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结婚与国家在场——以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结婚"为中心

民国时期上海兴起集团结婚,并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迅速推广,成为传统婚礼向现代转型的新趋向。上海集团结婚的出现及推广,不仅是一场婚仪变革,更是国民政府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正是在这一婚仪塑造及推广过程中,国家作为型塑力量的在场及符号的在场,将国家意志嵌入到作为个人庆典的婚礼中,让参加的民众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进而认同国家的权威。从这点而言,民国集团结婚又是国民政府一次隐性权力技术的实践。     

"美援"与民意间的抉择——评1947～1948年间国民政府的对美、对内政策

在1947～1948年间进行的"反美扶日"运动及抗议美国援华法案的斗争中,"美援"成为国民政府与美国、民众间三方关系变化的主要动因.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和美援因素影响,国民政府在对内、对美政策上陷于左右矛盾的困境之中,而其最终违逆民意的选择更使它在内政外交中均陷入空前的孤立,并成为其统治在一年之后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展"民众教育"的政策与措施——以贵州为例

抗战时期,出于贯彻政令、发动民众起来完成抗建使命等方面的考虑,国民政府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教育运动.贵州省国民政府在这方面的举措是颇能体现其实施过程和进行情况的.整个抗战期间,它依据国民党中央的旨意和贵州省情,采取了广设民众教育馆、普立民众学校、重用巡回施教车以及认真编选教材等政策措施来发展民众教育.这些政策措施是十分全面和周密的.尽管有立场出发点等方面的明显弊病和不足,但无疑对贵州民众及其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     

"人人优异"——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制度略论

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制度对薪俸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决定公务员次年的加薪、晋级或者减俸、降级及免职.国民政府时期有限的人员之考绩使考绩制度的宗旨可望而不可企及;同时在这有限的考绩中,加薪、晋级人员太多,减俸、降级及免职人员太少,以及"官本位"、"关系效应"和"趋中效应"的充斥使考绩流于形式.考绩制度的虚化,直接加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加剧了国民政府吏治的污浊,也加速了其灭亡.     

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与"二二八"事件

筹划复台大计时,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与台调会发生磨擦.在战后台湾接收与重建的过程中,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扎根下层社会,主张改革台湾省政,反对贪官污吏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同样如此,不能混为一谈.蒋介石既是国民党总裁,又是国民政府主席,其时还兼行政院长.蒋介石是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调兵镇压"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是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官民冲突.从事件前的群众组织,到事件中的推波助澜,及事件后的妥善处理,国民党台湾省党部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终将政敌陈仪赶走.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艺术团体中的国家在场——以黄山上九庙会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山庙会活动频繁,与政府的推动密切相关。庙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徽州人热衷参与的民俗活动,体现了徽州人的宗教信仰、民俗传统和生活审美标准。庙会活动的举办与推广,不仅是一场徽州民众集体娱乐的节日,更是国民意志在民众生活中的体现。民间吹打乐班是庙会活动的主要承办者,他们的激情演出,各种吹打仪式的举行使国家意志不断地嵌入庙会活动,让当地民众时刻能感受到国家的"在场",认可国家的威严。就这个层面来说,庙会中的吹打乐班也是民众生活中国家隐性权力的载体。     

东晋婚礼议题所见大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

婚礼不贺与不用乐是先秦礼制。东晋朝廷出现的贺婚及婚礼用乐与否的礼学议题反映出了礼文化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在这场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的较量中,朝廷对于民间的贺婚与婚礼用乐的礼俗由最初的拒绝到最后不同程度地加以接受,这显示出小传统具备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小传统民间礼俗是引导晋代礼制,尤其是婚礼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     

国民政府治新时期新疆教育发展方略述论

国民政府治新时期,制定了一系列有益于新疆教育发展的条例、章程,促进了新疆国民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的发展。国民政府在教育领域着力树立、培养新疆广大民众的国家观与中华民族意识,这是国家观在新疆教育理念中首次明确提出,是近代新疆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对于增强新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和向心力,对于稳定边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深远的意义。     

反对迷信与民间信仰的现代形态——兼读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在清末民初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信仰世界经历了急速的断裂与嬗变."反迷信"运动将改造民间信仰整体性地纳入到了创建现代国家的话语体系及其社会展开过程.然而破除迷信作为一种启蒙形态,并非现代性的独创,它也是精英主义对于民众世界论述与改造传统的绵延.在反对迷信的同一性态度底下,还有启蒙主义在不同层次、不同立场叙事场景中的复杂呈现.民众信仰空间的多重叠合功能,使其现代改造并不表现为一种"传统一现代"绝然对立的线,}生进程.在地方性状态下,正统与民间、传统与现代交互而行,信仰空间依存于民众的日常实践,在现代改造中强固地延续着.     

