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权推动下“官箴书”的编撰与传播——以《钦颁州县事宜》为例

作为清代“官箴书”的代表作品之一,《钦颁州县事宜》一书在内容上基本涉及到州县衙门日常事务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一部权威性的“州县指南”.该书是在雍正皇帝的积极推动下,由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官员编撰而成;并经雍正审定后,谕令刊刻、颁发给全国的州县官员,是典型的通过皇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官箴书”.这既与雍正厉行整饬吏治的意图有关,也与他希望藉此弥补州县官的法律知识与从政经验之不足有关.在皇权的力量之下,《钦颁州县事宜》不仅传播范围广泛,而且在清代的州县行政与司法实践中持续发挥着影响和作用.     

《绥远旗志》研究

《绥远旗志》是一部关于清代绥远城八旗军政事务的资料汇编。通过对该书的基本内容、舛误和失载以及历史价值的进一步探讨,明确其具有的史料价值。《绥远旗志》用丰富的史料记载了绥远城十个方面的史实,为清代绥远城相关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史料,是研究清代八旗驻防史、内蒙古民族关系史和呼和浩特地区史的重要参考。     

清代民国时期伊犁锡伯旗屯水利社会的形成与瓦解

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政府置伊犁将军管理天山南北,驻伊犁八旗军形成了独特的"旗屯"体制,而各"旗屯"中又以锡伯营为典型。嘉庆前期,锡伯营自建了一套完备的农田水利体系,形成了适应于旗屯体制和当地环境的水利社会秩序。这套秩序完善了锡伯族群的社会功能,由此大大提高了锡伯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边防能力。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在国家重建西北边防体系的迫切需要下,锡伯模式一度扩展到锡伯营以外地区。辛亥革命后,锡伯社会内的恶性土地私有化动摇了传统水利秩序,营旗体制又阻碍了近代水利因素的进入,使得旗屯水利社会陷入瓦解的境地。     

清代京畿旗人司法审判体制探析

京畿地区是清代特别行政区,旗民杂处,社会矛盾复杂,纠纷讼案频繁。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包括顺天府、八旗、步军统领衙门、直隶总督在内的京畿旗人司法审判制度。在处理旗人诉讼案件的过程中,统治者注意强化各衙门之间的相互协作,以此调整京畿地区的民族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清代京畿旗人司法审判体制具有多元性。     

清代县衙吏役的内部管理

清代国家或地方政府除了颁行若干法令律例对吏役进行制度规定之外,州县衙门内部对办公吏役的管理内容更加切实丰富。管理措施包括申饬堂规、颁发告示、设立号簿、严格考勤和定立差捕条约等五个方面,体现了地方衙门办公系统的完善,不仅可以防范吏役作弊,也使得衙门内部运作有章可循。     

清代州县讼案的裁判方式研究——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查对象

清代黄岩县诉讼档案表明,当时州县衙门通过各种方式压制诉讼的启动,将大量纠纷(甚至刑事重案)交由当事人自行邀请族众调理,法律成为压服当事人自行处理纠纷的工具;知县大多凭直观感觉断案,几乎不以法律为裁判依据,即使存在查照律例的情形,也极少做出确定性的裁判.此种裁判方法使得当事人难以对衙门形成合理预期.这种现象在清代黄岩五任知县的裁判中一以贯之,在其它区域也存在.     

聚众案件与清代基层政权的社会控制机制

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州县衙门既是国家对地方社会实行控制的中心,也是基层民众和官府交涉互动的场所。通过考察州县官治理策略与聚众案件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清代官府针对聚众案件的预防、治理和控制机制,从中思考清代基层政权社会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清代广西土州县监狱制度

早在元明时期,两王朝便采取“以蛮制蛮”的政策,在我国西南边陲少数民族集居的地区,推行土司制度(也称土官制度),依照区划,其设土府州县和土巡检司等行政单位.延至清代,清王朝亦而因之。清末,广西全省计有土州25个,土县4个.土巡检司10个.这些土属州县,主要分布于左右江沿岸地区。其中     

18世纪中国经济变迁背景下基层司法体制考察——以土地产权纠纷审理为例

在十八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变迁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土地产权纠纷,甚至由此导致流血冲突.州县衙门以法典为准绳并以习俗为参照,基本上禀持公平原则审理此类案件.然而法律的变更滞后于经济变迁的步伐,致使基层司法体制结构性缺陷恶化,不利于纠纷的解决.     

试论清代州县衙门设置幕府的原因

清代,“自督抚以下司道府州县,衙门虽自不同,俱各延幕宾。”这是清代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幕府由封疆大吏至州县“父母官”皆置,其结构与功能都有了新的变迁和扩展。尤其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幕府成了地方行政机关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门。州县一级行政机关,是官僚政治系统的“终端”,与民相接,直接处理社会基层事务,是国家的根本所在,其政治上的意义尤其重要。所以,州县衙署中的幕府也特别值得重视。正缘于此,本文把视点放到州县的幕府,试探讨其设置的原因,以求正于方家。     

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革

晚清以来,随着捐纳、保举的扩大,致使州县候补人员流品混杂、仕途壅滞;而督抚任用中的不拘文法,也直接冲击原有的铨选成例.新政开始后,随着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推行,州县官选任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主要表现为:通过学习考试以定去留;变通回避之制,准州县官近省取用;停止部选.这些变革不仅呈现出被动应变的特点,而且也由于各方利益的牵制而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清代州县文簿册报制度：对中国传统行政特点的透视

