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表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中国剧--余上沅国剧理论评析

作为对五四"工具论"戏剧观的反思,余上沅的国剧理论指出了戏剧应当艺术地表现社会人生;强调戏剧是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倡导中西戏剧融合以实现戏剧的民族化,创建表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中国剧,并在"国剧运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实绩,对于今天中国戏剧的发展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西化浪潮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之焦虑——试论“国剧运动”的文化意义

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国剧运动”以其独特的戏剧理论,突破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二元矛盾对立、不可调和的思维模式。在对传统与现代在现代性重建中的角色处理上,“国剧运动”认为从传统出发同样可以建设现代性的文艺,突破了五四以来西化=现代化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的设想。在对艺术中民族性与现代性（世界性）的关系处理上,“国剧运动”尊重、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传统,因其民族性而实现其世界性,并完成现代性的转变,突破了五四以来民族传统=陈腐、与现代性相排斥的理论。从西化与民族化问题上的焦灼、试图两者兼顾的理论设想等方面来阐述“国剧运动”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中国戏剧的启示。     

试论20世纪前期国人戏曲观念之转变

20世纪前半叶,国人的戏曲观念发生了许多重要的转变。从"野蛮"、"原始"的待被扫除的"遗形物"到有"高贵的价值"的可引以为荣的"国剧";从消闲娱乐的"玩艺儿"到被迫承担起"启蒙"、"救国"的光荣使命并最终与话剧联姻;戏曲艺人由卑贱的"戏子"、"婊子"转身成为令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和"艺术家"。各种转变的发生最初仅局限于知识阶层,但后来却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20世纪前期各种事件的发生,促成了这种根本性的转变。     

略论余上沅、赵太侔和熊佛西“国剧”理念的差异——“国剧运动”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余上沅、赵太侔和熊佛西均是“国剧运动”的中坚，都为“国剧运动”的倡导不遗余力地努力，而且都撰写了代表“国剧运动”倡导者们的艺术理想和包含了他们艺术个性的专题文章。但他们在表述自己的“国剧”理想和戏剧主张时又是有差异的。余上沅的“国剧”理论核心是崇尚“写意”，赵太侔的“国剧”追求世界性的通性与民族性的个性的融合，熊佛西则强调和重视戏剧的“内容”先于“形式”。     

复旦大学博物馆简介

复旦大学博物馆创建于1991年春,1992年元旦正式开馆,拥有藏品约两千多件,分别来自河南省博物馆、洛阳文物工作队、上海博物馆等单位的捐赠,以及本校图书馆、文博学院、生物系的旧藏。目前分为复旦大学历史文物博物馆和于右任书法陈列馆两个展馆。     

文物的戏曲资源及其现代利用转向——基于佛山祖庙文物的视角

文物蕴含各历史时期的文化元素,中国不少文物承载的戏曲资源就具有传统文化与古代文学价值,对这些文物的保护和开发,可进行活用。从佛山祖庙文物中,可以探寻出文物的戏曲内容与文学小说的深层联系,运用“符号学”原理,这些文物在当代得到保护并实现其现代利用转向,是完全可以的。     

山西省第一个戏曲文物展览室

山西运城地区,素称“戏曲之乡”,地上地下保存着大量戏曲文物。这里不仅是汉唐百戏、宋元杂剧的故乡,而且是梆子声腔剧种的发祥地之一。山西省第一个戏曲文物展览室———河东戏曲文物展览室,以大量的戏曲文物,图文并茂地展现了戏曲艺术在河东地区发生、发展的漫长历史。全室共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藏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及其价值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藏台湾少数民族文物约 4 0 0余件 ,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目前 ,已展示了部分文物 ,还计划推出有关专题展。对于研究者 ,也将提供图片或展示实物等服务 ,以期充分发掘和利用其文物价值。     

略论《金瓶梅》中的海盐腔戏曲史料

《金瓶梅》以写实的方式保存了大量的海盐腔戏曲史料。这些资料涉及海盐腔的演出剧目、表演特点、组织经营方式与演员构成，以及戏剧的功能等多个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戏剧学研究价值。本文以小说中保存的海盐腔戏曲史料为切入点，探析明代戏曲中海盐腔盛行的状况和发展流变的特点.     

历史街区及周边地段保护与开发的几点思考

一、概念界定 我国提出“历史街区”的概念，是在1986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看城市的历史及其保存的文物古迹，还要看其现状格局和风貌是否保留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2002年10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将历史街区列人不可移动文物范畴，具体规定为：“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     

明清时期云南戏曲的文化特征

云南戏曲渊源于原始综合表演艺术,在明清时期,受外来移民文化、外省入滇戏班等因子的影响,本土戏曲经过和外来戏曲文化的融汇与交流,逐渐发展并成熟。主要体现为戏曲创作成果丰硕,形成了节日、民俗及私家演出等多样化演出形式,到清代中叶,逐步形成了有云南地方特色的滇剧、傣剧、花灯等剧种,同时,戏曲文化传播的渠道广、影响深,戏曲品评伴随着演出、剧本阅读等传播过程。结合明清时期的特殊社会背景。梳理这一时期云南戏曲发展的历史文化状态,对开展戏曲研究和戏曲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艺术和学术价值。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戏曲音乐生态生成与特征

土家族土司戏曲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形式.明清时期是土家族土司戏曲兴盛时期,由于保存完整且又具有民族特色,因而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土家族土司戏曲音乐在调式音阶、旋律进行、曲式结构、唱腔等方面与其它戏曲音乐不同,有着自己的特色.     

