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中的人工智能应用：一个文献综述

人工智能应用为何能够嵌入公共治理,如何发挥人工智能应用于公共治理之价值是学界探讨不止的重要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近15年国内研究文献作系统梳理发现,人工智能应用正在重构公共治理的问题场域,并逐渐成为改进公共治理绩效和达到善治目标的工具。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应用嵌入公共治理的内在机制。现阶段,公共治理中人工智能的应用重点集中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城市应急与环境治理等方面,但人工智能应用仍面临安全、侵权、解构秩序、冲击法治体系和道德伦理等风险。国际上制定国家战略政策、建立监测体系、加快融入公共服务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公共治理人工智能应用的纵深发展和风险应对提供了借鉴。立足于我国公共治理的现实,人工智能应用的未来可为方向是智能行政审批、责任分摊机制、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伦理设计和政府新型智库建设等。     

俄乌冲突背景下国际油价高涨对我国石油安全的影响研究

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全面爆发,欧美等西方国家持续对俄罗斯石油出口实施制裁,国际原油价格随之大幅上涨,一度突破100美元/桶,并在高位持续震荡,给我国石油安全带来较大冲击。此轮油价高涨主要是由于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石油供需失衡、影响了石油供应稳定、抬升了石油期货风险溢价。未来国际油价在短期内主要呈上涨态势,但仍面临一定下行风险,中长期有望回落,但也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此轮油价高涨将推动全球能源危机,加剧我国石油供应安全风险和能源转型压力。对此,我国应充分认识供应多元化和战略转型对保障国家石油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优化石油储备体系,加速推动油气产业绿色转型和技术创新,在能源供给中寻找战略平衡点。     

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的来临——基于财富生产方式与战争形态的变迁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技术进步使人类具有了超越领土与地缘的空间限制而进行财富生产和战争的能力，从而使财富生产方式和战争形态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并使人类进入了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在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科学技术、资本与管理在财富生产与国家安全维护中的重要性即权重越来越高，而传统的领土占有与地缘控制的重要性越来越低。在经济上，中国、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分别是后领土时代来临的正面或反面案例；在军事上，海湾战争是后地缘时代来临的弱信号，而俄乌冲突则是强信号。但是，人类仍局限于传统领土观与地缘观，导致诸如俄乌冲突这类本可避免的地缘冲突的发生。     

“后脱欧时代”英国与欧盟安全合作的模式选择

二战后英国在欧洲安全领域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三驾马车”之一推动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建设。英国脱欧后，不仅削弱了欧盟防务、经济力量及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而且其在欧洲安全结构中地位的不确定性给欧盟安全和防务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可以通过第三国身份、双边与小型多边形式、特别是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和在北约中的特殊地位，来影响欧洲安全政策的制定。俄乌冲突爆发后，英欧在美国主导的北约框架下紧密合作应对危机，为观察脱欧后英欧安全关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窗口。     

美国军事安全体制的效能分析

军事安全是国家关注的核心议题,建立完整、高效的军事安全机制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文章分析了美国军事决策机构、情报机构、咨询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的内容及其作用机制,并以科索沃战争为例,对美国军事安全体制的效能进行了分析。尽管中国与美国在制度、意识形态和防务战略上存在差异,但是可以在咨询机构、情报机构、军事指挥机制和监督机制改革上,借鉴美军的经验。     

新质生产力诱发认知战风险的治理策略研究

作为智能时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向,新质生产力在推动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快速迭代更新的同时,也可能会被误用或恶意使用,冲击社会秩序并将其负外部性扩散至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而会导致循环增强的风险样态：提升认知战的烈度并加剧不同利益主体的观念冲突、无序扩张并增加社会秩序的紊乱程度、强化不同用户群体的身份撕裂程度并加剧意识形态风险,进而可能会冲击国家安全状态。以契合本领域研究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来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剖析,发现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智能传播逻辑、资本运作逻辑、价值重构逻辑来对认知战施加深层影响。因此,应在尊重该领域风险诱发机制的基础上,以提升新质生产力风险的智能把关效能,强化智能传播系统与民众正当需求的契合度;以契合数字文明的法治秩序提升对资本主体的规范效应,优化统筹安全与发展的长效机制,建构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的优质生产关系,强化国家安全体系对于意识形态风险的应对能力等综合治理机制,及时抓住新质生产力为人类社会提供的新发展机遇,驱动“治理”与“智理”的协同共振,进而以“智理”与“善治”的同构来持续探索该领域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关系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画卷。     

美国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发展态势、风险与应对路径

基于传统的技术制胜的军事战略思路以及塑造相对于其他大国的军事优势的需要,美国政府与军方已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其侧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制定与实施各类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与方案,为推动军事智能化创造条件;第二,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项目的发展,特别是以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作战指挥系统的综合效能,推进自主攻击平台的研发与应用;第三,强化与盟国在人工智能军事化领域的合作。上述态势造成三方面风险：第一,加剧基于新兴技术的军备竞赛风险;第二,增加大国间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攻击系统的可靠性不足,而且人工智能军事化系统的应用会侵蚀大国间的战略“默契”并降低网络攻击的门槛;第三,可能重构大国间威慑体系并侵蚀国际安全的稳定基础。对于中国而言,面对美国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所产生的诸多风险因素,需从强化技术进步等方面应对智能化冲突或战争风险,参与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全球治理进程以提升中国的话语权,拓展中美在应对上述风险方面的合作空间。     

