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利救济与社会和谐的内在逻辑

从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权利救济与社会和谐存在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权利救济尊重、承认和保障了人所固有的人格尊严,而公民人格尊严的实现和保障是任何社会走向和谐的首要条件;权利救济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奠定了社会和谐的社会心理基础;权利救济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安全阀",有利于消除潜在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提供制度保障;权利救济增强了人们的权利意识,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社会和谐的路径选择

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从多种角度进行审视并注意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行政监察专员制度是当今世界上影响日盛并为许多国家效仿的重要制度之一。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以其独特的价值诉求、对点滴社会冲突的及时化解以及对其他权利救济机制的有效补充等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有必要建立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发展和创新公民权利救济机制,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我国社会救助中公民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

社会救济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国家应承担的基本义务。从目前公民享有的权利与国家承担的义务的情况看,在社会救助中仍然存在着不能很好地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问题。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社会保障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有多种模式。罪犯刑事责任的承担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是传统的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模式,但这种模式很难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进行有效救济。于是,学界另辟蹊径,提出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赔偿模式,该模式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大有裨益。但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是应急性的,不具有可持续性,应推行社会保障模式,使得刑事被害人获得可持续性的救济。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对于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具有重要意义。     

论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内涵

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权利与人民主权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现代国家的特征。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现代社会大厦的基石。现代政治理论科学诠释了国家权力是来自于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的授予这一真理。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具有丰富的内涵。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决定了人们的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的属性。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造就了人们关系的和谐;因此,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与和谐社会具有因果关系。     

论基本权利在民事权利保护中的作用——以德国宪法诉愿制度为视角

对于权利的实现而言,救济是不可或缺的。长久以来,对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权利纠纷,通常都会依据民事法律的有关内容,对权利受到侵害的民事主体予以救济,在民事法律领域内解决纠纷。然而在特殊情况下,的确存在对民事主体的权利救济缺失的状况。与我国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通过建立联邦宪法法院和宪法诉愿的制度,充分发挥基本权利在民事权利救济中的作用,有效填补了在民事权利的保障与救济方面可能存在的立法缺陷和救济缺失,这对我国未来的立法及司法实践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私力救济对弱者权利的实现——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当人们开始重视自己的主体性权利,私力救济就随之受到更多的关注,即使在公力救济更受鼓励的今天,私力救济依然保持了它自己的领地.因为法律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强者的武器,所以弱者在寻求权利救济的时候,常常不得已采用私力救济的手段,而消费者权益保护就有明显的弱者寻求救济的特点.既然"存在就是合理",私力救济必然有其运行的逻辑.因此,我们应该允许处于消费弱势地位的人们通过一定的制度创新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权利保护,这或许是一种代表权利主体自主性的私力救济和国家权力互动的新形式,既有利于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也有利于国家实现社会整合.     

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的域外考察及其启示

职务常任是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世界各国大多通过各种法律规范明确公务员享有职务保障权。但是,这只是实体权利规定,权利的实现离不开切实有效的救济机制。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屏障,对公务员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文章对中国域外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所实行的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进行考察,明确指出,通过立法和实践,使公务员享有公正、有效、及时的司法救济,是实现法治、保障公务员权利的必然要求,是公务员人事管理的必然趋势。     

保辜制度:和谐视角的重新解读

保辜制度是我国古代刑法关于确定伤害犯罪因果关系的重要规定,并同时具有救济被害人、调和社会矛盾的功能.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保辜制度丧失了其确定刑法因果关系的功能.但是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保辜制度以其特有的救济被害人权利、改善犯罪双方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的功能,重新获得了再生和发展的机遇,应该成为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

当下流行的公共管理改革观念对人们长期形成的“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形成了冲击。与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分的政治理论不同,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强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公私混合领域的中间层面,并力求建构一种把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公共管理关系,这其中就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权力与行政权力存在着不同;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也存在重要的区别。我们必须通过对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的考察,来确保行业协会改革过程中“权力”获取渠道的畅通和“权利”保障方式的有效。文章通过对“权力”和“权利”概念的分析,以及我国行业协会现状的简单描述,揭示了困扰行业协会行使和享有“权力”与“权利”的症结所在。最后提出了在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互动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的对策建议。     

论社会保障权及其司法救济

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公民的重要权利,为保障权利实现,需要深化权利救济理论,探索完善司法救济的途径和方法。从分析社会保障权的法律属性入手,以具体权利内容的法律性质及权利行使方式为标准,划分社会保障侵权类型及分析相应的救济方式。反思我国社会保障争议解决机制,立足国情提出完善司法救济的路径:一方面要加强公法救济,保障公权力积极作为;另一方面要改革私法救济,对现行救济方式实行渐进的变革,最终秉承社会法理念构建司法救济体制,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争议解决机制。     

