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文学萌生时期的历史遭遇

中国革命文学萌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它遭遇到早期共产党人的反对、国共合作破裂的冲击、旧文艺与旧地域文化的阻碍等.这些遭遇反映了中国革命文学与革命工作、革命政权、传统文化及地域文化等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些矛盾在而后的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及共和国文学中同样存在.     

想象的力量：革命文学生成和精神价值论

上世纪末以来,文学研究出现政治关怀倾向的轮回.从想象的维度重新解读30年代作为重要批判话语的革命文学,革命源自对自由的渴望,革命文学亦源自晚近知识分子在生死之间对现代中国的悲壮想象,作为有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革命文学家和革命文学具有了引领人在逆境下重新开始、创造自由美好生活的乌托邦价值.     

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关系研究述评

在如何理解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之间的关系上,建国后"十七年"与新时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十七年"中,五四新文学传统逐渐被革命化,革命文学传统逐渐被强化,从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联系;在新时期,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革命色彩逐渐被淡化,其地位一路飙升,革命文学传统逐渐被消解,从而在二者之间形成了"背叛与倒退"的历史联系.但两个时期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只是在学术界不占主流地位而已.这一变化可以从两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观念与理论探求的嬗变

20年代的革命文学观念,经历着由表现反抗精神的观念向无产阶级文学观念的质的飞跃,影响这种变化的历史因素主要是革命文学倡导者所接受的不同的国际左翼文学理论资源。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价值转向

五四"文学革命"与1922年至1936年期间由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作家、左翼作家倡导的"革命文学",本同属于中国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二者在活动主体、大众方向、白话文形式等诸方面有着很大的继承性和同一性.然而,由于"革命文学"论者误把"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于是站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对五四资产阶级文学革命展开了一系列的讨伐活动.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看似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实际上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变异.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从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唯心论到唯物论、从人性论到阶级论、从人的文学到无产文学、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性文学到人民文学、从自由创作到遵命文学、从艺术自律论到政治工具论等等,都是这一变异的表现.这种变化奠定了后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文学形态的价值取向,直到1978年12月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有所改变.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就可以按照五四文学(资产阶级革命文学)、革命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五四文学的回归与超越这个"之"字形的道路去重新认识.     

论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

鲁迅的革命文学思想是他在域外革命文学思想和中国现实的主体体验中纠葛而成的,是他融会先进思想文化资源、积极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探求中华民族"固有之血脉"和追寻现代革命精神的结晶.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发生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并与其创作、译品一起推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进程,且使中国革命文化得到提升并成为世界左翼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从众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转向

革命文学的兴起是上世纪30年代文学的一个鲜明特征.面对"革命文学"的浩大声势,"五四"启蒙文学阵营发生了分化与转向.一批曾坚持文化启蒙、追求个性解放的作家转而选择了谋求大众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文学.30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历史变革紧密相关,但创作主体内在心理机制对这种转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众心理是30年代文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郭沫若思想转向之逻辑辨

［摘要］郭沫若从个性主义文学阵营转向革命浪漫主义的“革命文学”阵营，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导致其思想发生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传统文化观念、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精神和“新国家主义”意识以及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郭沫若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渐变到遽变，由服膺到信仰，最终转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参与者。     

丁玲创作的政治倾向

做为文学家的丁岭一生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早期创作的莎菲系列形象即与当时个性解放的时代主潮相符。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创作的革命文学以刻画革命者、描绘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为主 ,体现了作家向往革命的渴望。延安时期的创作无不与现实政治斗争结合。延安整风后的创作更趋政治化 ,功利化 ,这是历史现实使然。做为一个极富个性意识的作家 ,在政治现实面前 ,丁岭终于寻找到了文学与政治契合的正确途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她一生创作中最亮丽的风景     

革命"乌托邦"书写:左翼浪漫文本的"先锋性"呈示

我国1930年代初涌现的体现"革命浪漫蒂克倾向"的文学,是一种呈现"先锋性"特点的文学现象.左翼作家站在文学潮流前头,以"先锋的姿态"看取社会转型和文学转型,创造一种新颖浪漫文学形态,并以革命"乌托邦"书写,彰显出对"革命文学"文本固有意义的独特理解,也赋予浪漫文学以新的意义阐释,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意义所在.     

论茅盾与革命文学派围绕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茅盾从政治激流中悄然隐退,然而他并未放弃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在其后创作的小说及论文中,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为茅盾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在茅盾看来,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实践及革命文学的创作都是不得不依恃的重要力量,他们并非如革命文学家所认为的纯然为寄生阶级,而具有自身的主体性。茅盾的上述认识导致他与革命文学派作家产生了激烈论争。在论争中,茅盾开始调整自己的立场,其对小资产阶级主体意识的强调逐渐被有意识地遮掩和修正,并接受了革命文学派作家对其提出的在作品中表现历史必然性的要求。茅盾的转变为其日后加入“左联”并成为领导人之一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左翼作家的革命情结研究

左翼作家革命情结的生成源于现代化的焦虑与渴望,在苏联革命的启示下,他们选择了由革命而走向"现代"的道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左翼作家革命情结的生成过程。这种革命情结在政治的肯定、诱导下逐渐定型、僵化。从革命视角出发,左翼文学中出现了贬低知识分子、美化工农的倾向,造成了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错位。     

