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的舆情功能思想与中医治欎理路的会通

上古三代以至汉乐府,乃至中唐新乐府,均曾倡导"采诗观风"制。这种思想认为,歌谣携带有真实的民意信息,周流传布,闻于乐府,上达王者,可供"采诗观风",这实际是诗歌的一种"舆情功能"。诗歌的舆情功能以沟通君人为务,与医家治欎务在打通血脉的思想相合。这种思想又以《易经·泰卦》的"通泰"思想为其哲学基础。     

南北朝乐府民歌比较谈

南北朝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乐府民歌又一次繁荣灿烂的时代.其上承《诗经》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下启唐代及以后的新乐府创作,尤其在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南北朝时期,这种"口出天然,刚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现显得特别可贵,可谓是一种新的力量、新的血液.要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轨迹,把握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脉搏,就不能不研究南北朝乐府民歌.     

由谣到诗--中国诗歌起源及其初步发展刍论

有文字记载前,诗歌的发展可分为原始“谣音”、原始“歌谣”、“歌”三个不同阶段,并在逐步演变中具备了一定的抒情和叙事因素;有文字记载后,又可以将“诗歌”、“歌诗”、“诗”作为诗歌研究的主线。由最初的“谣音”到成熟的文人诗,中国古代诗歌经历了一个融汇且渐变的历程。     

讽谕诗和新乐府的关系和区别

我们读中唐时期的诗歌,特别是白居易、元稹诗歌的时候,常常接触讽谕诗、新乐府这两个名称。现在不少文学史著作和单篇论文,往往把自居易他们提倡写作讽谕诗的活动称为“新乐府运动”,在某些同志心目中,这两个名称的内涵几乎是等同了。实际上,讽谕诗是就思想内容而言,新乐府是就样式而言,这两个名称的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本文拟在这方面略作辨析。     

白居易《新乐府》的"歌辞造型"——兼论其艺术性的评价问题

白居易的《新乐府》有入乐之动机,却无入乐之事实,故本质上属准歌辞。本文提出"歌辞造型"的概念,认为白居易在《新乐府》中十分注重"歌辞造型",并以《七德舞》、《法曲》、《海漫漫》、《天可度》为例进行了分析。后世的许多研究者往往从评"诗"的标准出发,对白居易《新乐府》的艺术性提出一些批评如形式刻板、直白浅俗、冗长繁复、不合规范等,其实如果从歌辞的角度来看这些恰恰是其佳处。     

《津门新乐府》与清中晚期津门传统民俗

郑祖琛所作《津门新乐府》是其诗歌作品中独特却鲜为人知的一组诗,诗人仿效元白新乐府为民而作,诗歌保留了清代中后期宝贵的民俗史料,展示了清代津门海边所特有的劳动生活景观:盐民如何制盐;兴修水利屯田种粮的历史变迁;冰鲜市的繁荣;漕运文化的主角——纤夫们的生活等等,这些都是正史失载、具有珍贵价值的史料.     

朝鲜文人对李锴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在出使北京的途中结识了辽东诗人李锴，互有诗歌酬嘱。李锴的《睫巢集》也随之传入朝鲜。朝鲜文人对李锴诗作中的“故豳之思”和淡泊情怀颇为欣赏。多有赞誉。李锴虽不是诗坛大家。但是朝鲜文人对其诗歌的接受是两田诗歌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两圜文化交流的盛况。也为“辽东三老”研究增添了新的文学史料。     

白居易新乐府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指出了它对宋代诗歌影响甚微 ,而对元代诗歌影响较大的具体情况 ,从中可以窥见宋元诗人在诗歌创作趋向和艺术风尚上的一些重要变化     

白居易“三三七”体诗歌探源与分析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中存在大量的“三三七”体诗歌,究其源头,除发轫于中国民歌中的“三三七”体谚谣这一远因外,值中唐时期佛教演唱变文之风正炽之际,白居易作为“外服儒风,内宗梵行”的虔诚的佛教徒,汲取变文中之“三三七”体,运用到自已的诗歌创作中,为其作品中出现大量“三三七”体诗歌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桃花扇》结局探究

“桃花扇底送南朝”。传奇本《桃花扇》是部启示录式的作品。很多人误以为侯李之间有爱情,从而衍生出建立在这种误解上的种种不同的结局。孔尚任借助高超的戏剧结构和别致的创作手法,着眼点更高,完成了最好的结局。文章重在探究其写作手法和写作意图及其结局的高明之处。     

论晚唐寒士诗歌的俚俗之风

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曹邺、刘驾、罗隐、杜荀鹤、李山甫等寒士,以复古求新,有意与时风相左的自觉意识,将诗歌创作与衰微时代紧密相联,努力从汉乐府民歌和元白新乐府中汲取营养,将其浅俗范式运用于乐府古风及格律诗中。在浮艳绮靡时风中,独树尚俗写实之帜。其"俚俗"之风,上承元和而下启宋人,在唐史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醴陵地名源流考释

