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女儿国抢婚”文化背景与《情史》“岛女繁殖叙事”

<情史>海洋叙事中值得分析和研究的是<焦土妇人>和<海王三>以及与这两篇小说具有内在一致性联系的<鬼国母>和<猩猩>.它们都属于海洋小说中的"岛人繁殖叙事",从这类叙事中,依稀可见古代"海上女儿国抢婚"的文化背景.     

《镜花缘》崇德扬善主体思维的叙事功能

文章立足于儒家伦理观、文学观考察《镜花缘》的创作主体思维,并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文本细读、结构分析等方法剖析其叙事功能。研究发现,《镜花缘》主体思维具有鲜明的崇德扬善倾向,对叙事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不仅规约了为女子立传的创作意图,展现了百名才女的精神内核与儒家伦理思想的相合之处,而且强化了宣扬儒家伦理思想的创作宗旨,使民生疾苦和民风教化问题得到特别关注。其二,支配了创作素材的选择与加工,作者从恪守伦理、提高修养和践行仁义的角度展现个体人格魅力,从实施仁政、关心民生和勤政为民的角度表现社会政治理想。其三,作者带着强烈的干预意识安排故事走向和设置人物言行,乃至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情节延伸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     

《镜花缘》与鲁迅

《镜花缘》是清代作家李汝珍所著,鲁迅将其归类为＂才学小说＂,并为其定义,同时针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文本特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梳理和总结论述,特别是对《镜花缘》的评述考证,奠定了《镜花缘》的历史价值。同时,鲁迅对《镜花缘》的艺术手法加以评价和总结,并在自己的创作中继承、发扬。     

《边城》的民族伦理与性别叙事

《边城》在重塑中国形象时其叙事基点是张扬民族伦理;民族伦理表述框定着文本的性别叙事：失衡的自然性别设置、抽空与变形的社会性别意涵、诗性叙述背后的传统性别文化逻辑、女主人公的“失语”与“假借”、一潜一显两代女性的爱情悲剧与民族历史文化命运表里互衬的结构等,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社会性别形象;在女性及“边城”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寄予了作者关于民族和自我的想象,隐含着“内部东方主义”的文化逻辑。     

《因为女人》：当代男作家性别叙事标本之一

阎真的长篇新作《因为女人》，自2007年底首发以来，引起巨大反响。这是一枚层次丰富的洋葱：故事层面呈现当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弱肉强食的性别图景，字里行间充盈着对弱势女性的怜惜；深层却透露出隐合作者对男性中心价值标准的无意识屈从；而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性别本质主义的思维始点更直接挑战着女性主义者的承受底线。     

“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与性别主体建构”笔谈：言说娜拉与娜拉言说——论五四新女性的叙事与性别

刘传霞认为，娜拉——新女性形象是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各种压力之时想象与设计民族国家以及男性主体的主要符码．言说娜拉成为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议题；现代女作家——现实中娜拉的自我言说是精英女性知识分子建构女性主体和探索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女作家的创作表现了对各种既定规范的突围、颠覆，同时也昭示了在内外压力之下，现代知识女性对女性自我主体构想无奈的修改与放弃。中国现代男女作家对新女性的叙述既呼应，又对照，他者叙述与自我陈述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与抗衡，共同描绘与设计着娜拉——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天涯路程。王宇通过对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化镜像“娜拉”的生产、接受的考察，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起源语境中性别政治与公共政治的复杂纠结，从而表明性别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指涉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问题，而是从根部与社会文化精神的走向、知识谱系的建构密切相关，性别研究已然提供了一条回望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现代性诉求的独特路径。唐欣认为，从性别主体的角度重新解读茅盾《蚀》三部曲中的两性情爱关系，可以小说中显在的身体叙事作为独特的切入视角。其中，身体话语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的表征，已然成为有效辨析现代主体生成的重要话语场地，它在性别主体建构、革命话语隐喻的多重视角中具有意义的多歧性与审美的多样性．从而也就为我们的重读提供了新的可能。     

