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与临床技术：灾后临床社会工作探索

临床社会工作是提供直接服务的专业方法,在5.12汶川大地震的灾后社区的社会重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临床社会工作以促进与维持个人、家庭和团体的社会心理功能为目的,强调治疗、预防及"人在情境中"的概念,协助受灾的个人、家庭和团体,减轻其痛苦,改善其心理和社会功能.那么,从西方的社会文化价值理念和人文科学知识与技能发展而来的社会工作在中国社会运用时,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取向会对其有哪些积极影响,又会面临哪些困境呢?我们又将如何整合及发展本土化的临床社会工作实务技术呢?     

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

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体现为感情、关系、规范和机制等层面。在人情的作用下，熟人社会成了一张微观权力关系网，因此也被整合为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围绕着人情关系展开，行为准则是人情规范，这种人情取向的行动规律就是“乡土逻辑”。因此，“乡土逻辑”可以用来分析当前村庄秩序的变迁。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生命价值、生命能量激发与制度保障：灾后社会工作的多元反思

5·12汶川大地震是许多主体的关键"生命事件".于受难者而言,地震夺走了其生存机会,剥夺了其尽孝显慈的责任.对幸存者来说,他们经历了生命考验乃至生离死别,失去了家园或亲友,需要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其生命轨迹也就此改变.     

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

摘要：乡镇基层政权的运作是一个备受学术界关注的领域。本文将依据中国中部地区麦乡的田野调查资料，以麦乡“植树造林”的事件为分析 “文本”，分析在压力型体制与后税费时期，在乡镇财政紧缩的境况下，麦乡通过将常规性工作升级为中心工作，进而通过运动的方式进行中心工作的实践，以完成所规划的任务。这种“行政吸纳运动”的治理方式事实上是基层政权在专制性权力丧失、基础性权力又尚未确立、行政运作缺乏充沛资源的情景之下，通过对传统的“运动”资源加以简化利用而做出的权益性的行为选择，而这一治理实践本身却收效甚微。     

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

话语分析就是对那些已经说出来的“话”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以及按照什么样的规则被说出和被传播的过程加以分析。多元话语分析就是从多元主义的立场对话语进行分析。倡导多元话语分析的目的是消除以实证主义和古典诠释社会学为主要代表的传统“实在论”分析模式在社会研究中的影响。多元话语分析包括话语策略分析和话语构成规则分析等基本程序。采用多元话语分析模式进行社会研究,对我们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人情、信任与工作关系：灾后社区社会工作实务的伦理反思

我先讲几件在灾后社区服务时遇到的真实事情.第一件:我们在灾后安置点家访,居民热情地将刚洗好的苹果往我们手上塞;第二件:安置点即将举办灾后板房中的第一场婚礼,新郎的父亲在居委会主任的陪同下上门邀请我们喝喜酒,并在喜宴上致辞;第三件:安置点某服务对象的丈夫请我们为他即将开张的小店起一个名字;第四件:居住在我们服务站隔壁的大姐,每天都主动帮我们烧水和做些杂务.一天,她请我们留下私人电话号码,希望以后到上海打工时能联系上我们,并请我们给她介绍打工信息.     

社会的制造与集体表象

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思想中的社会概念尤其是集体表象理论的解读,深入剖析现代社会自我证成上的困境。涂尔干一方面继承了契约论传统对社会的人为制造性的强调,另一方面又反对该传统将社会还原为个体之间约定行为的结果。集体表象理论针对的正是这一理论困境。涂尔干认为,集会或集体欢腾之际所产生的集体表象犹如化合作用,不能还原为个体的约定或契约,它是社会的产物,优先于个体。它不仅表达了个体对社会的情感,而且在定期的社会再造中创造这一情感。图腾标记对集体表象的具体化,既构成了个体认识社会的中介,又成为社会定期再造的依凭。涂尔干反对将法国大革命诠释为个体意志主导的结果,而试图通过集体表象将其诠释为社会定期再造的体现并强调社会之于个体的优先性。集体表象的神圣性既不依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彼岸化的上帝,也不是个体意志的产物,而是社会性的,来自于社会的自我生产和再造。     

媒体建构：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以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自杀事件报道为例

