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西藏仁蚌巴家族与藏传佛教诸派关系

在明代西藏历史上,仁蚌巴家族是一个重要的家族,曾一度利用军事扩张和政治联姻等手段篡夺帕竹地方政权的统治权。在15与16世纪交替之际,仁蚌巴家族将势力从后藏扩张到拉萨一带,掌控西藏中部大部分地方,成为当时西藏最有权势的贵族。15—16世纪也是藏传佛教各派风云争霸的年代。当时,格鲁派获得帕竹地方政权的支持,成为一支蓬勃发展的新兴力量;而萨迦派和噶玛噶举派等传统强势教派获得元明二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在西藏拥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它们也积极寻求世俗力量的支持。文章通过梳理藏传佛教各派僧人的传记资料,叙述仁蚌巴家族与各派重要僧人交往的史实,以此来考察仁蚌巴家族面对不同局势时在宗教层面上作出的抉择,以及藏传佛教不同教派对世俗政治力量的抉择,从而进一步展现15—16世纪西藏地方的政教格局。     

试论仁布巴家族势力的兴衰

帕木竹巴王朝时期，仁布巴作为帕木竹巴的家臣，拥有一定的权势范围，其领地是后藏仁布地方。自1374年至1565年，在近两个世纪中，由于仁布巴统治经营有方，使仁布巴家族势力逐渐兴盛，成为窥图取代帕木竹巴王位的权臣。但由于仁布巴家族的后代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连年征战，导致属民不满，于1565年，仁布巴家族被其家臣辛夏巴推翻。仁布巴作为西藏历史上的一个家族统治势力，有近两个世纪的辉煌历史。因此笔者拟对仁布巴家族的起源、兴盛及衰败作出初步研究，以期抛砖引玉。一、仁布巴的兴起相传吐着王朝的恰赤赞普在位时，玛桑那喀地方出了…     

清朝西藏地方政府官印的使用特点及相关问题探析

结合盖印档案、印章实物及文献史料，对清朝西藏地方政府官印的使用及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后认为，清朝西藏地方政府所用官印可分作中央政府封授、西藏地方制作和明朝遗存旧印三大来源体系。其中，中央政府封授官印与西藏地方自制印在使用过程中，它们的使用场合、受用群体、钤盖载体，以及发布公文权力的来源和文告的行政措辞都有比较严格的规范，并且二者形成鲜明对比；明朝遗存旧印是西藏特定时代背景和政治格局下的历史产物，其使用特点与清早期西藏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上述问题的讨论，对于认识和理解清朝西藏地方政治制度以及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

公元13世纪,西藏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公元17～18世纪,清王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掌权时期,更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全面行使了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权力.西藏地方事实上是一个行省.西藏地方政府完全隶属于清朝中央政府.本文试图就清代中后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进行探索,总结一些历史经验教训,并通过历史事实说明西藏地方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清朝中央治理西藏地方政策的制度化和系统化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派遣驻藏大臣总理西藏事务,是     

把握历史趋势、探寻发展规律——也谈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三个高潮和两个低谷

西藏地方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在曲折中迂回前进,不断地积累文明成就,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做出贡献,总体可以概括为"三个高潮"和"两个低谷"。其中,第一个高潮出现在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结束了青藏高原地区邦国林立、发展相对迟缓的历史。第二个高潮出现在公元13世纪中叶,延续到19世纪中叶,元朝时期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辖之下,结束了西藏地区400年混战的局面。第三个高潮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让西藏地方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专门召开5次西藏工作会议,研究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问题,使西藏社会数十年时间的变化超越以前数百年、上千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两个低谷中,第一个"低谷"是从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到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以前"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时代;第二个"低谷"出现在1840年以后,西藏地方人民既遭受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残酷统治,又遭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西藏社会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和内讧争斗之中。     

论第巴达孜巴

康熙五十六年,卫拉特准噶尔部大策凌敦多布率军进入西藏,结束了和硕特汗庭在西藏的统治,建立起以达孜巴为第巴的西藏地方政府。以往的研究主要受著名藏族文学家策仁旺杰所著《颇罗鼐传》的影响,将达孜巴视为准噶尔人统治下的傀儡。但是《颇罗鼐传》关于达孜巴的记载并不十分可靠。相关汉文、满文、藏文及外文等不同来源的史料证明,达孜巴在藏地拥有很大的威望与权力,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准噶尔人任命的傀儡。而准噶尔人也正是由于对达孜巴信任有加,颇为倚重,才能在卫藏地区较为稳固地统治了近3年的时间。     

