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行政法的产生——以全球治理为视角

全球治理推动新公共管理及与之相应的行政法律制度国际化,因此国际行政法的出现成为必然。国际行政法在实体法上体现为各国行政法律制度不断趋同与各国接受国际行政法律制度在国内直接适用,在程序上表现为以转致的方式适用外国行政法。针对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我国应当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可能会使我国行政法在全球化过程中失去参与制定规则的好时机。应对国际行政法潮流的制度基础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但实践应用尚处于"冬眠期",需要我们以更加积极态度来应对。     

论公司治理中的政府监管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公司治理引入政府监管有其必要性,政府监管体系包括法律监管、行政监管,市场环境监管、媒体监管、党纪监管等,完善公司治理必须完善政府监管体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政法调适

从国家治理变迁与行政法规范范式演变来观察,国家治理需求是行政法规范体系发展的社会基础,而行政法构建的规范体系则是基于对国家治理需求的规范回应,即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中,通过社会协同运用正式的、非正式的手段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涵盖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两个基本面向,是行政法的回应基础与规范范式选择的理据与表现。然而,行政法对国家治理需求的回应与构建主要需要依托理性的行政法治理结构、先进的行政法治理理念、现代的行政法治理制度、有效的行政法治理手段。在行政法的调适原则与实践指引行政法建构的核心目标上打造合作、协调、互信的和谐官民关系。行政法建构的制度实践上应遵循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以及守成、吸收和创新三统一原则。为提升调适效能,行政法应被明确界定为授权法,并以行政任务的完成为目标进行理念改造与制度重塑,推进行政法从以司法为中心到以行政过程为中心的转移。     

域外治理行政腐败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完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视角

惩治行政腐败是我国行政法治重中之重,域外发达国家治理腐败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主要有：一是具有完善的规范行政权力的行政责任追究立法规范,从根本上防止行政腐败;二是形成有效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行政责任追究模式,严控行政腐败的滋生;三是健全以权利监督权力的行政责任追究机制,全方位治理行政腐败。我们要达到治理行政腐败的目的,亦需根据国情,完善我国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加大行政责任追究力度：规范行政权力,完善行政责任追究法律体系;加强以权力制约权力,增强行政责任追究力度;确立权利监督权力的行政责任追究的有效途径。     

技术下乡与基层治理双重回应的生成

以 12345政务热线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被广泛运用，调适了基层体制内权责关系， 是政府吸纳民意的重要渠道。但数字技术难以对个体诉求精准分类和真实性识别，因而产生诉求信息拥挤。基层干部在面对诉求制度的回应规则时，其回应行为呈现出线上诉求回应与线下事务治理回应的二阶样态。一阶样态体现出基层科层组织内部关于诉求回应的权责调配和压力驱动逻辑。二阶样态则是基层干部在具体情境中与村民围绕诉求进行互动，体现为一次性诉求直接回应、模糊性诉求程序回应和不正当诉求化解治理三种策略。诉求回应制度提升了基层回应性治理的水平和效能，但此种干群互动是靠科层压力传导来实现，呈现出回应的被动性和后发性，这与我国群众路线所蕴含的干部直接回应和解决民意诉求仍有区别。     

宪政视野中的社会协同——基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问题研究

社会协同是宪政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宪政视野下的社会协同具有治理、价值、技术、过程等不同内涵,它是指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的治理模式.社会协同与城市基层治理和社区建设的联系最为密切,社会协同可以在民主和秩序两方面推进宪政价值的实现,改革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可以从制度建设上落实宪法的权威,推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从政府全能向社会协同转变.     