摘要：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的自杀事件发生后,报道运用媒体设计的方法与多种修辞手段,从故事叙事模式、话语结构与话语策略上,赋予自杀行动正面而又积极的社会意义,是为了提高公众对国家共同价值和民族危机的认同,以便动员民众、共同御侮。媒体对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这种建构是当时社会赋予媒体的使命,体现了自杀行动者个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双向建构的循环关系是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结果。     

群体性事件中的原始抵抗——以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为例

在农民维权事件愈加复杂的背景下,抵抗的组织性、政治性研究也随之深化。在现实层面上,此种取向有其必要性。然而,抗争是一个过程,在复杂的抗争之前,往往存在着原始的、简单的、农民自发产生的抗争方式。这些抗争手段是过往经验在农民记忆中的映射,出于自卫的本能,如自发形成的打砸、拦路、跪拜等等。作为行动上的表达,村民们通过最直接的方式保护自己,尽管杂乱但也显现了一定的效用,如若处理不当,则会形成极端抗争事件;作为心理上的表达,村民以过往经验躲避灾祸,重构他们对行为的认知和意义。原始抗争方式的实施包涵了抵抗、延续和反思。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六城市调查数据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利用一项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问题。与以往基于“消费者行为研究”框架而采取“个体决策行为模型”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风险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试图发展一个“社会行动模型”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个体在“风险社会”中面对一项新技术时的决策行动受到哪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不高,与2002年相比有明显下降;传统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决策行为是基于有限知识基础上的“有限理性选择”,大众媒体的影响、对“专家系统”的制度性信任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脱耦中的合法性动员——对南方某大学孵化器的扎根理论分析

脱耦与合法性重建是组织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和中国科技孵化器建设事业的重点。已有研究对组织特性和可利用的社会、文化资源的强调,并不能完满地解释中国大学孵化器脱耦中的合法性动员机制。本文通过对南方某成功运作的大学孵化器的扎根理论分析发现,当面对强大的环境神话压力时,无法实现经济效率的初创期组织必须首先完成合法性重建,才能进行正式的制度化。该孵化器成功的关键在于,首先移植已形成特殊信任的校友网络实现道义合法性,再进一步抓住现实机遇,借助项目的成功实现实用合法性。唯一权威领导的塑造和“四不像”模糊制度理念的宣导等都是重建中重要的意义建构的部分,这也离不开与更大的制度场域的重新耦合。     

市场、制度与网络：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产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主要形成了三个理论解释范式,即以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为代表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及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把市场机制、制度与产业政策、产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因素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解释范式分别存在着“市场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网络决定论”的倾向。     

再造传统——以云南省镇沅县苦聪人为例

国家运用行政力量投入财力物力，全面彻底地改造云南省镇沅县苦聪人的传统。镇沅县将苦聪人的传统作为     

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

本文使用2009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问卷调查数据,探讨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社交聚餐频率对政治信任各维度均有负向效应,且这种侵蚀效应在不同体制、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和不同地区的人群间具有显著差别。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以“饭局”为途径来积累、维系和动员关系资本的过程,在特定的情境下往往伴随社会层面的消极影响,对政治信任带来“副作用”。     

教育程度与分配公平感:结构地位与相对剥夺视角下的双重考察

基于结构决定与相对剥夺的两种视角,本文研究发现了教育程度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复杂影响路径。教育程度作为优势性地位获得,对分配公平感存在正向影响。教育程度越高,收入分配公平感越强。但这种正向影响也存在条件性：教育作为个人地位投资,激发相应的回报期待,随着基于教育投入的期待收入与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正向影响会降低,且教育程度越高,降低的幅度越大。这一条件性的发现有利于解释既有研究的矛盾结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涵：当教育投资作为“制度化手段”无法实现地位获得这一“文化目标”时,这种“断裂”可能会引发“分配不公”的心理失范。     

在制度与关系之间: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中的信任建构

摘要：本文从信任的角度出发，发现交易中的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是交织作用的，并促进了信贷交易，二者都是通过行动者发挥作用，行动者在行动中遵循的是“自我〖CD*2〗情境”策略。制度化的信任在经济生活中凸现出它的重要地位，并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是现代企业的基础，是不可替代的。制度信任的缺陷可由关系信任弥补；关系信任的风险，须制度信任制约。只有建立良好的制度，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意义，克服其负面效应。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

本文结合制度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把阶级带回来”的观点。根据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造成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在经验层面展示了其较之于其他分类法的优越性。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权威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