西藏分治割据时期的文化并未割裂——从新发现的9-13世纪藏文文献谈起

从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到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以前的西藏,学界一般将其称之为分治割据时期或分裂割据时期,这是就西藏地方政治而言。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学界鲜有讨论。文章将20世纪以来新发现的以敦煌藏文文献、菩日文献、当许噶塘文献和塔波寺文献以及藏传佛教宁玛派文献为代表的9—13世纪藏文文献作为切入点,指出,在这批新发现的藏文文献中,敦煌藏文文献与其他文献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显示出西藏割据时期的文化并未割裂,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拉萨四大“林”(■)的历史由来

16 42年 ,在拉萨建立了西藏地方政府“甘丹颇章” ,藏传佛教格鲁派执掌西藏地方政教权力 ,成为满清中央王朝在西藏地方的代言者。从某种程度上 ,为了自身教权利益 ,以宗喀巴大师主张效仿萨迦派和帕木竹巴派 ,一头钻进政教合一制度。拉萨四大“林”就是在这种制度上相继应运而生 ,成为格鲁派在拉萨除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外重要的四座政教并轨大寺庙。本文就四大“林”的成因及其各呼图克图如何领受“摄政”之重要职务 ,以及各“林”之历史和历辈呼图克图的历史等问题作了初步调查研究。     

拉萨四大“林”的历史由来

1642年，在拉萨建立了西藏地方政府“甘丹颇章”，藏传佛教格鲁派执掌西藏地方政教权力，成为满清中央王朝在西藏地方的代言者。从某种程度上，为了自身教权利益，以宗喀巴大师主张效仿萨迦派和帕木竹巴派，一头钻进政教合一制度。拉萨四大“林”就是在这种制度上相继应运而生，成为格鲁派在拉萨除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外重要的四座政教并轨大寺庙。本文就四大“林”的成因及其各呼图克图如何领受“摄政”之重要职务，以及各“林”之历史和历辈呼图克图的历史等问题作了初步调查研究。     

宗教观念对西藏地方政府减灾策略的影响研究

西藏是我国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有地震、雪灾、冰雹和水灾。针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是政府的重要职能。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教合一体制中,宗教在西藏地方政府的组成和各项政府决策中起重要作用。文章试图通过对20世纪前半叶西藏地方政府的自然灾害应对策略研究,反映宗教观念对西藏地方政府自然灾害应对策略的重要影响。     

有关西藏森巴战争的四份廓尔喀文档案研究——兼论廓尔喀在西藏森巴战争中的角色

1841—1842年的西藏森巴战争,即西藏军民抗击查谟道格拉人入侵西藏阿里的战争,是我国近代史上发生在西藏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影响深远,及至于今,仍为当代学者所关注。目前,国内外学者或挖掘藏、汉文档案史料,或引证国外英文、乌尔都文史料,出版了诸多论著,极大推动了西藏森巴战争的相关研究。尽管如此,学者们仍感资料不足,故有必要进一步挖掘相关语种资料,并做进一步深入研究。近期,笔者在整理翻译一批廓尔喀文原始档案之时,找到了涉及西藏森巴战争史事的四份廓尔喀文档案。这四份档案的时事背景相同,都是在西藏森巴战争期间写成的,撰写者均为当时亲眼目睹森巴入侵西藏地方全过程的廓尔喀军官。由于作为第三方的旁观视角,这四份廓尔喀文档案记录的内容比较客观、真实,对深化研究西藏森巴战争极具史料价值。文章在译注这四份廓尔喀文档案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英藏汉等语种文献,考察了关于森巴入侵西藏地方的主要将领、关于森巴侵略西藏地方的初期军事活动、关于廓尔喀王派人与森巴将领佐尔阿弗尔·辛格联络的情形、关于廓尔喀援助西藏地方之事等问题,最后还探讨了廓尔喀在西藏森巴战争中的角色问题,认为在对西藏森巴战争的态度上,廓尔喀无意...     

帕木竹巴政权的前身—帕木竹巴万户

对于元代十三万户的研究,泛泛而谈者有余,具体深入地对诸万户进行分析研究则略显不足。本文正是为了弥补这不足,对帕木竹巴万户进行一番探讨研究。帕木竹巴政权是从帕木竹巴万户发展而来的,帕木竹巴政权建立后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制度,就有不少滥觞于帕木竹巴万户时期。因此深入研究帕木竹巴政权,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了。     

