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司法的概念、特征及发展前瞻

“双导向模式”使互联网法院成为兼顾涉网案件审理和在线诉讼技术运用的审判机关,然而,这一模式有违在线诉讼技术发展的趋势,也有碍于互联网法院功能的发挥和后续改革的推进。为此,应以\     

互联网法院的价值功能与建构路径

互联网法院在智能化、网络化、便民化诉讼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互联网法院将以司法数据建模化与架构化为主线,逐步引领以案牍文书作为诉讼通信纽带和载体的传统法院迈入数字正义的理论场域。互联网法院以人机交互为运用场景,孕育出微粒化管理的司法数据模式,形成互联网法院内部的精细权力分配格局。这就要求司法数据的部署与通信要从案件管辖、审理方式、诉讼模式、线上线下互动及衔接方面设计,实现以程序员取代传统书记员、遮蔽式审判、审判对象人与事分离、审判流程化。互联网法院将从证据信息结构化、裁判流程扁平化、事实认定聚合化三个维度重构传统法院的信息交互机制,以法律和技术交叉的司法先行者身份全面诠释未来司法的价值与精神。     

林事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的问题与重构

林事纠纷包括林权纠纷和森林资源保护纠纷。林事纠纷的特点决定其司法救济应当有特殊的制度安排。目前我国林事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林事纠纷的公正有效解决。林事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重构的方向是司法专门化,建立不同于森林法院、林业审判庭的环境法院,以应对林事纠纷对于程序的特殊要求,减轻普通法院的工作压力,满足特殊价值保护的需要。新型林事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的基本内容体现为：组织结构的相互配合,管辖范围的一体化,程序机制的一体化和政策形成机能的发挥。     

论网络国家大数据的主权保护——《网络安全法(草案二审稿)》的特色与完善

网络与国家安全相互交叉竞合,是世界各国面临的立法难题。在联合国层面,联合国大会、美国以外的西方、发展中国家、上合组织国家、美国自身都各自形成网络安全政策立场的"五大流派"。中国基于自身国内外的需要,制定了统筹领导、统筹规划、统筹协调、部门主管、非政府网络参与者合计27类人的"五层逻辑"《网络安全法(草案二审稿)》,创立了层次清晰的中国特色网络安全法治轮廓。本文提出优化完善网络主体、客体、平台、活动、治理机制"五点改进"建议,凸显网络空间国家大数据的主权保护、推进该法迅速出台的"最后一公里"。     

司法的困境： 在法条主义与能动司法之间

在中国的语境下,能动司法与法条主义适成反对。一方面,这种显见的对立使得司法在裁判方法上顾此失彼,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另一方面,法条主义与能动司法的理念与方法也急需进一步澄清。利用法律论证的理论资源,透过一种"整体性"的司法裁判思路,或可使法条主义与能动司法在方法论上得到一定的"协调",走出这一司法困境。同时,这也为提出"弹性"的法条主义和解明能动司法的界碑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我国非司法ODR的适用与完善——以闲鱼小法庭为例

互联网经济纠纷的急速增长,迫切需要我国加强完善线上纠纷解决机制(ODR)以解决网络空间中的权利冲突问题。非司法ODR既传承了我国儒家传统的无讼解纷思想,又融会了前沿领域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充分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并创新智造出具有“线上纠纷线上解决”属性的诉源治理新模式。以闲鱼小法庭为例,基于个人、组织、社会三维效益论视角分析发现:非司法ODR通过融合非诉解纷理念能够实现形式多元、信息互通、对抗性弱的私力救济;非司法ODR通过倡导诉前分流机制可以实现缓解诉讼压力、降低诉讼延迟、优化司法资源配置;非司法ODR通过发挥定分止争作用真正实现了社会整体的非诉福祉建设。为了加快推动具有民间性、自治性、高效性的非司法ODR成为化解涉网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建议通过国家立法确认其正当地位,建立与司法ODR的衔接机制,规范解纷人员的职业操守,健全对网民数据的隐私保护机制,建立非司法ODR的司法确认制度。      

荀子的"法、类"说与中国传统司法的"确定性"问题

荀子提出"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近也"和"依乎法而又深其类".本文认为,目前学界对于中国传统司法"确定性"问题的讨论应该正本溯源,回到荀子对"法"和"类"的讨论上来,因为,中国从汉代开始的司法传统实质上是荀子"法、类"说的延续和贯通.     

新《国家赔偿法》中民事、行政司法赔偿的缺陷与完善

就民事、行政司法赔偿制度而言,新《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只限于赔偿程序方面的改进,该制度中原有的缺陷并未得到修正：关于赔偿范围的立法模式封闭性强、精神损害赔偿并不适用于民事、行政司法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没有将民事、行政错判纳入司法赔偿范围等等。基于此,提出建设开放性的立法模式以保障立法的前瞻性,将民事、行政司法侵权行为导致他人损害的情形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及将民事、行政错判有条件的纳入司法赔偿范围等建议,以期为《国家赔偿法》的再次修订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