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史料的新发现,特别是地下文物史料的发现,丰富、拓展了文学史料,能够修正、补充甚至改变以前研究的结论,影响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导致新的学科的形成,有助于文学史料的训诂。文学史料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但不能把文学史料同文学史研究等同起来。历史的真相很难保存。现存的史料同历史实际相比,是局部的、片断的,存在着固有的偏向。人们在研究文学史时,不会停止在史料上,主观的介入是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史料是有限的,人们对史料的认识是无限的。某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和运用,往往能直接影响对某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研究者主观的作用,正确地体悟分析和评价史料,同史料本身有同构性和统一性。不以史料为基础,就会轻易地陷入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     

文学史料学视野下的春秋文学研究——评邵炳军教授《春秋文学系年辑证》简

从文学研究的整体来看，大致可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运用经验实证方法，考订和还原文学史实；二是运用理性思辨方法，从整体上审视研究对象。前者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后者是文学研究的归宿。因此，把史料视作学术研究之根基，一向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优良传统。由于春秋文学史料缺漏严重，文学史料的收集与整理，     

文学史研究中的“辅助线”

文学史中的“辅助线”并不是文学史研究中直接面对的对象,一般有深度的文学史著作都会涉及到四条辅助线。其中话语情境的辅助线是要说明文学的话语是谁说的,是针对什么事来对谁说的;文学背景的辅助线是进一步揭橥这一言说在整个文化语境中的意义;整合框架的辅助线是对文学接受活动的积极干预和操作;意义嬗变的辅助线是对创作与接受、文学史中对象在当时的情形与现时中状况的一种综合。只是欠缺在文学理论的层次上加以总结和归纳。需要指出的是,辅助线并不是先在地呈现到文学史中,它是由史家设置之后才存在的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早期文学史写作的回顾与思考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写作实践,中国文学史的编撰面貌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至如作品的遴选这样既关乎文学史观、又牵连具体叙述的核心问题,迄今仍为文学史家们重点关注和优先考虑.具体说来,是否需要选录?选文标准如何?怎样解读文本?作品经典化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随着文学史新作的不断问世,亟需时人给予必要的检讨和探究.本文在简要梳理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历程的基础上,着重对其中几部重要史著在选取作品中的一些具体因素,如传统话语方式、史料来源、历史背景、时代潮流、师承关系、审美趣味以及政治影响等等加以分析,力图从中寻绎出贯串文学史写作的根本性命题,进而揭示出早期文学史写作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启示意义.     

现代主义、文学场域与张诵圣的台湾文学研究

张诵圣教授是美国汉学界台湾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她在台湾现代派小说、台湾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对中国大陆学界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她将后发现代国家的现代主义的观照焦点,从时间性的赝品、殖民焦虑,转移到外来文学话语在本土结构中容涵、转化、生根的过程;她用半自律、网络状、具流动性的"文学场域"的观念来扭转一般文学史研究以作家、作品、思潮为中心的实性倾向.张诵圣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线性时间叙述转向共时问题结构,进行关系主义探讨的富于启示的研究模式.     

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研究50年寻踪

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研究的初期阶段始于 4 0年代中期的对东北沦陷区文学各文体和作家作品的历时性、整体性的研究 ,体现出文体学的意义以及从时期的整体性与性别和群体视角进行综合探索的特征。进入 80年代以后 ,不断开拓的文体学研究 ,包括大量作品重印和史料的补缀与钩稽以及对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和意义的研究等众多的学术生发点的审视 ,使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的研究向探寻文学发展规律的宏观性、综合性、多维度的纵深层面挖掘。比较研究等新的学术研究质素的引入 ,又为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研究拓宽了思路     

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争与史料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文学论争是最为复杂的.由于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观念左右文学史的研究,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评断文学发展的脉络,因此,在这种语境中,长期以来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似乎成了新民主主义史的佐证与阐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论争大多以武断的言论予以评判,以先人为主的观点按图索骥式地运用史料,上纲上线式的分析使文学论争等同于阶级斗争,使某些原本仅仅由于文学观念分歧导致的文学讨论、文学论争,常常变异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搏斗,甚至连当时朋友问对于文学的切磋,也上升至阶级视阈进行审视、评说,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心态更加剧了文学史研究的偏颇,尤其在对于史料的研究中,缺乏论从史出、回到历史原点的研究方式,而往往采取本末倒置的方式,先定性质再找材料,使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论争的评说缺乏学理性与客观性.     