重塑人工智能治理中人的主体性

以人工智能为关键技术的智能革命对人类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利于增强治理协同性，提升决策效率和治理效能，展示出美好的治理前景；另一方面，由于算法权力膨胀、个人价值迷失和人类责任缺位等现象凸显，导致治理中面临人类边缘化风险。因此，重塑人工智能治理中人的主体性是人类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在未来人机共生的治理环境当中，人工智能很可能成为治理主体之一，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持包容审慎的态度，设定好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引导技术应用服务于增进人类福祉。同时，从人类自身出发探索将人的主体性带回治理的有效路径，包括加强全球合作，应对治理挑战；完善国家制度，保障人类自治；发展创新型社会单元，开展创造性生产活动；重塑个人责任意识，提升治理能力等。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治理的双向制度建构

伴随着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产生了人才和技术缺失、算法影子官僚、算法偏见、人机协同困难等问题,迫切需要建构技术向善的制度来促进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中的有效应用。激励制度和约束规范并举是技术有效融入治理的客观需要,以激励制度发挥人工智能赋能的正向作用,以约束规范减低或消除人工智能赋能的负面效应。当前,需要建构的激励性制度包括建立和完善人才激励制度,以教育模式变革来培养创新人才;促进和强化产学研合作制度,使创新链、产业链与市场高度连接;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支持制度,激励科学家潜心基础研究;建立发展信息收集制度,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预判、协调和协同;建构行业标准体系,减少标准不一带来的浪费行为。需要建构的约束性规范包括加强立法论证,建构法律约束,打击人工智能赋能的侵权行为;强化对违反伦理原则赋能的制约机制,建构伦理约束,树立可信、可责、可知、可用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建构人工智能赋能的风险防范机制,建立安全测试机制、政治安全审查机制、军事化防范机制、失业预警防范机制、突破国际封锁机制等措施。通过建构激励性制度和约束性规范,有效发挥两者的双向协同作用,以促进人工智能有效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     

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

在国家安全领域,互联网的国内治理对国家安全不可或缺,但因其无国界性、工具性、匿名性,单纯的国内治理会遭遇种种限制,故而互联网的全球治理显得尤为必要。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模式,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宣扬的"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和中国、俄罗斯等国倡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实践表明,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互联网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需要进一步强化互联网合作互助机制、标准实施协调机制、风险防范与评估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并注重互联网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     

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一种概念重构

基于全球化背景,国际关系学界对“安全”概念进行了重新建构。其核心就是“延伸”和“拓宽”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延伸安全”就是从垂直纬度上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拓宽安全”就是从水平层次上将安全议题从军事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这导致一种对“安全”概念的综合化和多学科的定义。     

差异化的国家安全逻辑：基于国家能力的分析

面对日益增长的内部与外部不安全风险，国家的安全行为影响着安全情势的发展走向与可能结果。国家安全逻辑是国家能力对国家安全行为生成的作用机制，国家建制能力在制度设计与执行环节凸显的纠偏能力与协调能力，以及作为国家支配能力核心的军事能力决定着国家安全行为的产生基础、具体成效与可预期的烈度。国家能力的强弱分野和受此影响的国家安全行为的具体呈现构成了国家安全逻辑的不同类型，差异化的国家安全逻辑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面向未来，应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增强国家能力构筑共生型安全逻辑，实现共同安全。     

北极治理：国际竞争视角下的制度治理困境与出路探究

2022年初产生的俄乌冲突导致原本就存在于北极的地缘安全风险继续上升,极地话题再次升温。北极地区存在诸多战略优势,因此国家间在北极地区的竞争越发激烈。国际制度能够协调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关切,从而规范国家的政治行为,减少争议,这对北极地区的开发与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围绕不同的利益关切出现诸多国际制度,进而产生国际制度竞争的现状,也会出现现有国际制度滥用的趋势,因此北极治理对规范化且行之有效的制度的需求越发急迫。随着中国参与北极地区的实践活动日益深入,可以为北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为其治理机制的优化发展提供积极方案策。     

