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共富”:“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与实践遵循

“城乡共享”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实现的重要条件,“城乡共富”是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要义,两者构成了“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基础。我国在“共同富裕”内蕴逻辑的主导下,沿着“城乡二元 城乡协调 城乡融合”逻辑遵循,建构了“以农促工 工农互促 城乡共富”的“共同富裕”战略,推动“城乡共富”程度递进发展,但在经济基础、消费服务、现代化设施、公共福利等领域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城乡相对差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塑造农村“富裕”的内驱能力;以“城乡融合”为向度,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催生农村“富裕”的外部动力,推动“城乡共富”迈向更高台阶,扎实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以融合促振兴：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以县域为载体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基于2006-2021年我国1672个县域数据,构建城乡产业融合影响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渠道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正U”型非线性特征,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引培来推动共同富裕,但只有当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成立。此外,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在区域和城乡产业融合类型层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县域要因地制宜地采取合适的城乡产业融合模式。据此,要加快推进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并优化县域金融扶持政策和加强企业引培力度,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探索差异化城乡产业融合模式。     

新时代城乡共同富裕融合发展论——基于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与研究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城乡关系始终是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关系,也是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重点问题。现阶段我国正经历新经济社会形态的社会转型,城乡融合发展便成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乡村,振兴乡村不能就乡村论乡村,而是要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探寻城乡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并考虑城镇化建设基础上城乡一体化现状发现,我国城乡关系发展以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实际需求为演变历程,以为群众民生谋福祉为目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乡村基础设施滞后,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城乡发展要素双向流动不畅,阻碍城乡融合;城乡社会服务分配不均,制约城乡发展等诸多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严重放缓城乡共同富裕融合发展进程。新发展阶段推进城乡共同富裕,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新型城乡关系,整体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我国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于城市现代化。突破城乡二元体制障碍,积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施,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建设,打破传统城乡分离发展模式,实现城乡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发挥有为市场与有效政府相结合的作用,打破要素流通壁垒,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优化要素配置。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打破户籍藩篱,释放城乡发展新潜力。以城乡融合为切入点,以发展为主题,以问题为导向,以高质量乡村振兴为战略支点,基于共同富裕视角下分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存问题,查找短板,突破要害,分析解决城市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打破分割,促进人力资源有序性社会流动和合理配置,形成城乡统一生产要素市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寻求缩小城乡差距的路径选择,以期探寻促进城乡共同富裕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度和现实路径。     

新时代城乡空间融合的理论与实践

城乡空间融合的本质是运用空间的思维和方法将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连接起来,将城市和乡村融合为一个整体空间,构建城乡融合的空间共同体,具体内涵表现为城乡空间关系、空间生产和空间分配的三重正义维度。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空间正义思想和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为城乡空间融合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系统思维。新时代推进城乡空间融合是我国城乡空间关系演变的时代命题,是均衡配置空间生产力的必然选择,是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实现分配正义的内在要求。基于此,要坚持空间关系正义,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坚持空间生产正义,优化城乡经济结构;坚持空间分配正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空间共享。     

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与逻辑

基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探寻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蕴含的“融合共生”特质推动了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构建了双中心意义的城乡关系。通过解构城乡发展中政策赋值、组织赋权、技术赋智的实践过程，发现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表现为城乡结构一体化、要素均衡流动和功能差异化互补，并呈现了价值理性、结果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再生产过程。在逆差序理念、双中心发展与数字红利扩散的逻辑取向下，城乡关系转型的价值观从差序向逆差序转变，成效观从极化发展向合作生产转型，方法观从效率增利向效益共享转换，既建构了稳定有序的城乡关系秩序，亦充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更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智识。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当前,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新发展阶段,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已经具备了较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基础条件,但是也面临着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低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制约因素。新发展阶段,扎实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需要解决好富裕和共享两个方面的问题。具体来讲需要把握五个方面的实现路径：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充分释放农村生产要素的活力,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渐促成“橄榄型”分配结构。     

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统筹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契合共同富裕发展与分配的双重属性,当前,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都处于探索期,文章首先梳理了县域城乡发展的理论共识、分歧与疑问,进而提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性问题,揭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从遵循梯度发展原则、走产城融合道路、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加强县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四个方面,阐述统筹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进路。文章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为推动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城乡共同体的空间结构、生产秩序与建构路径——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进一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乡共同体建构体现了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关系的追求,是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助力。当前,城乡中心-边缘结构与要素非等值交换阻碍了城乡共同体建构。为此,结合共生理论内涵,基于空间-秩序分析框架,通过聚类算法与指标评估方法,对不同区域城乡共同体的空间结构与生产秩序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匀质、中心-边缘、互嵌三种空间结构和抗衡、虹吸、同化、融合四种生产秩序。其中,去中心化结构与融合发展秩序能够极大地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因此,建构城乡共同体应摒弃城市中心主义思想,构建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形成融合发展秩序。     

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与实现路径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概念蕴含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均富”思想和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构想,其科学内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中国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在实践中不断演化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其实现路径在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收入分配公平公正;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增进民生福祉;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发展;不断提升文化建设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与范式创新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是城市与乡村内部结构、组织功能与相互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需要多主体、跨区域的协同治理。基于SFIC协同治理模型对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的协同治理基础与过程展开研究后发现,现阶段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需要从分级领导协商、社会力量动员、信息融合共享、快速响应协作与成本责任共担方面做好机制构建。未来,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范式创新要迈向“统合型包容”,但统合型包容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持续性过程,仍要立足于长三角城乡融合协同治理全过程与共同富裕发展新需要,从主体统合、任务统合、资源统合与技术统合等四个层面以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发生。     