解析结社自由的体系与界限

结社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包含着许多权利形态。按照产生的先后顺序,大致有成立社团的自由和参加社团的自由,社团活动的自由和成员活动的自由,社团的存续权和成员资格的存续权,不结社权以及请求救济的权利等。这些权利形态是成体系的,缺少任何一点,都是不完整的。要保障结社自由,就要全方位的保障。但自由权都是有界限的。这些权利涉及到个人、社团以及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能把握好结社自由的界限。将结社自由分解为若干权利形态,也能更清楚地把握。     

党内民主建设中需要处理好的若干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实践进程始终贯穿着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若干重要关系.特别是党内民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党内民主与党员权利保障的关系;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党内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党内民主与政治路线的关系.把握好这些关系对于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的意义.     

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自由主义解读

自由主义面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共生中的权界冲突性于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主张并付诸于实践:传统自由主义显示了权利的傲慢与权力的卑微;现代新自由主义进行权力提升式纠偏,却陷入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权力扩张困境;当代自由主义权利复归下的分歧犹在,但面对现实的折中已是必须。不断地自我否定是自由主义寻求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实践合理性的具体呈现,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是自由主义构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基点所在。实现权利与权力关系具体性与历史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救助的权利救济——兼论《社会救助法(草案)》权利救济程序规定之不足

社会救助权是指公民出现依靠自身努力难以克服的生活困境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和特定服务的权利。目前《社会救助法(草案)》存在社会救助权利的实体权利缺失、程序权利缺失、法律救济权利规定过于简单等问题。未来社会救助法应在完善社会救助权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基础上,完善社会救助权利救济程序。     

论防卫权的本质及其特征

防卫权是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依法享有为使自己、他人、公共及国家的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急迫的不法侵害,在公力救济无法及时实施时而对不法侵害者进行有效反击的权利。防卫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法定的权利,是社会合法权利在特别情形下得以及时救济的一种特别方式,是对国家刑罚权的有益补充,是一种排除社会危害性的有益行为。其法律特征主要表现为:防卫权必须具有取得的合法性、目的的正当性、客观的社会排害性及其实施的限制性。     

企业数据权利的法律保护与侵权救济

企业数据权利的法律保护与侵权救济是企业数据权利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企业数据权利的法律保护路径具有多元性特征，既要依赖《民法典》获取保护，也要适时制定专门的单行立法，还应将民事特别条例作为数据财产立法的重要补充。企业数据权利的侵权救济是对企业数据权利构建的延续和完善，侵权救济规则设计的得当与否决定着权利的设置能否充分发挥其保护企业数据财产的作用。在企业数据权利能够依法确立的情况下，对于企业之间的数据纠纷，不可再单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进行裁判，而应参照一般财产权保护路径，为企业数据权利设计科学、合理、有效的权利救济方式。     

公民参与权的司法救济制度构建

公民参与是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公民参与权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日益受到关注。在现代社会,公民参与的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民主化的深度与广度,我们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国家事务管理中的公民参与,强调公民的有序参与。公民参与权是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项积极权利、程序性权利。由于公民参与权的司法救济制度的缺失,我国公民参与权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缺乏救济的权利是不完整的,为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现,可将公民参与权定位为基本权利来加强保护,并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拓宽原告资格等方式来扩大司法救济的范围,完善行政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司法救济制度。     

论税收民生与中国的税法转型

税收是国家解决民生问题的物质保障,不合理的高税收会降低民生发展水平,异化的"税收"则将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危害民生,税收分配不公影响部分群体民生改善.如何尽可能发挥税收促进民生发展的功能,克服税收不公对民生的消极影响?关键是要实行以民生为价值取向的税法转型.这一转型将表现出若干趋势:一是更新税法理念,要从国家本位转变为以人为本;二是税法私法化,要重视和凸现税法这一传统公法所蕴含的私法价值,重塑征税权力--纳税权利之关系;三是税法社会化,要注重税法的社会目的、作用和效果,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公正;四是要彰显税收程序法的价值,税收程序正义除了要求以正当程序对征税权予以控制以外,还必然要求为纳税人权利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     

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的互动与互济

乡村问题始终是我国重大的政治问题,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一直是政府的追求。在当前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出现了国家权力干预过多与对乡村社会权利的救济能力不足、自治不足与过度自治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此,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力量的良好互动与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