聚焦正规战役的“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保卫延安》与《红日》比较论

从截至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来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吴强的《红日》可被看作"十七年"期间关注并表现战争的"双璧"。两部作品都在追求一种"史诗性"书写,都取得了各自不同的艺术效果,而且在对人性勘探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不分伯仲。在特定年代,两部作品既收获了"不虞之誉",也承受着一定程度的"求全之毁"。论文结合两部作品的历史评价,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二者思想艺术成就上的"得"与"失"进行了论述。     

《耻》：一种关于“性别困惑”的伦理叙事

J.M.库切在当代欧美文坛是最具理解张力同时也是最有阐释争议的社会小说家之一。在他的大多数文学作品中,性别化的种族神话和种族化的性别寓言始终都是读者无法忽视的历史文化课题。本文运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以性别批评的伦理视角重新解读他的代表作小说《耻》,探讨种族身份与性别叙事的隐性伦理关系,在合理评价库切文学经验的同时,揭露并批判其作品的父权意识与性别政治。     

从空间角度解读《舍巴日》中的性别叙事

根据福柯等人的观点,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基点,更是一个包含复杂权力秩序的集合体。《舍巴日》作为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创作转型的代表作,揭示了土家族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深刻变化。小说中时间被淡化,突出空间特征,包括地理空间、神圣空间和文化权力空间等,呈现出湘西土家族富有活力的地域文化身份。小说中的不同空间在对话时反复呈现出传统性别秩序,地理空间的性别化体现出女性的"他者"地位,神圣空间的消解与重置体现出女性感性与男性理性的对立,文化权力空间内的两性关系则体现出男性的主导力量。从性别叙事角度考查两性关系在小说不同空间内的反复叠现,有助于了解叙事中作家对土家族内部传统性别秩序的态度,以及土家族在面对现代化冲击时两性关系的变与不变。     

论《镜花缘》纵横交错的结构特征

《镜花缘》的结构是纵横交错、错综复杂的,作者不但从整体上构筑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因缘结构框架,而且作品的内在叙事结构又与《西游记》、《水浒传》以及《红楼梦》的结构颇为相似,对这些作品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借鉴,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宗族史”与“社会史”的衔接：论《一千八百担》的叙事意识

吴组缃的小说代表作《一千八百担》通过叙事时间的精心设计,将＂宗族史＂和＂社会史＂相衔接,对于宗族社会的叙述由此获得了历史性,显示了20世纪30年代宗族叙事的发展趋向,即以大家族的生活和历史来揭示＂时代与社会＂的趋势,演绎社会发展的＂规律＂。置于现代文学以来宗族叙事历程中考察,可以籍此感知时代思潮与文学叙事之间具体的内在联系。     

《聊斋志异》“戏言”叙事的向度及其谐趣

《聊斋志异》诸篇中有50多篇通过"戏言"生发故事,这种叙事方式颇具特色,在此称之为"戏言"叙事。就叙事向度而言,"戏言"叙述既继承了传统小说写作的结撰方式,大致朝"戏言成祸"、"戏言呈祥"悲喜两极展开,又平地生波,一波三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其叙事潜力,为我们呈现出了人生百态的两种终极归属,提供了两种叙事审美范式。"戏言成祸"故事对传统文化宗旨做了进一步宣扬:富有劝善惩恶功效;而"戏言呈祥"故事叙述方式虽不是蒲松龄原创,但他在应用中将这种叙述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玩笑亦或是祥兆。这些展现悲喜向度的故事通过其独特的"戏言"叙事,在展现给我们许多审美谐趣、令人发笑的同时,又蕴含着深刻的寓意,令人深思。     

试论《镜花缘》与道教“谪仙修道”母题的因缘

<镜花缘>系清人李汝珍所著的一部修真求道的长篇章回小说.作者之所以要将小说定名为<镜花缘>绝非偶然,因为只有镜花水月的空幻无常和转瞬即逝方能传达出作者对命运的嗟叹和感喟.作者将这种无常之叹拓展至芸芸众生,通过对现实的凡俗人生的否弃来诠释道教"谪仙修道"的母题.     