城乡融合的科学内涵及其实践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思考

城乡融合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透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了城乡对立的根源,明确指出城乡融合是城乡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城乡融合可以阐述为在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基础上,破除城乡隔阂,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国城乡融合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所做的创新性发展,意在打造城乡发展共同体,即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推动实现城乡共生共荣。就目前来说,破解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持续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努力创设城乡平等发展的条件,扫除城乡融合发展的障碍,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进程、特色范式、实践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交汇融合中产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之路,一个民族没有现代化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历了初步酝酿、觉醒探索、稳步推进、快速跃升四个阶段,呈现出以人口规模巨大为强大动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为鲜明特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必由之路、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格局担当的特色范式;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实现中华民族人口现代化、形成现代化经济模式、建设现代文明、创造现代化生活方式、保障国家与民族发展安全,从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与理论贡献探析

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是我们党推进“三农”工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就生成逻辑而论，这一论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乡村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地区工作的乡村建设实践延续和升华；就丰富内涵而言，深刻回答了乡村振兴的目标定位问题、城乡融合发展问题，以及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乡村振兴的方法、乡村振兴的价值和乡村治理的方向等问题；从理论贡献来看，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思想、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发展。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有助于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有助于促进“三农”现代化发展，有助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同时也为破解全球乡村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共同体的三重逻辑与建构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举措。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正在改变城乡社会的发展格局并形塑新的治理模式。在社会数字化转型场域,数字治理成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变量,针对当前数字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结合“共同体”理论尝试提出数字治理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在深入阐释其概念特征的基础上,以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为研究背景,基于“理论-历史-现实”三维视角,系统解构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共同体的多重逻辑。基于此,从物理边界的消解与重构、基础网络的织就与形塑、多元主体的融入与互动、科技伦理的诠释与再造等方面提出建构路径,推进“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完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新道路的内涵与特征——基于生态哲学视野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纳入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之中。在生态哲学视野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全新的哲学范式，蕴含着伙伴型的生命共同体、生态利益共同体、可持续发展共同体三位一体的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观与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观相结合,以绿色高质量发展为向度，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相统一，促进绿色共同富裕的生态民生，共建共享美丽世界与美丽地球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化新道路。这一新道路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老路的五大新特征，即高扬了红绿双重主题，演绎了生态辩证思维，强调了红绿一体融合，明晰了绿色价值指向，彰显了正义的全面性，树立了现代化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共生共荣的新典范，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走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选择。     

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内涵、国际经验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共同富裕这一目标愈受关注。由于中国长期执行城市偏向性的政策,城乡差距长期存在,阻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融合发展这一新的理念,以解决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城乡融合发展注重城乡之间的平等关系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在物质、权利、发展机会、精神和生态环境等维度上与共同富裕的内涵紧密联系。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针对农民权利、产业发展、收入分配、教育公平、生态价值转化、村际一体化发展等角度的政策路径将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人民主体·公平正义·制度构建——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演进主线

共同富裕是理想社会的价值指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马克思恩格斯把“共同富裕”标刻在思想理论的底层核心,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把“共同富裕”书写在初心使命的旗帜中心,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主题无疑就是“共同富裕”,它具体展现为逻辑自洽的三条主线：人民主体、公平正义、制度构建。人民群众是共同富裕的主体承当,解决了共同富裕价值主体从“现实的人”上升到共同体的“为了谁”、创造主体从无产阶级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由谁推动”、受益主体从全体人民延展到世界人民的“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公平正义是共同富裕的权利基石,彻底消除贫困,保障个体的生存尊严;推进城乡融合,实现城乡的权利平等;按劳分配所得,确保全体的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超越资本增殖逻辑的制度探索,推动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演进,促进了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变迁,从而建构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创造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彰显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体现了新时代具化的公平正义。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共同富裕的四维审思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发展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更加突出的发展主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深化对促进共同富裕规律的认识,共同富裕思想不断发展,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总体性范畴,它是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共建富裕和渐进富裕的统一。从主体而言,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与差别富裕相统一的全民富裕;从目标而言,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的全面富裕;从要求而言,共同富裕是权利共享和义务共担相统一的共建富裕;从过程而言,共同富裕是动态过程与发展目标相统一的渐进富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仅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广大人民群众庄严承诺的初心与使命,还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追求。新时代新征程,我国迈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立足新发展阶段,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共同富裕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融合,统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聚焦“共同”与“全民”,着力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紧扣发展主线,在动态发展中循序渐进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各民族的互嵌式发展

党的二十大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我国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互嵌式结构作为社会基础,并激发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的内生发展动力。各民族互嵌式发展有其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发的历史基础、优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依据以及与共同富裕目标同频共振的实践机制,堪称“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的关键因素。以业缘纽带下各民族的互嵌式发展为杠杆,可撬动城镇化并轨、东西部协同及高质量发展,亦可推动中华民族作为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走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生态关系观及新时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城乡生态关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城乡生态问题突出表现为城乡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存在，要重建物质变换的生态秩序，维持土地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以生产者的联合、城乡融合为特征的共产主义来实现。新时代中国要立足当下，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生态关系观中获得启迪，为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筑牢社会主义制度根基；构建城乡生态共同体，打通城乡地域的物质循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