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和“名“是否同义?——与周云之先生等商榷

国内学者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即把"指"和"名"在一定程度上混同起来,而周云之先生主编的<中国逻辑史>更是把"指"和"名"完全等同;笔者认为"指"和"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文心雕龙》“师圣”“师心”辨

"师圣"和"师心"是<文心雕龙>的两个重要观点,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是统一于<文心雕龙>的整个体系中的.无论是"师圣"还是"师心",都是对"道"的体认方式."师圣"与"师心"体现了对创作主体意义的重视,是创作主体的不同的创作取向."师圣"与"师心"的关系也是对文学继承和革新关系的一个注脚.     

“功用与审美”的“二律背反”——中国新诗的政治文化价值考辨

“功用与审美”作为一种“二律背反”,一直是研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研讨“文学与政治”之命题的重要方面.这里,主要以中国新诗写作为个案,通过具体探讨二者在新诗写作中的历史关联与呈现等层面,论述中国新诗与“政治”的历史关系,从而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拓展新诗的研讨空间.     

“味”与“趣”——试论诗性生命的审美质性

在中国诗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中,"味""趣"的概念颇为虚灵,但它们更能显示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极难辨析与领会."味"和"趣"是主体审美理想与情趣在诗歌文本有机构成中的落实,更多地关联到人的审美需求与审美活动.审美活动本身亦属于生命活动,故而以"味""趣"为标志的审美机能,实质上便是诗性生命的审美质性.这里分析了"味"与"趣"各自内涵的特征、区别和历史演化历程,阐释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中国古典诗歌审美质性流变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诗性生命的审美特性.     

以十六大精神指导高校“两课”教学的改革和创新

十六大召开是新世纪新阶段高校"两课"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契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新的教学资源,"两课"教师要自觉贯彻十六大精神,认真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怎样更好地进"两课"教学中.     

“狗图腾”文学现象述评

论文将新世纪文坛的“狗图腾”及其制造者“狗小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运用比较法对研究对象的内涵进行探索性归纳,同时将《藏獒》、《太平狗》、《黑焰》等具有一定代表性,在新世纪文坛产生一定影响的“狗小说”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外延和论述支撑,力求紧密联系文本展开论述,对新世纪文坛“狗图腾”的社会文化内涵进行考察,对“狗图腾”出现的社会文化土壤进行挖掘.     

"金虎形饰"应为"金蚕"辨

三星堆出土的"金虎形饰",实际上是历史上屡见出土的"金蚕"."金蚕"的确认,对考察三星堆文化与蚕丛氏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技”、“情”与道——释《庄子》“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

《庄子·养生主》篇“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是难解命题.结合文本、词源、概念内涵、语境、篇章结构及有关哲学思想等要素重新审视该命题,其本义应释为:善用知识技巧不要有求名之心,厌恶不幸的遭遇避免遭受各种刑戮之害.这种释义揭示了该命题关于“技”、“情”与道的内在关系,凸现了超越“技”与“情”,即超越经验知识技巧与生命悲情的养生论.     

“来”和come“去”和go对比研究

"来"和come,"去"和go在词性、词义、句法和搭配等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对"来"和"去"、come和go在汉英两种语言中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来"和"去"、come和go的使用,既涉及实际空间距离的理解,又涉及心理空间距离的理解.故在实际运用中,既不能把"来"和"去"、come和go绝对地对立起来;也不能把"来"和come、"去"和go简单地等同起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的哲学思考和实践

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了如何进一步做好高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也就是从加强实践性、增加针对性、搞好创新性、发挥网络性等方面来推进"三进".     

殷商国家军事防御体系研究

殷商国家施行"都城居中"的选址原则,通过建造都城的多重防御设施,构建都城外围的军事防御屏障,并在周边地区分设若干军事重镇环带,建立周边地区的军事预警和信息传递系统,配之以四通八达的干道网和驿站制度,从而形成国家军事防御体系.     

