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治风险比较研究

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参照《全球治理指数》,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指标,通过选取2012-2020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均值大于2000万美元的22个样本国家,运用因子分析模型和SPSS软件,对2012-2020年22个样本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均额较多的东道国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较大,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政治风险复杂多变,区域内各国家的政治风险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建议投资者合理规划投资的区域结构,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的识别和评估。     

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油价风险的汇率传导效应研究——基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的实证检验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导致国际油价频繁震荡，并通过汇率渠道向全球进行风险传导。以“一带一路”沿线15个国家为例，通过构建TGARCH-Copula-CoVaR模型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油价风险的汇率传导效应。结果表明：国际油价风险对“一路一带”沿线国家汇率市场具有较强的单向传导效应；时间维度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大幅增强国际油价风险的汇率传导效应，且呈现显著的时间阶段性和结构性变化特征；空间维度上，国际油价风险对同一区域内国家的汇率传导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但不同区域内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各国风险传导强度与其在国际原油市场中地位及原油对外依存度密切相关。     

油气投资风险评估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实证

基于油气投资风险视角,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照地域进行划分,构建油气投资风险评价体系,运用基于奇异值分解的多评价结论集结方法和Theil指数,对2000—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油气投资风险、影响因素与油气投资风险差异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油气投资风险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油气资源、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成为影响油气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社会环境、基础设施与市场体制对油气投资风险的影响开始减弱,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油气投资风险差异明显增加,并主要以各地区内部的油气投资风险差异为主,地区间的油气投资风险差异影响较小。根据以上实证结果,油气企业需要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投资,根据影响因素加强对地区油气投资风险变动趋势的研究,识别地区油气投资状况并采取差异化投资战略。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风险与对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利用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ITC)开发的出口潜力地图数据库,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规模和结构。研究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出口潜力巨大,但是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国家和产品结构分布不均衡特征,其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出口潜力最大,出口潜力排名前列国家具有相对集中特征,电子和电气设备是最具出口潜力的产品。研究还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面临着地缘政治、汇率、经营合规、物流和法律等诸多风险,各级政府、贸易促进机构和外贸企业需要在国家和产品层面,精准识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机遇,有效落实出口促进策略,发挥自身竞争优势,积极防范出口风险,维护出口利益。     

中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管控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成为我国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的重点区域。该区域因恐怖主义、宗教矛盾、民族主义、第三国干预以及国际犯罪等因素错综交织,使得在这一区域相关国家投资和承包工程项目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建筑业企业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加强对我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区域的政治风险及其管控措施的研究刻不容缓。本文以中国建筑企业为例,着重对中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风险管控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FTA的贸易效应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仅有3个沿线国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基于2000—2018年国家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真实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法治水平下的异质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并对中国与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2)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主要从需求侧、供给侧、供需交易三个方面通过经济规模、技术创新、外汇储备和贸易成本四种机制对中国与沿线不同法治水平伙伴国的双边贸易产生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中主要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外汇储备和降低贸易成本对其与中国双边贸易产生促进作用，未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促进双边贸易；而在“一带一路”沿线较低法治水平伙伴国中未能通过这四种机制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大力度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提质扩容，同时因地制宜地放宽对低法治水平国家的贸易优惠政策。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发展出版贸易是中国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为了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中国出版业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实现对外贸易的新发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和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为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文化距离三个方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整体处于成长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且该正向效应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优化沿线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版物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异质性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低等收入国家、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文化背景相似国家的贸易的促进效应最明显。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 规模测算及影响机制研究

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产业转移是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结果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呈现规模大、差异大和种类多等特点;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数量、基础设施、技术水平、政局稳定性等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地理距离和资源禀赋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显著为负。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一方面要提升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要科学识别与防范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和“资源诅咒”风险。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的布局难点与战略突破

对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任务，推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布局优化是应对西方数字霸权、契合“一带一路”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诉求、构建国内国际市场循环畅通新发展格局等的现实方案。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带一路”沿线支撑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数字经济基础薄弱、“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布局优化有待对标好新发展格局的具体任务、“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布局优化面临的主要风险制约新发展格局构建等难点。基于此，拟提出如下破解方案：一是筑牢“一带一路”支撑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数字经济基础；二是构建凸显新发展格局目标任务导向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布局优化新格局；三是推动形成有利于新发展格局构建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布局优化的风险应对共同体。     

“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以2009—2019年809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投资的“企业—年份—区位”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沿线数字经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民营企业、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和数字经济关联行业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对“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或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正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此，应支持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开展商业合作，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生态。     

共生理论视域下“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构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高度一致的能源共生关系,共生理论对于构建“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共生理论视域下,“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当前面临重大挑战：美国是构建“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外部阻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地缘政治博弈是其首要内部阻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相对滞后是制约其发展的基本因素。现在,调整中美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打造合作共赢的共生环境,提高能源地缘政治博弈风险应对能力、创建多元互助的共生模式,加强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完善力度、建立协调联动的共生单元,成为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构建、保障能源合作安全、应对能源合作挑战的必然要求。     