在清代州县行政中，各项常规运作和其他兴革举措均须通过相关具有固定格式的文簿向上司衙门报告，各上司衙门对于州县的相关指令也要通过文字形式发出。这种文簿册报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弊端严重。它一方面具有马克斯·韦伯所谓“合法型”政治的理性化、法制化、规范化表征，另一方面具有“传统型”政治的人治、随意、无序性质；二者相较，后者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民生的影响更为主要。通过这种制度，可以较准确地把握中国传统行政制度的实相。     

明代河南赋税征收中的折亩研究

明代前期河南部分州县在赋税征收中已进行折亩。嘉靖、万历后,一些州县在辖区内实行了丈地折亩均粮的办法。受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明代河南州县折亩在时空、力度和方式上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折亩制与三等九则制在赋税征收上只存在纳税方式的差异,对税负负担未有实质影响。一些州县的具体折亩措施体现了明代国家对均平理念的追寻与实践,而南北方在折亩上也存在一些差异。     

清两湖地区州县“就地正法”述论

清廷于咸丰三年( 1853)起实施“就地正法”政策,藉以应对太平天国起义后全国性的大动乱.两湖地区自19世纪50年代后“盗贼会匪”充斥、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因此,此间督抚们根据清廷的就地正法政策和两湖地区实际情形,制定相关的惩办措施,不仅明确了就地正法的范围和对象,而且使就地正法执行者下延到州县官甚至乡绅、团练,他们都可以随意就地处决“盗匪”.州县实施就地正法分为绅团直接正法、州县官直接正法和州县官审讯、道府委员复讯、督抚批饬正法三种类型.     

从旗制到县制: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

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的总管旗制演变为近代县制,完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体制近代化进程。清代军政合一的总管旗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旗制弊政愈发凸显,但囿于自身改制条件不成熟,伊犁地区一地两治和哈密事变的爆发,致使变更旗制搁浅。盛世才执政后,逐步催熟革除旗制的条件,循序渐进地推进从旗制、设治局到县制的行政体制演变。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不仅加强了省府对地方的管理,提高基层行政效率,促进民族融合,也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辽朝推行州县制过程考述

<辽史·地理志>以五京为体系,记述了辽朝自太祖阿保机至圣宗时期百余年间州县制推行的艰难历程,并形成了太祖草创,太宗、世宗巩固、推广,圣宗调整、完善三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历史阶段.辽朝百年州县制的推行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反映了辽代民族融合、经济结构转变、一国两制政治体制确立、社会变革等诸多内容.     

清中前期江宁八旗驻防新探——以档案史料为中心

清初江宁(南京)八旗驻防兵员众多、装备精良,是清廷维系江南统治的军事支柱之一。雍正之后,江宁旗人渐染汉俗,战斗力持续下降。当局曾试图恢复八旗军的行围制度与骑射训练,但因受限于江南的自然环境,成效甚微。江宁驻防在满城内外拥有大量旗地。旗地类型多样、分布零散,均归属八旗官方所有。自清代中叶起,随着江宁满城人口的增长,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驻防当局虽采取迁移官兵、增加养育兵数量、出租旗地等多种方式缓解压力,但仍无法遏制八旗兵丁贫困化的趋势。     

论清代吉林地区行政体制及其变化

清代吉林地区为“满族龙兴之地”,清廷对其实行有别于内地的行政体制.这种体制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即清初至雍正朝以前实行八旗一元化体制;雍正朝以后,由于汉族人民流入,管理民人的民治机构随之设置,实行旗民双重体制;清末由旗民双重体制变为与内地一样的管理民政的行省县制.本文拟对上述行政体制各阶段的特点作以探讨.     

明清漕运与南昌城外的空间格局——再论江西省仓

明成化十年,漕粮行改兑法,运军需赴州县水次收兑漕粮,这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变动。"一条鞭法"推行前,漕粮民收民解,旗军、运丁常常盘剥里甲和粮长,至嘉靖朝这一现象更加普遍化。为避免旗军、运丁的勒索,加上江西河道不利航运,自万历朝起江西州县即在省城购置漕仓,于省仓兑粮与运军。"一条鞭法"推行的过程中,漕粮官收官解,这时州县也设立了一批漕仓。至清乾隆朝,南昌城外西北、西南已漕仓林立。这些城外漕仓后来成为试馆、会馆,供士子考试及州县官民赴省之用。通过明清江西省城外漕仓兴起的历史,可以认识贡赋体制对于形塑城市空间的意义。     

元太宗时期大蒙古国对汉地治理中的"画境"制度

大蒙古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期曾在汉地实行"画境之制".该制度开始于金朝灭亡之际,因为对农耕区的忽必分封方案被否决而推行.画境之制将原金朝地区分为十"道",每道均设大达鲁花赤,负责维持社会秩序、监临本道内军政民政事务的次第展开和行政体制的建构及趋于稳定;该制度源自于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政权的政治实践,与汉地的制度传统没有关系.画境之制与元朝总管府路的形成有密切关联,但随着路府州县临民体系的实行和定制而最终在第四代大汗宪宗时期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