专门化立法。     

高铁与城市交通对城市碳足迹影响研究

基于19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8-2013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高铁与城市交通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发现:1.高铁带来的广义可达性改善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显著.通过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对东部城市有降低碳排放作用,而对中西部有增加碳排放作用;2.通过对私人交通的替代作用,城市公共交通对碳排放的影响为负.但公路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为正;3.交通对碳排放的影响受城市规模的影响.其中,对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影响主要受经济规模影响,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主要受人口规模影响,说明中西部地区城市仍然处于不断集聚阶段;4.各交通变量对大规模城市的影响大于对中等城市的影响.研究结论:交通通过影响城市人口、经济、土地规模进而对城市碳排放产生影响.因此,通过交通引导城市人口、产业、土地合理布局,进而减少城市碳足迹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GIS和RS的信阳市可利用土地资源空间分布研究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土地资源不合理开发与利用已远远超出其承载力,土地供需矛盾紧张,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发展.本文利用GIS和RS技术,对信阳市可利用土地资源的数量和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信阳市可利用土地资源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从可利用土地资源绝对数量来看,信阳市可利用土地资源的面积为1575.04 km~2,约占总国土面积的8.4%;从可利用土地资源相对量来看,信阳市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面积的平均值为0.0224 hm~2,资源丰度空间分布呈现由北向南递减的趋势.2)信阳市可利用土地资源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自然环境因素对可利用土地资源空间分布格局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因素是影响后备土地资源生产潜力的主要原因,进而影响可利用土地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社会政策因素对区域可利用土地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可重构的影响.     

香港和新加坡城市综合体建设的启示——以中环和ION Orchard购物中心为例

城市综合体的开发建设,其目的是实现城市土地空间充分利用、工作与生活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香港、新加坡同属于土地资源紧张,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其城市综合体开发建设具有交通立体化、功能综合化、土地集约化、节奏高效化、生活便利化等特点,对我们有重要启示。     

长江经济带城市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外部性:识别与应用

文章运用双变量莫兰指数研究了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外部性。首先，测算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指数和环境污染指数，以制造业为中心变量运用双变量莫兰指数测算了制造业与城市经济发展指数以及环境污染指数间的空间自相关性，得到了长江经济带上表现出经济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的城市；其次，从影响城市特征属性的因素出发，通过城市区位、城市发展定位与规划以及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等因素分析了城市空间外部性的产生机理；最后，在识别具体城市外部性类型与表现的基础上，从城市政策体系、资源信息、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几个方面提出了对城市制造业空间外部性的应用，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联动效应。     

水资源约束下建设用地需求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建设用地需求量预测是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对其需求推动和制约因素的合理分析是准确预测的前提。水资源作为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间接影响了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规模。把城市可利用水资源作为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初步建立了水资源约束下建设用地需求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人口、经济和建设用地供应3个子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流图,阐明了各子系统内部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了建设用地需求的推动和制约因素。为进一步通过计算机模拟方法确定建设用地需求量奠定了基础。     

无形资源空间对中小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

中小企业资源空间已从自有资源拓展至更大范围，形成由资源能力、权力和效率边界共同界定的无形资源空间，并影响不同类别的创新活动。政府补助旨在提升环境资源的宽裕性，是企业重要的外部资源来源，因而构成中小企业无形资源空间作用实现的重要情境变量。基于此，以2009—2019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并检验无形资源空间对探索式、开发式创新的作用，以及政府补助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中小企业不同维度无形资源边界的创新作用存在差异，其中资源权力、效率边界的拓展分别有助于探索式、开发式创新，而资源能力边界的拓展同时对二者有利；政府补助减弱资源权力边界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却增强资源能力、效率边界对开发式创新的影响。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强调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可以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研究首先对我国行政级别的制度背景、演化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展开系统性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分别从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由规模集聚、过度积累两个维度分析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倒U型结构作用，再从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协同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通过对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行政级别设定的分析，将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为进一步探寻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倒U型作用下存在的最优区间值，研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通过500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U型作用，城市在387万人时处于最优城市规模；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最后，研究在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合理开发土地资源，促进南京市农业可持续发展