“一带一路”服务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WTO-OECD平衡服务贸易数据库2013—2019年双边服务贸易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服务贸易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一带一路”服务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2013年到2019年，随着“一带一路”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沿线国家服务贸易联系明显增强，在旅游业、运输业以及其他商业服务行业中贸易联系更紧密；中国、新加坡、意大利和俄罗斯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块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新加坡等国属于主受益板块，意大利、卢森堡和俄罗斯等国属于双向溢出板块。是否签订区域贸易协定、互联网发展水平差异、货物贸易和地理距离对服务贸易网络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互联网发展水平差异和地理距离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下中国与“一带一路” 国家钢铁产能合作潜力及区位差异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国家全面开放的重大战略,是中国钢铁产业“走出去”的重要机遇。基于57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钢铁产能合作潜力进行估算。研究表明：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钢铁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在钢铁产能合作领域仍然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尚未开拓;中国对沿线国家钢铁产能合作潜力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且整体表现为“南低北高”的特征。因此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钢铁产能合作要科学识别合作中的影响因素、合理甄选合作东道国、深挖合作潜力。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债务问题影响的实证研究

自2013年至今,“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其中,携手共建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体系。但仍有个别国家为了维护其自身地位和利益,肆意炒作中国借此推行“债务陷阱”,阻碍了倡议的顺利发展。因此,通过选取“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的GDP、货物和服务出口以及外债总额存量等重要指标进行分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务情况做一个整体研究,对比考察其负债率、债务率及其增长率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变化,并建立计量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外债总额存量以及负债率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增加了沿线国家的外债存量,加重了部分国家的债务负担,部分沿线国家也存在债务问题,但倡议对沿线国家的负债率及其增长率影响都显著为负,减轻了其债务风险,中国并不是造成其债务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没有使其陷入“债务陷阱”,关于“债务陷阱论”的指责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东道国制度环境、金融开放水平与中国OFDI--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的数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参与这一过程的重要方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SYS-GMM)方法研究沿线国家的制度因素、金融开放水平以及二者共同作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因素总体上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但在不同分组中会产生不同效果;金融开放水平则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制度因素与金融开放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在非亚洲国家分组中该效应较为明显。该结果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前需要对其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估。除此之外,为了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水平需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工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深化。     

中国的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

通过2004—2017年的国际面板数据,运用带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GML指数,用其衡量“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考察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一带一路”国家是否成为中国的OFDI的“污染避难所”。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通过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成立,验证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非是中国的OFDI“污染避难所”;分样本估计结果发现,中国的OFDI对亚洲国家的绿色全要素增长效应大于欧洲国家;通过引入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两个变量,发现基础设施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在中国的OFDI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中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说明中国的OFDI可以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促进其绿色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国别环境评价研究

对外承包工程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加强沿线国家承包工程的国别环境研究有利于降低风险和提高成功率。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新增营商环境因素，指标设计上考虑基础设施承包工程的特点，构建了包含6个环境因素、33个指标的工程承包国别环境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对"一带一路"64个国家的工程承包国别环境进行定量评价，对熵权法结果进行了Spearman检验和对国别环境综合值进行了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环境和经济环境是"一带一路"沿线工程承包重要的国别选择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工程承包环境差异显著，分布很不平衡，东南亚、南亚地区国家环境较好，中东欧和西亚北非区域次之，东亚、中亚和独联体地区较差；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承包环境评综合价值的大小，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好、较好、较差和差。研究结论不仅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开展工程承包提供了国别选择的经验证据，同时为积极落实我国"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不仅提高了区域开放水平，也为各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新途径。选取2007—2020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视角，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有效促进了国内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提升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且对“一带”沿线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一路”沿线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同时对设立自贸区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设施联通和资金融通两种机制推动国内沿线节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通过贸易畅通机制促进国内沿线节点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     

论国际组织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世纪工程”,需要中国及沿线甚至更广泛国家齐心协力,共同打造。冷战后,国际政治深刻变化,国际组织外交日益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身份优势”,可助力推动“一带一路”的“五通”清单建设。因此,中国可在国际社会“设置议程”、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地方政府角色等方面多做些努力,一路走、一路思,凝神聚力、群策群力,实现沿线国家“大合唱”,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及其虚拟耕地资源流量估算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展互利共赢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农业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粮食出口国经贸关系,对中国更好地充实耕地资源占有量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有重要现实意义。以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例,分析了1995—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并估算了双方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资源流量。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持续波动变化,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净进口地位且净进口量不断增长,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增速更快且中国主要出口稻米、主要进口稻米和玉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2008—2012年和2013—2016年,中国通过粮食贸易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83.60万公顷和403.53万公顷,其中通过稻米贸易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73.84万公顷和239.74万公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