醴陵得名,与战国末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居今醴陵市渌水流域北源,与原醴陵县东漉山有关。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乡侯。从此醴陵地名,载入国史典籍。东汉建武元年(25),置醴陵县,属长沙郡。东汉建武中元至东汉延光年间,县治由古城中三洲,迁驻今址。以后醴陵县区划未变。     

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

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李白其人其诗者有二十余方,可以综合利用这些墓志以印证传世石刻和史传文献,探讨李白的生平、交游、婚姻情况,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探究李白的影响,还可以从特定层面提供观察李白的材料和阐释其诗歌的方法。首先,可进一步探讨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行踪;其次,探讨李白与古文先驱者李华、韩绅卿、韩云卿的关系,进而考察李白的复古思想与古文运动的联系;再者,通过出土文献印证李白的诗文作品;最后,通过新出墓志对李白影响的记述,可深化对李白及唐代文学史的研究。     

初唐编纂的诗歌总集考论

初唐编纂的诗歌总集,可补考者尚有《歌录集》、《金轮万岁集》、《瑶山玉彩》、《送并州曼上人诗》等.据诸集,知初唐人的选诗观与诗学观上承魏晋六朝,下启盛唐.他们完善了本朝人选本朝诗的选诗观,新创了官班为序编纂体例,此等对唐人选唐诗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这个时期形成的标榜之风与个性化的选诗观等,也对盛唐乃至我国古代诗歌总集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唐人试律诗诗题取用《文选》诗赋原句或李善注解比勘——《昭明文选》在唐代科举诗中的应用发微之一

《文选》对唐人创作的影响可从唐代试律诗窥见一斑,比勘《文苑英华》所录281题460首唐人试律诗诗题与《文选》及李善注,会有如下发现：士人以《文选》为科考范本,《文选》则是考官出题渊薮;试律以《文选》诗赋原句命题,限定了考生的写作题材、表达模式;士人作诗常借《文选》诗赋意旨,或联类比附,或借古抒怀;《文选》李善注犹如典故大全,成为诗人用典用事的宝库。     

旧题秦氏或秦观《劝善录》考论

在元代《居家必备事类全集》和明代《由醇录》中有一种题为秦氏或秦观的《劝善录》,此书实际上并非秦观所撰,而是宋元之际的人杂抄《善诱文》十五则、《乐善录》二十一则拼凑而成的一部伪书。秦氏《劝善录》是宋元时期劝善小说流行的一个表现和事例,正反映出宋元时期世俗化社会对劝善小说的爱好和需求,此书的小说史意义和思想史背景值得关注。     

论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创作力量构成

在清代词史上,蜀中本是薄弱地带。漫漫二百年,仅清初先著、清中叶李调元稍有名而已。清末民初,蜀中词人群体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本文以朱德宝、赵熙、冯江、李穆宣、林思进、周岸登等为例进行个案剖析,意在凸显各词家特点的同时,展现这一时期巴蜀词坛的整体风貌。其中特别指出赵熙面对忧患时世,其所谓＂不知而作＂、＂自鸣其秋＂首先是不能已于言,其次在艺术宗法上也必然不束缚于某家某派,而是自求情性之适,从而蔚然为西川词宗。林思进感时伤乱,词集中的田园题材不仅多,且佳作琳琅,足为辛稼轩、陈迦陵、陆震、郑燮以来的＂田园农事词史＂生色。而周岸登氏虽不免晦涩好奇之病,其才也有难副心志处,然而笃力为词,敢拈大题目,风格也力求变化不拘囿,百年蜀中,其位置当居香宋词人之次席。他们构成了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主要创作阵容。     

珍本《郘亭杂文燹余录》《影山草堂杂文》《郘亭函札稿》述略

晚清贵州著名学者、诗人莫友芝未刊稿本甚多,传世著录的珍本《郘亭杂文燹余录》、《影山草堂杂文》、《郘亭函札稿》保存了莫友芝生平、家世诸多有价值的史料,也可以窥探莫友芝的散文艺术,对于整理莫氏文集有着重要价值。     

明中期山人典型的建立——以沈明臣的诗学活动为中心

明代中期出现了许多善诗的典型山人,他们通过创作诗歌活动四方,赢得生存的资本,这给其他山人提供模习的路径。通过资料的爬梳,还原了沈明臣在嘉万之际的诗学活动,展现了其作为典型山人建立的过程。沈明臣是浙江宁波人,他壮年游胡宗宪幕,与徐渭在幕中结交、切磋诗艺,胡幕散后又与后期复古派进行诗文互动,并编刊了为胡宗宪讼冤的《孤愤集》,晚年主盟甬上文坛,成为诗坛耆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