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三十年朝鲜和韩国文学译介研究

通过对1950-1978年的朝鲜(韩国)文学翻译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个阶段中国的一切文学翻译活动都是围绕“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时代主题展开的,而且冷战意识形态赋予了文学翻译以深厚的政治色彩,作品的艺术性退居衡量文学价值标准的次席,政治思想性成为第一标准.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基本上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20世纪中国文学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语境与价值缺失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存在盘根错节的关系,而不同的政治语境又决定着文学的不同走向,呈现不同的审美规约,形成了文学的阶段性繁荣.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可清楚地看出其由"革命文学"逐步开始的"神圣化"渐次走向以"新写实"为主要代表的"世俗化"流交线索,怎样梳理这种流变的语境与评估其意义,怎样看待"新写实"之后文学的鄙俗化倾向是文学史研究必须加以澄清的问题.     

文学与精英意识形态的“异趣呈现”——20世纪90年代传媒语境下文学与意识形态的新关系

20世纪90年代,大众传媒通过制造现代神话,使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当下人们思想、情感和生活的一部分.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侵淫下,精英意识形态被迫不断变化其话语姿态,由此,精英意识形态与现代性语境遇合的一体化文学生态注定走向解体.在精英意识形态与后现代消费主义“祛魅”后遭遇的精英文学危机中,精英文学不断调整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形成了新的生存形态、生存方式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生机盎然地上演着“异趣呈现”的多元叙事语态.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中的误区分析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女性文学始终占据着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潮流,曾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女性文学作家及作品。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女性文学逐渐走向蓬勃之时,女性作家群体中却突然产生了一股“异流”,一部分自诩“前卫”、“先锋”的女性作家们在其作品中充斥着性欲望、性描摹等内容。她们对于女性身体的过度关注及对性体验的细致描绘,又体现出她们在创作中心理的庸俗的逢迎情绪,从而使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走入误区。其实,这些作品已经不是真正的“女性文学”,她们在创作的发轫阶段就迷失了自我,从根本上背离了女性文学展示女性自我价值的要素。     

文学消费与20世纪中国文学——以长篇小说为例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都是在文学现代化的另一个维度——市场文化和文学消费的语境中进行的.因此,文学生产与读者消费诉求的关系,作家作品在文化图书市场上的命运,文学的消费价值,成为全面而客观地考察和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本文着重以最具有图书出版物特性、与大众读者文学消费最为密切的长篇小说为例,宏观考察各个历史阶段文学消费与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关系,试图敞开一直被意识形态或“纯文学”的文学史所遮蔽的20世纪处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现实关系中的“文学事实”,凸显时代社会的经济体制、传媒出版、大众读者、图书市场对于20世纪文学生存和发展的制约与影响,以期建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评价标准,即在确立文学作品的价值时,将社会的影响和读者的文学消费状况作为评判的一个重要维度.     

非西方国家如何建构世界文学:可能与途径

近年来,关于世界文学,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出现了“非西方中心”的理论走向.世界文学概念在诞生之初就包含着对强势文学话语霸权的消解,具有明显的弱势文学内涵,存在着非西方文化血统.世界文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客观存在着的作为各民族文学总和的世界文学,另一种是通过翻译建构起来的为各国读者所能感知的世界文学.和杰出的作家一样,杰出的译者也是世界文学的关键人物和世界文学价值的重要创造者.本土读者对世界文学图景的认知通常是民族文学引导的结果,世界文学在本质上是跨文明比较诗学,非西方国家对于世界文学的建构具有不容忽视的力量.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难以为继的“再出发”——重审新时期之初的“政治诗”热潮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的“新时期”之初,“政治诗”的书写成为一种潮流,许多作品甚至产生了轰动性效应.这些作品以反思历史、批判极“左”政治、介入现实、暴露现实问题、歌颂美好未来、憧憬现代化前景等为主要内容,大多存在概念化、理念化、模式化等问题,其历史意义与美学意义、文学史价值与文学价值之间并不对等.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学科史意义

“十七年文学”(包括“文革文学”)已日益成为学界关心的话题。有论者认为这是90年代以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史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但事实上,90年代尤其是近几年来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卷土重来”不过是个“形式”,“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才是评说之意义所在,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评说的距离”(时间)将决定着“距离的评说”(结论)。许多曾经参与“十七年文学”“事件”构造的“当事人”,后来成了     

197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选本论

1970年代,美英出版了一批收录中国"十七年文学"的选本,编者或为地道的西方人,或为华裔学者,或为两种族裔人合作编辑。有的选本试图以作品呈现新中国文学发展概况,具有以"选"代"史"的特点;有的从、主题角度编选作品,力图以选本展示新中国社会状况;有的则注重从新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学关系角度编选作品。有的选本中渗透着编者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有的选本则因编者态度较为冷静,重视审美维度的考察,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新中国文学的实绩。这些选本虽各有特色,但也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与审美趣味,它们是研究那个年代西方文化取向的重要标本。     

左翼文学的构成要素与历史困境

左翼文学是五四新文学在20年代末及30年代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批判性的文化品格和对抗性的政治立场、底层道德立场和大众政治想象、党派功利性与新兴意识形态的建构自觉等构成了左翼文学的精神要素,其间又存在着相互排斥、矛盾的因素和逻辑.左翼文学在后来的变异就是其内在矛盾所导致的历史必然.     