作为"外文本"的词本事——兼论"比兴寄托"说的生成

词体的短小篇幅与抒情特质让人们在对它诠释时不得不向文本外求助,从而形成"外文本".外文本的形成途径略有两种:其一为作者本人陈述,包括词题、词序以及其他讲明创作缘由、作品意义的书信、诗歌等;其二为他人叙述,这种外文本又可分为在场叙述与不在场叙述两种,大量的词本事即属于不在场他人叙述.在文本阅读过程中,读者在心里推导出一个作者形象即"隐合作者",此形象又通过对词文本的演绎被具象化为本事.在阅读中会有更多符合这一隐含作者形象的本事产生,并加入隐含作者形象的具象化编织中,影响读者阅读时的基本态度与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本事所逐渐勾勒出的作者形象代替了作者本身,使"作者"作为符号文本脱离真实主体,参与到二次叙述的"外文本"中发声.词文体在阐释过程中的"外文本"传统是"比兴寄托"形成的重要内因.     

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治"模式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党治体制的核心是国民党对国家政权的独占,这一独占主要体现在国民党中央对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严密控制,即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甚至以党代政,而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平行,党部无权直接制约地方政府.这种模式在中央造成以党压政,使国民政府失去必要的独立性,在地方则造成国民党对地方政治的失控,导致国民党现代化领导能力的低下与统治基础的削弱.     

战后初期开放对日贸易问题上的中国政府与民众

1947年6月9日,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单方面宣布开放对日私人贸易.这一加速复兴日本经济的措施,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国民政府和民众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这一涉及中华民族重要利益的事件作出了迥然不同的反应.在各界激烈的反对声中,国民政府却采取了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宣布开放中日间的私人贸易.     

"在吗":社交媒体的"云交往"实践与身份建构

"在吗",是社交媒体中人际交往使用最频繁的修辞方式和最常见的话语实践.本文以"在吗"所开启的社交行动为考察对象,认为"在吗"的提问是一种对线上空间方位的建构和隐喻,为媒介化的"云交往"建构了身临其境的存在感和想象性的身体在场感."在吗"作为发起对话的开场白,无论是发起者对对方在场状态的试探或确认,还是回复者或延迟或积极的回应,均体现出媒介化社交中交流双方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动态化的权力关系,这个过程亦是交往主体在博弈中不断建构彼此和自我身份的过程.     

从"中心与周边"看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化

一、"中心与周边"的内涵 1、中心与周边的概念每一在场的东西,就其当场出现而言,都是一个中心,并以其他不在场的东西为周边.换言之,显现在当前的东西以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为周边.所谓"在场",指的是当前呈现或当前呈现的东西之意;所谓"不在场",就是指未呈现在当前之意.     

论"三·二○"事件前后的"蒋汪之争"

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和"廖案"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作为国民党新领袖和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与军事实力人物蒋介石尚能够密切配合,各扬其长.国民党"二大"之后,随着蒋介石在党内地位的升迁,其与汪精卫及苏联顾问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加之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从中挑拨和造谣,蒋在十分被动而又羽翼未丰的情况下,贸然制造了排挤汪精卫和打击共产党的"三·二○"事件.倘若苏联和共产国际能够采取正确的策略,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胜利者一定是左派.然而苏联使团和顾问对蒋采取妥协的方针.左派领袖汪精卫既不满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又缺乏与之抗争的勇气与实力,不得不忍气吞声,悄然出走.蒋汪的首次交锋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由晚清"小说界革命"到五四"人的文学"--兼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成长

在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中,梁启超以"小说界革命"为手段开启民智的思考,试图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后,鲁迅也从强国的角度,提出以摩罗诗警醒民众的"立人"主张,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引进国门.至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时代浪潮中,"人的文学"浮出水面.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展现了"现代性"的成长历程.     

国民政府的地方武装组织与中共革命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于对"尾大不掉"的担忧,国民政府对各种地方武装力量顾忌重重。为了遏制中共革命的蓬勃发展,国民政府创立地方武装组织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是一种现实需要。地方武装组织虽可配合政府掌控地方,却也造成地方势力分割国家权力。因此,当局时常处于限制与发展地方武装的两难困境。与此同时,地方武装力量越强,经费的开支越多,民众的负担越重,又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疏离与对立。     

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以《纽约时报》为中心

无论就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国民政府的贡献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全面抗战过程中,作为重要盟友的美国,其舆论界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美国媒体视域下,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有一个逐步被认可的过程,其抗战形象亦经历了由被漠视到一个负责任大国政府的形塑过程,这些关注与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和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华援助的不断扩大,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与美国媒体的宣传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纽约时报》,有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抗战活动的报道,以其为中心探讨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及其变迁,可以透视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及态度,体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背景及处境。     

"赣政十年"期间的江西地政

从1932年至1942年,即所谓"赣政十年",国民政府在江西省的一些县实施了近代意义上的地政.本文着重考察这一时期的土地行政运行及其效果,并从近代国家转型来认识其历史特点.笔者以为,近代科学技术的运用是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推行地政进而推行国家近代化的有力工具,但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天然地形成了高昂到令所有政权力量都无法承受的行政成本,这阻碍了国家进一步深入地方社会,此点可从小吏们在管理中的作用清楚地看见.     

"《唐律疏议·户婚》无死刑"辨正

《唐律疏议·户婚》中无死刑适用,自清末沈家本始已成为学界共识.户婚律中律文字面虽无绞、斩出现,但出现了"以奸论",即亲属共婚比照亲属相奸处刑.按《唐律疏议·名例》亲属共婚同于亲属相奸真犯.亲属相奸在杂律中是有死刑适用的,故亲属共婚当有死刑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