协同治理视域下农村食品安全教育问题探讨

食品安全教育在整个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中起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是农村食品安全长效治理的基础性防御环节。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格局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改变,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执法力量薄弱。借鉴国际经验,从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推动农村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是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长效治理目标的有效途径。为此,须充分认识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教育立法,建立稳定的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机构体系,丰富和创新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拓展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渠道和途径,以此推进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建设。     

基层自治：纵向分权和多元治理——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自治以中央集权与基层自治辨证互动为理论分析框架,随着改革的深入,该理论分析框架无法合理解释和解决基层自治中纵向的分权问题、地方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分享问题。新近兴起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强调纵向分权、多中心治理结构、公民参与及寻求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地方治理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可以较好的胜任新时期基层自治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反垄断法》中的若干行政法问题探讨

虽然不能将我国的<反垄断法>归于行政法,但其中的行政法问题因该法的反垄断宗旨而显得尤其重要.反行政垄断被认为是我国<反垄断法>的一个亮点,但是<反垄断法>关于行政垄断的规定仍有较明显的不足.<反垄断法>所确立的执法体制是"双层次多机构"方式,在我国该体制虽然有其合理性,但该执法体制对<反垄断法>效力和权威的影响也是不容否认的.<反垄断法>中关于行政程序的规定相对来讲还是较健全的,但由于<反垄断法>赋予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较大,有些程序尚需进一步规范.<反垄断法>在反垄断的行政救济机制方面涉及到复议前置和复议与诉讼选择的问题,而恰恰是这个规定与<行政复议法>存在明显的冲突.关于<反垄断法>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现行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应有的地位,只有将所有与该法相冲突的规定均归于无效,才能真正确立起<反垄断法>的权威地位.     

政府食品监管职能缺失的体制分析及其治理策略——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沿革表现出了"破碎化"的监管职能,这与社会结构转型、制度变迁和政府机构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解释框架,分析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缺失原因,制度化政府内部及部门之间的跨界合作,把社会多元治理力量纳入到协作的制度内,建构政府内部之间、部门之间及社会监管主体之间的协作网络结构,这是对公共行政适应社会改革发展的回应。     

“结构—过程”视角下社区复合治理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基于南京市社区治理实践

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复合治理是适应了中国国情和治理场景的治理理论。对社区复合治理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并从“结构-过程”的理论视角出发论述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居民群众等作为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应有的角色定位,结合南京市社区治理实践,分析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制约,从价值引领、技术支撑以及行动复合三方面出发助力社区复合治理体系的创新和优化。     

基层治理效能欠佳的表现、成因及对策

基层治理效能是衡量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标志之一。当前我国的基层治理效能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直观上看到的治理主体素养有待提高,治理机制需要进一步协调;另外一个则是行政发包制治理模式的一种结果。现代信息技术和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民主权利是去除基层治理中行政发包制弊端的有效办法。通过提高基层治理主体的素养和进一步协调治理机制,以及完善行政发包制就可以逐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乡村基本治理单元及其治理能力建构

国家治理与乡土社会的双重变奏中,乡村基本治理单元保持着简约治理的基本形态。公共资源下乡的过密化,导致目标管理责任制嵌入基层民主实践,催生半正式行政结构的科层化。多种张力下的基层治理制度供给,不仅没有带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复兴,反而使得乡村治理走向了善治的反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村干部理应成为承接公共资源的接点性治理主体,也可能不受监管而坠入乡村“微腐败”的温床。现代国家要更好地造福于民,需不断提高行政村的基层治理能力,初步的构想是,建构行政村的社区福利评估能力、政策释义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基层治理技术的选择——基于国家权力与资源的视角

国家权力是政治的核心问题,而权力的实施又必须依托于资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资源情况较差,整体国家能力不足的基础上展开的,不同的时期,基层的技术治理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文章以国家权力与资源为分析视角,以运动型治理、项目型治理、基层民主型治理的三种治理技术为例,对基层治理技术的选择的动因进行探讨,并对基层治理技术的选择作出解释型的阐述。     

我国城管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崔英杰案反映出的行政法问题

崔英杰案中,法院不正确地回避了崔是否有妨害公务罪的问题。从行政法上看,城管定位模糊,不是严格意义上适格的行政主体;执法权限与其他行政主体的权限多有交叉,范围不确定;在执法程序上没有严格遵守法律的明文规定,存在瑕疵。这些问题不仅是个案,而有着深刻的背景。需要制定城管执法的专门法规,对城管的主体身份和权限做出明确规定,使之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