蜀与殷商关系刍论--从甲骨文记载谈起

文献资料和大量地下考古资料证明,殷商时代的蜀在今四川成都平原.甲骨文资料证明了殷商时代的蜀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殷商王朝已建立了联系.开始接触的时候,曾有小规模的局部战争,之后则保持了友好交往.殷商派人到蜀地去,蜀也派使者到中原.但在当时路途遥远、山水阻隔的条件下,双方的联系和交往较为松散,蜀对殷商王朝不存在藩属、服役、贡纳关系.双方虽互有影响,但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论老子“尚阴崇母”思想及其来源

“尚阴崇母”是老子思想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这种崇尚女性的思想与中国传统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是大不相同的，因而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这种思想的来源则受到了原始女神崇拜神话扣殷商文化的影响，也是对西周末年父权文化的一种反思。     

释"商"

商文明到底起源于什么地方?商人为什么把自己称为"商"?"商"字的写法对研究商文明的起源有没有帮助?"商"字的写法对理解商文明的性质有什么启示?尽管前人已有了相当的成果,但笔者认为都不能令人满意.本文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尝试着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三重证据法".运用这种方法,得出了新的结论,即商字的写法着重昭示了商民族是玄鸟崇拜的民族,字源上来源于东部地区的鸟图腾崇拜刻符.并在此基础上对几组东部地区的图腾刻符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同时对与商字在写法上有同构性、意义上有密切关联的辛字和帝字进行了新的释读.     

甲骨文中的"我"

甲骨文中,"我"有三种含义,第一人称自称;适宜;人、地、族名的同一."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部族."我"向商王纳贡称臣,服务于商王室,参与王室活动.对"我"考察,有助于了解诸侯与商王朝关系.     

《史通》书名辨证

书名是认识该书性质的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产生于唐代的《史通》 ,自宋代起 ,学者们对其书名内涵的解释仁智相参 ,颇不一致。分歧的关键即在一“通”字。有的认为《史通》之“通”是笺注的意思 ;有的认为与语言通顺有关 ;还有的辨析此“通”没有“通识”的意思 ,也不具备“贯通”之意。异说纷纭 ,莫衷一是 ,影响到了对《史通》主题思想或作者主体意识的认识的一致性。其实 ,作为史学理论大家的刘知几深明书名体现和规范该书性质的道理 ,对其书名的涵义是有明确界定的。所谓“史”即指历史学 ;所谓“通”即通义的省称 ,属古代理论文体专有名称。     

"巴楚文化"的称谓不宜再使用

指出了在古代巴、楚两个民族交错杂居的长江三峡地区 ,不宜用“巴楚文化”来作为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名称。因巴文化和楚文化各有特点 ,虽有一些相互影响或部分融合现象 ,但尚不构成一种新的文化 ,故仍不宜随意命名。同时 ,对“三峡地区是楚文化的摇篮”的提法 ,也认为不妥。对有的学者还用“巴楚文化”这一词汇来涵盖从古到今的地域文化 ,更觉不宜     

"新感觉派"命名质疑

把以刘呐鸥、穆时英与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创作笼统地命名为"新感觉派",这是对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误读,这种误读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对于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入理解.事实上,不仅刘呐鸥诸人的创作与日本"新感觉派"差别很大,而且刘、穆与施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把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创作称之为"都市感觉小说",而将施蛰存的创作归于"心理分析小说",这样也许更符合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史实,同时也更有利于文学史的一般描述.     

真理问题上的“客观”与“主观”辨析

客观真理论与相关哲学原理相冲突,不能合理地说明意识论、真理论与谬误论之间的关系,造成哲学体系内在的矛盾。真理问题具有厚重的人学意蕴和坚实的人性根据,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属人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真理,人的本质怎样,真理的本质就怎样,真理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朱载堉《论大阴阳小阴阳第十一》解读

在对朱载堉《论大阴阳小阴阳第十一》解读之基础上,运用列表图示方法对朱氏原文作了直观的阐释,分析评述了十二律吕之内涵,揭示了朱氏所论大阴阳、小阴阳之规律,客观评述了朱氏所论律吕上生、下生、左转、右旋等,恰当地解读了朱载堉密律的阴阳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