五四文学革命的反思

五四文学革命的科学主义倾向,造就了再现论、认识说的文学观,同时也造成了文学审美本质的失落。进化论的文学观强调了文学的历时性但抹煞了文学的共时性,尤其是激进的革命进化论,为五四文学革命的被否定设下了伏笔。人道主义肯定文学的人性本质,但它对五四引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开火,摧毁了自己的基础,从而导致自身被革命文学取代。倡导平民文学应予肯定,但对贵族文学与士大夫文学的极度排斥,却导致了文学的极端平民化。现实主义倡导者无法接受欧洲现实主义的客观主义,则使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界限模糊,最后滑向新古典主义。五四文学革命不是从文学性质的角度批判“文以载道”,导致自身陷于反对文以载道和要以文载革命之道的矛盾之中。世界文学意识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封闭意识和自我中心主义,使中国文学思想与世界文学思想相沟通、融汇。但这种世界化是以激进的反传统立场推行的,引起了民族本位主义的反拨,客观上为否定五四文学革命铺平了道路。     

红色理性与革命史诗

红色理性是一整套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理论和原则,其核心内涵即“暴力革命论”,深层内涵是以全人类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它与政治理性和人文理性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区别和联系,对革命战争文学文本的叙事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与革命战争波澜壮阔的生动历史相契合,它使得文学创作普遍产生“史诗性”的追求动机;在它的强大制约下,宏大叙事长期占据着革命战争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的统治地位,红色文本成为压倒一切的强势文学。剖析红色理性对宏大叙事结构形成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开掘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规律,为革命战争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     

假托大众之口的文学虚拟——论20年代“革命文学”对工农的描塑

20年代“革命文学”很重视对工农大众的描写 ,但由于革命作家自身实践经验的限制 ,他们对工农的描写大都还停留于主观的浮面 ,假托工农大众之口来言说知识分子的思想、理念。与此相应 ,革命作家虚拟的大众读者也悄然被实际的读者———知识青年所代替。在知识分子作家与读者的“共谋”中 ,工农形象遭到了彻底“误读” ,由故事的主角而沦为符号 ,默默地成为他者     

文学溯源·现实映射·信仰启蒙——中国现代作家的神话功用观

以反传统姿态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高扬理性与科学的旗帜,倡导以现代生存体验和人生思考为主要的表达对象。然而,现代作家却在文学创作和理论研讨的双重维度上对古老的神话资源极为关注,并形成包括文学价值、现实意义和信仰功能在内的神话功用观。在文学价值层面,神话作为文学源头的元典性价值得以重新确立;在现实意义层面,现代作家将远古神话与现代社会的现实思考紧密结合;在信仰功能方面,现代作家借助神话中蕴藏的强大信仰力量融注了启蒙的时代追求。中国现代作家的神话功用观既是对中西方文化传统的秉持与反思,也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现实思考与文化表达。     

南下的中国革命作家与新马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以洪灵菲、许杰、马宁为例

文章集中探讨1927-1931年先后流亡南洋的三位中国革命作家洪灵菲、许杰、马宁在文艺理论、文化和社会活动方面对南洋社会和新马华文文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影响的交互性。这对我们了解战前该时期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脉络有指示作用,同时具体到这三位作家,对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疆拓境”的一面应有更准确的定位。     

南朝文人“诗以用事为博”的文化考察

在皇权政治复归、士族政治势力逐渐被边缘化的南朝,士族文人为维护其门第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向学术文化的深广处开掘,博学融通,试图以繁密、新奇的使事用典建构文学的防线,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诗以用事为博"的第一个高潮。     

宋代诗文词作者的层级与时空分布

宋代有诗、词、文作品传世的作者共16775人。超过一半的作者都是孤篇存世,存诗文词1-9首(篇)的低产作者占八九成,中产作者有一成多。诗文存量在501首以上的高产作者有157人,其中陆游诗作最多,达9242首,苏轼的文章量居首,有4837篇。从地域分布来看,浙江的作者最多,其次是福建、江西,这三省的作者占天下之半,可见其文风之盛,也见出作者分布的不均衡。从南北对比来看,南方占绝对优势,北方10省市的作者总数不如浙江一省的人多。作者的版图分布,呈两片一带一点型。从作品量的贡献来看,词文的创作量都是江西第一、浙江第二,诗作量则是浙江称雄。宋代诗文七成多的作品是由浙江、江西、四川、福建、江苏五省的作者创作的。从地市级作者分布看,福建南平市的作者数高居第一,福州第二,杭州第三。数据表明,进士人数与诗文词作者人数呈高度正相关,进士多的地区,作者亦多、文风亦盛。从阶段性变化来看,元祐时期,宋代诗文词全面进入高峰期,数据印证了元祐文学的辉煌和南宋中兴时期文学的“中兴”。宋代诗词文作者和作品的统计数据,细化了对宋代文学发展进程的认识。     

苗延秀、包玉堂的生命意识对革命文学的贡献

由于政治环境、文艺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文学创作大多趋于模式化、程式化。时代环境无法改变,革命文学作家们也就无法完全摆脱主流意识的影响,但是广西当代少数民族革命文学作家苗延秀、包玉堂将自身的生命意识融入革命文学创作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呈现出有别于主流话语的独特抒写空间。他们在原生态的浪漫抒写、女性个体表现、民族民间化等方面对革命文学做出了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