女性的重写与重读——试论三维视野中的《镜花缘》

在“五四”女性史观的指导之下,历来对《镜花缘》解读者都忽视了其女性形象所展示出来的新特点与新形象。本文拟从作品出发,以其女性形象为核心,以“仙女下凡”的故事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其在文学史视野中的新变。辅之以社会史、思想史视野,希冀探索她们在“出发——对比考察——论证”的“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的“三维视野”中与中国历史的重新契合,凸显其从“女人”到“人”这一形象转变的重要意义。     

玛·德拉布尔《七姐妹》的性别叙事策略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长篇小说《七姐妹》以巧妙的性别叙事策略探索了女性文学自我突破的可能性,这对中国当代女性书写具有借鉴意义。作家聚焦于老年女性的生活境遇与精神挣扎,以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而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作家又精心安排了七姐妹的意大利之旅与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的互文关系,不仅通过当代人物与远古英雄的呼应传递出历史的厚重感,更以独特的女性旅行书写凸显了女性生存与她们在现实中的文化渴望的意义;运用复杂多变的叙述视角,作家将七姐妹的旅行表现为与埃涅阿斯的漂泊具有同样意义的告别失败、掌握命运与凤凰涅槃的旅程。     

《镜花缘》与李汝珍音韵学思想研究

李汝珍创作《镜花缘》时将自己的音韵学思想部分地融入其中。通过对这部分内容的爬梳,可以窥得其音韵学思想。其中有较为进步的观念,也有因循前代韵学思想的成分。将《镜花缘》反映的李汝珍韵学思想与《李氏音鉴》相对比,发现《镜花缘》中的音韵学思想既有重视实际语音的创新之处,又存在着某些存古思想,这与《镜花缘》中音韵学相关内容来源的复杂性有关:来源于《李氏音鉴》者因其与李汝珍等韵学思想的关联而带有创新性,与上古音、中古音相关的内容则因为李氏的创作旨趣、清代上古音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存古思潮,以及“求雅存正”的文学语言观关系密切而带有“存古”特色。     

《镜花缘》“君子国”里“让”与“争”的道德解析

"好让不争"是《镜花缘》君子国里极力加以渲染和"雅化"的道德模式,其最核心、最集中的东西是通过一些"交易光景"展现的。通过对书中几处"交易光景"的解析,认为"好让不争"实质上已变成了"因让而争",这样"让"也就被自身所否定,变成了"不让",虽不是惯常的损人利己性质之争,而是损己利人性质之争,然损己利人与损人利己本是出发点不同,但最后都落实到一个"争"字上,这个"争"字从本质上讲并无高下之分,都是为一己之私而争,都有违"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道德要求,于是道德异化为不道德。只不过一是为自己的精神利益,一是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形成君子国里的道德悖论。从中也能感受到作者最大的困惑。     

《魔幻玩具铺》中的身体叙事与主体性建构

在英国当代女性主义作家安吉拉·卡特的小说《魔幻玩具铺》中,女性在主流文化以及男性霸权的压迫中遭遇主体性建构的矛盾与缺失,她们通过静态和动态的身体对抗,实现对父权制的颠覆,使得其自我主体性得以恢复与重构。这部小说体现了作者早期独特的身体观和主体观。     

张承志《黑骏马》的“归乡”叙事与“知识分子道路”问题——基于与鲁迅《故乡》的对读

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归乡”叙事既留下了丰厚的启蒙思想遗产,也留下颇具问题性的思想“债务”,即“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在思想主题与结构形式上,当代作家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黑骏马》与《故乡》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对话”与“互文”关系,前者对主人公两次归乡经历的叙述潜在地回应了“知识分子道路”的问题。在“归乡”之不可能与可能的辩证关系中,《黑骏马》重新开启了启蒙者/知识分子不断“归乡”——“回归民众”的“思想道路”。张承志以此表达了对“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的另类思考,从而与“八十年代”产生了复杂的思想与美学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