机遇、思路与方法——文学史研究与课程教学的对应思考

文学史的研究和编撰与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和十分密切的关系。兴起于上世纪末叶的文学史研究热潮,不仅推动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撰,更促发了革新文学史教学的呼声。在教学的总体原则上注意开放性与务实性的结合,在授课的思路方法上讲求全局性与偏重性的辩证,在具体问题的讲解分析上做到史料与论断的并重,不仅有助于革新文学史教学,而且有助于正确处理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的关系,促成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和良性互动。     

一部难能可贵的区域文学史——读周晓风主编的《20世纪重庆文学史》

《20世纪重庆文学史》是一部综合的断代的区域文学史。这部文学史的史料有可信度,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适应了区域文学史的特点,文学史的论述有相应的科研成果支撑。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中国百年文学人类学研究的精神谱系

文学人类学于20世纪初乘西学东渐之风登陆中国,至今已经走过百余年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二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和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复兴。中国百余年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那就是致力于文学人类学的本土化,即用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文学中的具体问题,并构建出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研究理路。      

建国初期的两种权威文论话语及其相互关系

对于新中国文学理论建构而言,具有权威性的话语资源,首先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其次是苏联文论。在有限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著中,毛泽东不仅对许多文艺内部的具体问题缺乏学术性的论述与探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苏联文论承接的是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文论传统,这一传统又与整个欧洲学术传统相衔接。虽然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对许多具体的文艺问题,都有学理层面的思考与探索。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论开始"解冻",这一理论动态也能够迅速被介绍到中国并产生影响。建国初期,在中西方古典文论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失语的情况下,苏联文论成为国内理论工作者试图填补毛泽东文艺思想留下的理论空白、突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局限,校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偏颇时,唯一能够借用的话语资源。     

作为审美的、人性的及当下话语参与的文学史写作——读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

摘要： 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汲取了近代人文思潮中的文学史观以及现代精神分析、文本批评和接受美学的成果,重视经典的解读,微观实证与宏观结论相结合,将文学史的审视与人性精神史的考察融汇一体,使文学史的写作既是对精神历史审美形态的严肃解读,又是对当下精神与审美话语的积极介入,体现了人文学者的求实学风与现实关怀精神,对于推进文学史学科建设的现代化、提升文学史研究的思想性都有启发意义。     

论文学伦理学的实践形态及路径

文学伦理学要成为完善、成熟的文学理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些工作既包括现实意义上的实践和应用，也包括理论意义上的话语建构。在创作实绩方面，文学伦理学需要有体现当下伦理学精神的文学创作、中国文学史、理论影响下的创作实践等三方面的支持。只有在充分的伦理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有充分的对伦理文学的“创作谈”，才能有伦理文学批评。在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需要在清理中外典型的伦理题材文学作品和中外文论有关文学伦理的思想观念基础上，进行文学伦理学体系的学术建构，确定框架和范围以及主要内容，进一步实现话语的建构。在理论应用方面，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实践形态，把文学伦理学应用到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述之中，将深刻而长远地影响文学创作。文学伦理学要成为成熟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广泛的实践应用，应用于文学史书写和文学研究，这不仅是理论建设的需要，在根本上也是寻求文学研究和文学书写的突破与发展。     

“文学话语活动”理论剖析——兼论童本《教程》的编写

"文学话语活动"无疑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的一个理论亮点。它既追溯到文学研究的历史起点,又坚持了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即文学话语活动自身。这一部分的论述体现出教材编写的理论个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文章希望通过对教材"文学话语活动"理论的具体剖析,有助于《教程》的进一步完善和教材的编写。     

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两次转向

新时期文学话语先后发生了"文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参与了这两次转向,并引起对自身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规范以至学科性质的重新认定。     

萨特与新时期文学中“人”的发现与重构

作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最具影响的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之一,萨特存在主义哲学首先启迪和深化了70年代末以来文学表现人生和自我的发展情状,特别是促进了"先锋派"文学"自我"表现的转型;其次,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标榜"新写实"、"新生代"和"晚生代"的一批作家先后登上文坛,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萨特话语的中国转化.由于时代氛围和社会生活环境的差异,80、90年代作家对萨特存在主义话语的文学解读和叙述方式有着很大不同,这意味着在萨特影响下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人"的观念已经走向重构.     

互文性与翻译教学

互文性是整体性的大语境。互文本不仅指文学文本或文字文本,还可以是前人或后人的文学作品或传统,还泛指社会历史文本。互文性理论给翻译教学带来了许多启示:翻译教学应注重提高学生的母语和外语水平,扩展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对两种语言互文本的表义匹配与协调的意识,培养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熟稔性,让学生重视两种语言转换中语篇形式互文本的相互适应,培养语境意识,翻译教材要提供足够的互文本,提倡并且培养译者的能动性。     

文学塑型中的消费话语：话语形态与个案分析

福柯和新历史主义批评唤起了人们对权力话语的觉醒。事实上,在文学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类似的话语结构与话语流通。文章用系统、动态的方法从理论上探讨了消费话语的形态及其影响文学作品的方式,并通过两个形态迥异的个案加以解析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