南京市土地资源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土地资源浪费、土地经营规模偏小、土地资源减少、土地质量衰退以及与环境协调不力等 ,合理开发土地资源 ,促进南京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措施包括 :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生态农业和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等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公众认知现状初探

以公众对城市地下空间的认知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技术方法,研究了公众对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开发建设、未来发展方向等三方面的认知现状。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开发与利用的总体认知水平还有待提高,反映出我国当前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宣传、教育和安全监测预警等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针对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的认知问题,从公众本身、政府机关和监测技术等三个方面给出了可行性的对策建议,对引导公众提升自身对城市地下空间的专业素质、推进城市地下空间的发展进程和政府相关部门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建设的落实工作等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地方政府竞争对土地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板数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新兴增长极,但其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依靠土地出让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依然普遍存在,不利于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基于政府土地出让视角,构建地方政府博弈模型,选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09—2017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的实证研究表明：成渝地区政府竞争与土地资源错配呈现显著的“U”形变化特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这一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在替换变量和剔除核心城市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由于政府竞争博弈行为的反复特征,土地资源错配程度存在动态循环的正向累积趋势。     

城市地下空间使用权有偿出让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一、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我国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以后,由于房地产业对高额利润的追求,在一些需要高位地价支撑的城市功能区,如CBD(中央商务区)、CCD(中央商业区)等地区,土地的利用强度逐步加强。同时,土地的稀缺性亦日益明显,以营利为目的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投资行为开始出现。     

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蔓延的影响研究

城市空间的蔓延扩张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探究城市蔓延原因,对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但地方官员在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机制的双重激励下,往往对工业用地和商服用地采取差异化供地策略,使得土地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扭曲配置,城市空间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09—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基准,通过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土地资源在不同行业的错配会带来城市空间的扩张蔓延。研究还发现,城市蔓延存在动态持续变化的特征,即前一期的城市蔓延对当期的城市蔓延存在正向效应。最后,文章从建设用地跨区域占补平衡、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论城市土地资源的集约化配置

城市土地资源的集约化配置应坚持的原则是:增加土地的有效供给;实现土地资产综合效益最大化;保持土地资源的永续利用。城市土地的集约化配置需要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建立城市土地储备制度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在于形成利润最大化的土地利用空间。城市土地资源的集约化配置的主要路径是推进城市用地置换,改造旧城区和土地的立体化使用。     

论空间权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城市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城市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 ,对土地的利用逐渐由平面趋向地面之上空及地下 ,形成垂直式的立体发展 ,空间权的概念因而产生。目前 ,土地空间法律制度在西方国家相继建立 ,而我国对空间权的立法尚属空白 ,对其的研究也十分匮乏 ,尤其是对空间权的基本理论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基于此 ,笔者拟从空间及空间权的内涵、空间权的构成及空间利用权的法律性质三个方面对空间权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以期对我国的相关立法和实践有所裨益。     

城市地下空间标识环境设计

随着城市立体化空间的发展,有效开发和利用地下空间已成为全球性发展趋势。地下空间的空间负面特征和人在地下空间的不良心理感受使人们在地下空间移动时更加依赖标识环境的导向作用。城市地下空间标识环境应基于多感官、人性化的原则进行设计,使其具有易知性、适应性、亲切感。     

福建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研究

选取1996-2009年福建省碳排放总量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基于EKC假设,建立了福建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函数模型,发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目前福建省碳排放量还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通道之中,即还处于上升阶段。同时,通过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预测,认为"十二五",既是福建省经济快速发展期,也是福建省碳排放转型关键期。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城市公共空间的再造

作为城市和城市特定区域内标志性符号的城市公共空间,历来扮演着政治宣传和教化使者及人文景观的双重角色。经济发展的需求、土地资源匮乏的日益凸显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公共空间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先例,迫使我们对本国城市公共空间功能进行重新发掘和定位。不难发现,以经济发展为导向,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兼具现代化主题的城市公共空间,应是当代城市公共空间再造的方向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