元宇宙视域下博物馆数字藏品的风险失范及治理规制研究

博物馆数字藏品将传统文物藏品进行数字化表达,实现了数字意义上的“文物永生”,用年轻化的潮流语言与社交符号促进用户的具身沉浸体验,增强了情感消费认同与社会资本联结。尤其是在元宇宙的发展环境下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新消费场景和流量入口焕发实体经济活力。当前,我国博物馆数字藏品发展势头迅猛,但尚处于市场与产业探索创新的初期,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存在形式趋同与文化缺位、市场不确定与技术不稳定、版权侵犯与数据安全、产业生态未明等隐忧风险与行为失范问题。通过优质内容创作与文化价值引领、产业规制与行业自律、IP授权完善与版权交易规范以及全场景、全产业链的产业联动机制方能打造元宇宙背景下健康清朗的博物馆数字藏品创作、授权、交易的产业生态闭环。     

论唐宋词的手写传播及其价值

手写传播是最古老最普遍的文学传播方式,即使进入印刷时代后,人们和书籍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手写传播还是与印刷传播一起并行不废,每一部手写稿都具有独特性,特别是名人的手写,更具有文物和收藏价值.唐宋词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手写传播一直是其最重要的传播方式.这些手写作品具有保存原作、校勘异同、辑佚补遗和观赏书艺等多方面的传播价值.     

文物返还互惠协议评析

作为解决文物返还国际争议的一种合作型策略,文物返还互惠协议在明确文物来源国对争议文物享有所有权的同时,要求其作出承诺,将同种类别和价值的其他文物租借给移交该文物的博物馆等收藏机构并号召双方在更广阔的领域开展文物交流。互惠返还协议兼顾了文物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利益需求,为文物返还争议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理想方案。     

民族博物馆文物陈列的本质及艺术

民族文物陈列的本质是突出民族文化展示主题。民族地方博物馆是民族文物陈列展示的主力军,文物陈列的过程是一个知识化与感情化的过程,民族博物馆透过文物标本陈列展示彰显人文关怀。民族博物馆以丰富多彩的陈列展示方式吸引观众,陈列设计既是艺术创作更是艺术实践,民族博物馆应当高度重视文物陈展档案建设工作。     

应用型高校特色校园文化育人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在原有文化建设基础上,创新文化育人质量提升体系,打造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校园文化,应用型高校需要注重特色,建设精品工程,培育校园精神、人文精神和时代精神.培育特色校园文化育人课程体系,需要扎根地方.结合实际,创新建设.菏泽学院扎根地方,结合自身传统着力打造和建设鲁筝博物馆、教师教育博物馆、戏曲博物馆、牡丹之都民族乐团等...     

开明绅士支持抗战的深层文化因子--以山西忻县奇村邓养忠为例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以山西忻县奇村邓养忠为代表的广大开明绅士，以其在易村社会中素有的威望和地位，以备种途径积极支持抗战，为中华民族抵御外辱和维护民族尊严做出了重大贡献。开明绅士在支持抗战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而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理念、价值取向则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传统文化因子的历史积淀。即具体表现在心系天下的爱国情愫、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礼义仁爱的济世情怀和经权变通的谋略之道。     

试论中国古代乐器文物主题词表的需求与构建方法

古代乐器文物是我国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古代音乐文明发展的实物见证。文章回顾了乐器研究和文物领域的传统乐器分类方式，检视国内外博物馆当前的乐器文物检索结果与呈现；进一步分析盖蒂研究所艺术与建筑叙词表中乐器分类方式的参考性，讨论基于乐器文物工具书和相关权威文献构建我国古代乐器文物主题词表的思路与方法，以利乐器文物信息的发现、检索与利用。     

理想与现实之间:生态博物馆法律地位的尴尬

生态博物馆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生态运动和民主化浪潮的产物,是对传统博物馆模式的超越。其核心理念是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原地保育和社区参与。与西方国家的生态博物馆相比,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多是在文博学者的倡议和设计下,由政府部门主导而成,肩负着社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改善的重任,在功能、性质、实际监管单位等方面处境尴尬。此外,受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社区居民远没有成为"事实上的主人",其文化主体意识有待提高,相关的制度保障也有待完善。为防止我国生态博物馆在发展初期因缺乏规制而异化,丧失其"文化遗产保存和保育"的核心价值,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现行文物保护法中的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制度规范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管理;另一方面,完善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制度,循序渐进地确立传统文化社区的文化遗产权也是必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