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法律归属与要件扩容

由于我国食品安全丑闻迭出,重典治乱已成食品安全治理之共识。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两会"期间的讲话表明了国家重典治乱的态度与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虽然对我国食品安全丑闻做出了法律回应,但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却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本文从食品安全犯罪之法律归属及客观要件的分析入手,提出应将食品安全犯罪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范畴,并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客观要件予以扩充:应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的"掺入"行为扩大为"使用"行为;法律界定应将食品添加剂纳入"食品"的概念范畴;强化专供特定人群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腐败犯罪刑法规避问题研究

腐败犯罪领域存在形形色色的刑法规避现象,如何应对,理论界没有达成共识,相关立法和司法处理混乱无序、问题丛生。不能将刑法规避行为简单地等同于一种新型腐败手段,或者仅针对某一类型的腐败犯罪刑法规避行为提出具体的刑事处置对策。应从规制刑法规避问题的视角展开理论架构,在梳理刑法规避行为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腐败犯罪刑法规避行为进行刑事评价。具体的法治措施是:通过立法的及时调整限缩腐败犯罪刑法规避现象的存在空间,同时出台有关腐败犯罪刑法规避的司法解释,以统一裁判尺度。     

转型期我国大学生行为失范研究评析

转型期大学生行为失范尤其是犯罪现象,引起了社会学家们的广泛关注。他们从大学生行为失范的现实状况和犯罪特征入手,探讨大学生行为失范的影响因素;从社会经济环境、家庭环境等多层次在多个维度上探讨大学生行为失范的原因和对策。但是,当前大学生行为失范的概念未被定义或被模糊使用;对失范因素的分析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持,停留在失范因素的简单罗列状态,缺乏逻辑建构,大学生行为失范治理对策也只是条块分割的罗列,没有系统考虑建立治理的网络。     

论信用卡犯罪的刑事法律规制及其完善——兼谈对信用卡犯罪《刑法修正案（五）》及司法解释的理解

为了遏制信用卡犯罪的不断增长势头,我国的《刑法》《刑法修正案（五）》以及《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共同构成了当前我国信用卡犯罪的刑事规制体系。当前信用卡犯罪刑事规制的特点是：信用卡犯罪的罪名体系经拓展后更趋于完善,犯罪行为按照信用卡的制卡流程进行规制更趋于全面,定罪标准具体明确更趋于精细化。然而,信用卡犯罪刑事立法在犯罪主体和经济犯罪立法模式方面还存在不足,需进一步完善。     

我国传销犯罪研究的可视化回顾与理论反思

通过分析我国传销犯罪的研究变迁,揭示该领域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为进一步研判传销犯罪的发展规律、完善法律规制措施、打击传销诈骗犯罪、保护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产权提供决策参考。以CSSCI与北大核心中收录的"传销"相关的主题论文为数据来源,通过文献计量工具对传销犯罪研究进行可视化回顾。结果显示,该领域研究的相关理论历经了"传销行为进入法律视野""传销行为的刑事规制""新型传销的查处与规制"三个时期,目前在研究方法、程序及证据理论、实体刑事规制等方面依旧薄弱,应当兼顾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立足国情的同时广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实现应用与理论研究的并重。     

中国大陆与澳门故意杀人罪之比较

故意杀人罪属于自然犯罪,是违反人类普遍情感与道德的严重犯罪。因此,通过对各国、各地区目前刑事立法进行比较和观察可以发现,故意杀人罪无一例外是统治者与国家打击的重点之一。但是,共性之外亦存在不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总结自己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故意杀人行为进行规制时也会采用有区别的立法体例和技术。从法系的角度来看,我国澳门地...     

秘密监听与个人宪法隐私权保护的平衡

秘密监听所维护的追诉、惩罚犯罪的公共利益与隐私权的隐私期待利益发生冲突时,法益衡量是秘密监听规制的标准和方法。按照犯罪的危害程度可将犯罪简单分为严重犯罪和一般犯罪;个人隐私权可划分为敏感个人隐私和非敏感个人隐私。两种法益的竞争通过不同的比例关系可表现出四种公式。依据这种权衡公式,立法中应确立重罪原则、必要性原则和令状主义对秘密监听措施进行法律规制。我国现行立法对秘密监听规制存在宪法规定薄弱、部门法规定空白的情况,应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加以完善。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外围”立法与解释进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没有将“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这一核心行为纳入犯罪圈,而是通过刑法对非法获取和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规制.这种立法模式称为“外围规制”,它旨在实现刑事立法的妥当性与效率.“外围规制”是一种立法技术,这种立法模式避免了对“非法利用个人信息”行为定型化的弊端,而是通过截断信息的传递减少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符合司法功利主义和司法便利主义的要求.但是,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应当以“非法利用”为解释的核心与落脚点,将“非法”理解为“以非法利用的目的”,从而将合法取得非法利用信息的行为纳入到本罪的调整范围中.另外,应当采用吸收犯的原理妥善地处理本罪与其他罪名的罪数关系.     