文学史的大国风范

提出大国风范的文学史,是21世纪中国文学逐渐走向多元与成熟的语境下产生的命题。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现代性之风的强大吸纳之下蜂拥而至,催生了一片斑驳丛生的“速生林”,丰富了当代文学生态。市场经济推动社会转型,将文学带入一个多元的文化语境,也难免产生了强烈的文化焦虑,形成一种转型时期的文化综合症。杨义先生指出：“五四以后的引进侧重于作品,由作品而体验流派的真谛,而八十年代的引进热衷于术语,由术语而套解文本的奥秘。”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的文学伦理话语权

文学的伦理话语权源于文学对社会伦理教化功能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并随社会的变迁而流变.近代以降,社会动荡下的文学更是充当了倡导社会伦理和人文精神启蒙的重要角色.20世纪的中国文学履行着文化启蒙、政治代言、革命鼓号等功能,经历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时代变奏而获得了显赫一时的社会伦理话语主导权,但也一度因政治强权和伦理专制而异化、疏离了文学本身.新时期,“新启蒙文学”为时代代言,但旋即在社会大众文化和消费伦理的冲决下走向“死亡”、“失语”.社会转型时期,文学伦理话语权的倡导和回归已然成为当下文学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时代需要.     

文学“危机论”是一个伪命题——与赖大仁教授等商榷

文学“危机论”认为,当前文学的危机不仅表现在文学的形态在技术因素冲击下所发生的变化,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文学精神的萎缩和缺失之中。这种“危机论”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文学形态的变化并不意味文学的危机。而如果以最本质的人性的标准来衡量,说文学精神从整体上正走向萎缩和缺失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在一个日趋走向精神自由和文化多元的社会中,文学的危机没有存在的基础和条件。     

大众化与民间：文学意义的一种分析

在20世纪30年代“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许多现代知识分子,把民间文化形态与政治性、革命性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不仅强调民间社会所存在的社会革命力量,而且意识到了“民间形式”对文学创作的意义。由于这种政治化的民间观,重视“民间形式”与革命宣传的关系,忽视了民间作为文学精神资源的丰富性,带来了一些文学作品的概念化倾向,然而那些真正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却往往与民间文化形态有着深层的精神、情感联系。     

台湾的大河小说和原住民文学

格局庞大的三部曲式的“大河小说” ,只要是通过家族的兴亡表现出国家民族的命运 ,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 ,那么“外省作家”表现大陆历史沧桑的作品也应计算在内。“大河小说”今后要得到蓬勃发展 ,就必须改变只重视写台湾史而忽视写两岸三地历史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偏见。原住民文学大量的是指以汉文为书写工具刻画民族本性、表现其受压迫受欺凌的沉重叫喊的作品。原住民生活已由过去被汉族作家所书写发展到以原住民自己作为“书写的主体”。这种转变解构了汉人中心论及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文学史叙述。     

寻根文学思潮地域化特征的解读与反思

寻根文学是80年代兴起的带有文化建设目的的一个文学派别,其作品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化倾向.其地域化特点表现在:歌颂传统文化,赋予自然山水以文化精神基质;反思现代文明;在对地域文化的发掘中刻画地域人物的精神特质.作品的地域化倾向在展现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特色时,也限制了对文化之根的追寻,从而促使寻根文学逐渐走向衰亡.     

文学经典建构三维度

文学经典的形成是一个复杂化过程,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尤其是审美性、现代性和历史性三个维度对经典构成的影响。其中,审美性是经典构成的内核和前提,现代性赋予经典以政治、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批评视角,历史性则使作品在自身艺术价值的基础上,勾连起“过去性”和“现在性”,避免了文学阐释的“隔膜”。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诗经》入选文学总集的历史考察

在以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诗经》被尊奉为人伦教化的神圣经典,与文学总集分途著录,形成了浓厚的尊经意识和文学总集不录《诗经》作品的学术禁忌.随着经学内部的嬗变和《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从隋唐“续经”到来熹提出《诗》入总集的构想,最终在明代后期出现了选录《诗经》作品的文学总集,《诗经》暂时走下了经学的神坛,融入了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晚明总集选录《诗经》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文学现象,而与当时《诗经》文学阐释的繁荣局面相呼应,是《诗经》文学身份得到凸显和认可的最直观、最集中的体现,是现代《诗经》文学主体身份最终确立的精彩预演和关键步骤,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