玛仓噶举派的发祥地及其创始人

藏传佛教噶举派形成於公元十一世纪,最初只有两大传承。一个是以克珠琼波奈觉巴开始的香巴噶举。另一个是玛尔巴之再传弟子塔布拉杰所创始的塔布噶举。这两派传承虽然同原於印度的噶举派,但是到十五世纪时香巴噶举已经衰落,而塔布噶举则发展成四大八小的庞杂支系。其中噶玛噶举,蔡巴噶举、帕主噶举、跋绒噶举四派是塔布拉杰直接师传的,故称四大支、而其中的帕主噶举在1354年开始取代萨迦派掌握西藏地方政权达两个多世纪,成为西藏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大教派。其创始人帕木主巴多吉杰布     

十三世纪以来的西藏封建农奴制

一 西藏农奴制的确立时期。13世纪中叶,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驻凉州(武威)时,与萨班和他的侄子八思巴即萨迦第五祖罗追坚赞等于1247年在凉州会商好归顺条件,得到卫藏僧俗农奴主首领的一致赞同,从此元王朝在西藏地方委派官吏,驻扎军队,征收赋税,实行有效的管辖,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     

明朝前期中央治藏措施述略

西藏地方从有历史记载 ,特别是吐蕃王朝建立以来 ,与内地之间往来关系相当密切。 12 47年 ,蒙古汗国阔端王与萨迦派萨班“凉州会谈”后 ,西藏地方正式归入元朝版图 ,中央王朝开始经略西藏。明朝建立后 ,就接替元王朝 ,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明朝治理西藏的措施是对元朝治理措施的继承、变易与发展 ,其基本政策是在明初确立起来的。这些政策除对西藏外 ,对其他藏族地区同样适用。如洪武朝在藏地① 设卫建制 ,永乐朝定封王纳贡制 ,两朝先后建立与完善茶马互市制 ,为有明一代的治藏措施奠定了基调 ,几未更移。本文试谈这些问题 ,以就教于方家…     

瞻对工布朗结事件对清末汉藏关系的影响

文章着重探讨瞻对工布朗结事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区历史及汉藏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1865年,工布朗结被击败后,清廷将瞻对交由西藏地方政府管理,以补偿其对瞻用兵的损失,并试图利用格鲁派的影响力教化难以驯服的当地百姓。西藏地方政府通过派遣驻瞻藏官,得以将瞻对纳入其统治范围,进而以此为基础将势力延伸到康区北部,对康区地方层面权力关系以及后来清廷与西藏地方政府争夺康区统治权的斗争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之影响。     

论嘉靖时期(1522～1567年)的明蒙关系

16世纪,蒙古社会在杰出的俺答汗(1507～1582年)的领导下,经历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一般说来,这种变化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蒙古人每年定期对中原进行破坏性抢劫,这种情况延续至1550年。其次,从16世纪40年代中期至1570年,大批汉人徙居蒙古地区。最后,从1571年开始为和平及明朝与北方游牧民之间开放互市的时代。通观俺答的一生,他起先试图通过对中国北方的虏掠,为其民众争得经济保障和抢夺基本口粮、日用品以缓解他们的贫困。其后,以中国农业定居者的保护人自居。当这些失败后,他成为明朝的封臣。     

藏传佛教初传北京及其历史影响

以作为国师的八思巴在至元四年(1267)随忽必烈入住北京为重要标志,藏传佛教传入北京。至元七年(1270),大护国仁王寺和西镇国寺始建,成为北京乃至于内地最早创建的藏传佛教寺院。藏传佛教传入北京,与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有效管理相伴而生,是元朝中央政府通过藏传佛教界领袖人物治理西藏地方政策的具体体现,对北京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为北京地区的宗教信仰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促进了北京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藏和谈与范普拉赫的“理论”

荷兰籍“国际法专家”范普拉赫于1987年出版了他的专著《西藏的地位》一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引经据典”,对我国西藏问题横加指责。但是细细读来,却每每有“似曾相识”之感,原来不过是重弹一些帝国主义和分裂主义分子的“老调”而已。国内已有不少专家对他进行了批驳。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因此,我想就西藏和谈问题与这位“专家”探讨一番。(一)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施政,行使主权,派官驻兵,清点户口,设立驿站,划分十三万户……;明代中央政府则实行“多     

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

元、明、清三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具有连续性,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继承自元朝,清朝同样继承明朝在西藏的主权.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即明确宣示西藏在明朝的“幅员之内”,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处置西藏事务,敕封众多西藏首领.永乐皇帝全面继承、并大大发展了朱元璋的治藏方略,其诸多创制,奠定了明朝治理西藏的制度性架构,确保了明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稳定发展.明朝治理西藏的原则与方式,和元朝相比有很大改变,属于政治理念与治理方式的调整,从未损及主权地位.明朝建立的西藏首领分立、自治的政治架构,与当时云、贵、川、桂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体制基本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