论类ChatGPT通用人工智能治理——基于算法安全审查视角

类ChatGPT具有潜意识形态性,其引入和嵌入应用易招致非传统国家安全威胁。类ChatGPT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受资本与西方价值观的浸润,冲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情报安全,易诱发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并为网络情报的获取和传输提供诸多便利条件；杜撰假舆论,致使社会谣言泛滥,或将挑战社会公共安全；收集存储处理用户数据,严重威胁国家数据安全；阻碍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步伐,使产业跨国转移变得缺乏现实意义并重新定义社会人力资源成本上限,或将挟制他国经济发展安全。我国算法审查制度面临专门审查主体缺失、审查范围不明和审查法律规范体系化水平严重滞后等现实问题。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明确中央科技委员会领导的、国务院数据安全局负责执行的算法安全专门审查主体机制,统筹算法审查宏观设计；充分发挥平台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协同共治效能,夯实算法审查的社会基础；将算法文化监控、算法可解释性和算法可控性纳入算法审查范围,合理评估算法对国家和社会的冲击,明确算法安全内容；制定“算法安全法”以破解政策敏锐立法滞后的困局,回应算法安全制度的现实需求和总体国家安全的需要,提升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监管能力,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算法霸权,加速推进类ChatGPT通用人工智能本土化应用及国产化替代进程。     

网络时代国家政治安全治理的特殊逻辑——基于网络安全与人本安全融合视角的分析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必须以确保国家政治安全为根本保障,政治安全治理于是面临着艰巨任务。在当今网络时代,基于网络技术和政治体系的深度交融和互动,国家政治安全治理所处的环境、面临的挑战、所需要的条件等方面都不同于前网络时代,具有特殊性。虽然在政治安全治理中要注重防范各种网络政治风险,把实现网络安全作为重要考量,但更应坚持以人为本,紧紧抓住人本安全的根本诉求,进而完善相关制度和体制。因此,同时注重网络安全与人本安全二者的作用,将其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是网络时代推进国家政治安全治理的必然路径。这样有利于充分发挥网络技术在解决诸多政治安全问题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增强政治体系对于网络技术变革的适应性,进而有效应对纷繁复杂的政治安全风险和挑战,不断提升国家政治安全能力,保障国家在网络时代的长治久安。     

人工智能的社会安全风险及其治理路径

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改造和重塑社会各个行业和领域,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相较于其他现代技术,基于数字底座的人工智能表现出更强的迭代性、通用性、颠覆性和重塑性等特性,因此对经济社会产生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根据技术的实践性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人工智能社会安全风险可以概括为源于技术本身的本体性风险、源于技术利用主体的主体性风险,以及在规模化应用中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客体性风险。这种类型划分不仅印证了该技术社会影响的全面性,也揭示了风险生成的内在机理。为了构建负责任、有预见性的技术风险治理体系,应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营造人文良善的技术生态、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体系、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格局,以整体性的敏捷治理体系实现对技术风险的长效治理。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逻辑理路与治理路径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国家总体安全维护和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厘清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逻辑理路,主要从公共空间的“脱域”场景是逻辑前提、自我意识塑造的信息自我是逻辑基础、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逻辑内容、媒体传播角色的转变是逻辑载体四个方面着手,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培养防控责任主体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推动网络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构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从而实现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有效治理。     

全球自主武器系统的发展及其对战略稳定性的影响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在核武器的范围内探讨战略稳定性问题,未能对网络、太空以及无人作战等新兴领域军备发展引发的战略稳定性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聚焦当前在国际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自主武器系统,从自主情报分析、自主指挥编成以及自主火力打击三个方面界定了自主武器系统的定义,分析了世界主要军事强国、技术后发国家以及非政府行为体围绕发展自主武器系统展开的国际竞赛,从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两个维度揭示自主武器系统对全球战略稳定性带来的新挑战:一方面,自主武器系统有利于强化"第一次打击"优势、加剧危机"意外爆发"和"意外升级"的风险,导致危机稳定性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较低的扩散门槛、研发过程的不透明性以及围绕自主武器系统的认知差异,导致自主武器系统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为应对自主武器系统对全球战略稳定性的挑战,中国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参与自主武器系统的军备控制与危机管控,增进与掌握自主武器技术的主要国家间的战略互信,推动构建维护自主武器系统战略稳定性的全球治理网络。     

车载全空域相控阵波束形成研究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风险,表现在网络领导力弱化导致的意识形态引领力缺失、网络多元思潮传播形成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网络消极文化扩散造成的青年价值观扭曲等,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高校要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严加防范,建立网络意识形态监测与预警、教育与引导、治理与稳固的安全机制,确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网络空间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教育数据安全治理体系的反思与完善

数据安全是教育信息化的根基和保障，推进教育信息化应平衡教育数据的发展和安全。教育数据滥用不仅威胁个人隐私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也会引发政治、经济等领域安全风险。当前，我国教育数据安全治理体系中存在规则混乱、缺失、冲突等问题，需要采用整体视角和运用法治思维对三个关键维度的规则进行完善，以形成统筹协调的治理体系：首先应明确教育数据基础共性标准和安全技术标准，在识别重要数据、个人数据的基础上修正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其次应赋予教育数据控制者、处理者以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并丰富其义务形式；最后应区分泄露个人数据、非个人数据的不同法律责任，构建教育数据泄露多元追责路径，并设置法定免责条款。实施教育数据安全治理有利于实现兼顾维护总体国家安全与释放教育数据价值的治理目标，切实推动教育现代化高效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