计算机犯罪的刑法规制缺陷及理论回应

计算机犯罪是新型犯罪类型,我国刑法对计算机犯罪的规制存在犯罪客体错位、侵入的“领域”狭小、单位犯罪主体缺失、主观罪过形式单一、刑事责任年龄偏高等犯罪构成缺陷,以及刑事处罚种类较少、刑事罪名不完备、网络空间管辖冲突和其他有关刑法理论问题,有必要在刑法上健全计算机犯罪构成和法定刑,增设计算机犯罪新罪名,确立网络空间刑事管辖权,新型刑法理论,完善计算机犯罪的立法模式。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变革及发展趋势

我国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过程是从最初的行政处罚到刑事处罚,从单行刑法的规定到刑法典,从没有"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罪名到具有相关罪名的发展过程。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侵害的对象更加普遍、运用的更加手段复杂、危害后果更加严重、证据取得更加艰难。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未来趋势主要表现为:罪名种类逐步增多、法益保护逐步提前、刑罚设置逐步完善。     

民生刑法视角下食品安全犯罪之刑法规制

我国已经步入民生时代,我国刑法正面临着从国家刑法向民生刑法的转向,民生刑法理应成为食品安全犯罪乃至整部刑法典的立法理念。依照民生刑法,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应当被定位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其规制方案应当这样设计:通过纵向的法益保护前置措施,包括设置抽象危险犯、预备行为犯罪化、增设持有型犯罪,和横向的调控范围拓宽措施,包括拓展打击环节、增设过失犯罪和不作为犯罪,来实现刑事法网的严密化。     

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的应然表述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刑法第133条之一危险驾驶罪,其条文规定粗疏简陋,具有局限性,付诸司法适用将遭遇困境: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范围过于狭窄;条文未能科学表述危险驾驶行为的"危险性"犯罪本质;对危险驾驶行为规制深度不够,危险驾驶行为肇事造成严重后果的同罪异判难题未解.借鉴英国和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危险驾驶犯罪立法,刑法应当把握危险驾驶行为的"危险性"本质,统摄高度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兼顾危险驾驶行为和肇事后果,设立周密完善的危险驾驶罪,以保障公共交通安全,促进司法公正,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隐性腐败"的治理与刑法跟进

治理"隐性腐败"迫在眉睫,而现行刑法对治理"隐性腐败"出现失调,应及时修正予以跟进规制:调整我国对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方式;将贿赂的内容由"财物"修改为"不正当好处";改变行贿行为的单一性规定,增加行贿行为的方式;调整我国刑法在贿赂犯罪侵害法益的保护方向和主次地住,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增设罚金刑、资格刑.     

向死而生：我国附属刑法的立法批判与体系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附属刑法即将走过40年的立法历程,随着社会生活的更新变化,在预防和规制犯罪方面的作用越发重要。然而,当前“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单一的犯罪宣示性立法模式,使附属刑法本应具有的犯罪创制、法典修补、条文指引等实质机能烛尽光穷。究其原因,源于对历史之殇的矫枉过正和对法典范式的过度信赖,使附属刑法丧失了独立的体系地位,成为刑法典的陪衬。但是,刑法典自身的迟钝性与滞后性,注定了其无法回应特殊领域法益保护的“供给需求”,因而在规制这些犯罪时力不能及。所以,必须重新赋予附属刑法实质机能,确立其独立地位,废除单一犯罪宣示性模式,重新构建以指引性为核心、修补性为主体、创制性为补充的多元化模式,使其与刑法典共同肃清危害社会发展的犯罪荆棘。     

网络“裸持”信贷中的犯罪及其刑法规制

通过分析“裸持”信贷中的犯罪现状,可知我国法律对裸持信贷规定存在不足。此类犯罪行为具有多样刑法性质和特定的犯罪规律。结合域外英美对信贷的立法、监管方面的规定,应当从刑法规制路径和社会制度层面的构建解决措施,完善规制裸持信贷的法律规制路径。     

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

将科学技术手段运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与进步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反映,也是实现刑事程序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的客观需要。我国现有的技术侦查立法及其制度存在重大的结构性缺陷,这是技术侦查在实践运作中弊端丛生的根源所在,我国应加快对技术侦查的立法规制,将其真正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自然灾害救助的行为特点与立法规制

自然灾害救助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具有突发性、侵益性与授益性并存、高度自由裁量性、法律约束的原则性、非经常性、强制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导致当前我国对自然灾害救助的立法规制存在很大的问题。在此认为,应当从立法机关立法和行政立法两个层面完善对自然灾害行为的立法规制。就立法机关立法规制而言,我们应当尽快出台统一的《自然灾害救助法》;就行政立法规制而言,我们应当尽快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自然灾害救助标准》。     

国家工作人员"灰色收入"刑法规制的误区与完善

现阶段刑法对"灰色收入"不能进行有效规制,一方面源于认识上的偏颇,本属于"黑色收入"却被降格评价为"灰色收入",并逐渐成为腐败者开脱罪责的借口;另一方面,立法对"灰色收入"的规制也存在一些漏洞.对与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有关的"灰色收入",刑法应采严格规制的立场.司法对"灰色收入"的贿赂性应作实质性的综合判断,立法对受贿罪的构成应进行适当的改造,只要收受财物的行为与职务有关,无论名义如何,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应作贿赂犯罪的认定.     

互联网企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

互联网企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具有明显的危害性,而我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方法和《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却无法对该行为进行科学、有效的规制.因此,在互联网领域引入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法律规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充分的必要性.此外,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法律规制理论在互联网领域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不仅能够有效契合互联网市场特性,还能减轻原告方的举证责任,从而显著改善对互联网企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效果.在规制互联网企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时,需要明确立法模式,准确设立“相对优势地位”的认定标准,适当减轻交易相对人的举证责任,科学设置互联网企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法律责任.     

论集资犯罪的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四种集资犯罪,并大体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犯罪类型体系,以实现对于集资犯罪的规制和打击.但是,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存在不合理、不完善、不科学的地方,因此,在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有必要对现有立法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