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荀与儒者形象的构建

儒学在创立后迅速成为显学，形成了庞大的儒者队伍。儒者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其形象的构建在战国末期完成。这个过程始创于孔子，孔子的儒者形象存在理想人格与社会专制现实的矛盾。孟子发展了其理想人格的一面，荀子则主要发展了其现实的一面，达成了儒者社会角色与专制体制的协调，完成了儒者形象构建的定型     

《庄子》中的孔子形象

本文从《庄子》的有关记载中,发现《庄子》一书中的孔子既＂具有道家思想的儒者形象＂,又有＂道家的反面形象＂。进而又从书中＂以重言为真＂的写作方法等方面探讨了儒道两家之间既互相矛盾又互相渗透的关系。     

李贽心目中的儒者形象述论

李贽心目中的儒者形象,是基于他对当时士风的考察和对儒家思想的感悟而逐步形成的。他以童心说为指导,追求真心,主张发挥个体的真实性,批判假人表里不一和没有远见卓识。李贽以《藏书》为载体,勾勒了心目中儒者的形象,即审时度势,适时变通;道不虚谈,注重实效;人格独立,修己安民。这些表明李贽有强烈的恋政情节,他所描述的儒者的理想形象,更接近于先秦孔子的设想,体现当时反理学化的思潮。     

荀子与儒者社会角色规范

孔子创立儒学,初步建构起儒者的社会角色规范。孔子所设定的儒者社会角色,既有理想的一面,又有现实的一面。二者有一定距离,理想和现实之间有所矛盾。孟子发挥了其理想主义的一面,荀子则发挥了孔子现实的一面,解决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达成了儒者与专制政治的协调,最终完成了儒者社会角色的定型。     

论《关雎》中的儒家精神

《关雎》包含着“中和”的儒家精神。这种“中和”的精神就是要求情感表达适度,体现中和之美、中正之美。它对于培养儒者完善的人格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雎》得到孔子及历代儒者的推崇和喜爱。     

从孔子论“生无所息”看儒家的生死哲学

孔子和子贡论"生无所息"的典故见于《荀子》《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列子》等文献,这些文献可以比较清晰地勾勒出孔子的人生哲学和生死智慧。君子下学而上达,修己以安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儒家"内圣外王"的伟大理想注定了儒者的一生任重而道远,须弘毅刚健、自强不息。有生必有死,面临死亡,君子不会感到恐惧和不安;死亡是对宇宙大化的回归,儒者一生发奋以有为,只有到死才能得到最终的休息,君子在死亡面前从容而坦然。     

中国古代文化中孔子形象的三维透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总是按时代的要求和各自利益的需要,来重新阐述孔子思想,勾勒孔子形象。古代散文家们以务实求真的态度,描绘了孔子二重组合的性格特征,塑造出一个鲜活的孔子形象;而孔子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以及人们从中获得种种启迪而形成的崇敬心态,则使士大夫文人将孔子形象加以简化、单一、拔高,变成了无与伦比、只可仰视的“圣”;由于统治者和野心家的政治需要,御用文人则按既定目标,想方设法将孔子打扮成了“神”;而民间文学传奇的讲述方式,无形中又给孔子形象抹上了神秘的色彩。总之,这些异彩纷呈的孔子形象,既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生动记录,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十分独特的“人物形象”景观。     

王郁斌，身怀东方士气的广告人

士，事也。——《说文》孔子有个叫子贡的学生，曾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回答说：“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孔子的回答，关键地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     

论孔子“乐教”思想的境界问题——基于实践信息理性的分析

儒家经典《论语》是孔子思想的重要载体,它记录着包括孔子"乐教"思想在内的诸多思想主张。孔子"乐教"思想饱含浓厚的伦理和教育色彩,尤其是"孔颜之乐"成为很多后世儒者追求的境界。孔子"乐教"思想的时代化是其不断符合时代发展,增强其生命活力的关键之举。实践信息理性是立足于现实,把握当代发展脉络的时代性思维。运用实践信息理性解读孔子"乐教"思想,重新阐释孔子"乐教"思想,赋予其时代性涵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家式的人物形象——《韩非子》中的孔子形象分析

《韩非子》一书对孔子形象的描述 ,其中既有保持了原质性的孔子形象 ,亦有变异了的孔子形象。《韩非子》中变形的孔子形象即法家化了的孔子形象表现为两种状态 :其一是貌似儒家而实为法家的形象 ;其二是彻头彻尾的法家形象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儒家文明何以能“长生”

儒家文明是一个世界地缘政治的摹状词.作为政统的儒学,早在"五·四"前后就已崩塌;但作为一种文明体系、文化积淀的结晶,它本来就存活着,而且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活力.儒家文明的生命活力蕴涵在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历久弥新的道统至德中,其仁爱的原精神已经包容和涵摄了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其宏观哲学思想、和谐辩证法可以为唯物辩证法提供动态中发展的文化资源,成为中国人做人的信仰根基.     

儒家文学教化说与价值理性

儒家教化说被误会的成分甚多,其中最重要的误会就是儒家的教化是政统的工具理性,这一观点有很大的商榷余地.与其说儒家提倡教化说是为了工具理性,还不如说更为根本的是为了"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的"价值理性".     

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的命运--对清末民初"尊孔读经"问题的考察

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命运的变迁聚焦于“尊孔读经”问题。清末新政使儒家“经学时代”沦入山穷水尽的窘境。辛亥革命创建民国 ,资产阶级既摧垮了封建帝制 ,也涤荡了为封建帝制服务的儒家文化。民初帝制死灰复燃与“尊孔读经”借尸还魂之如影随形 ,既证明封建专制主义天道观根深蒂固 ,也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对“孔夫子”为拥护“德先生”之必要前提乃时势使然。考察这一问题 ,有利于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儒家文化“批判继承”。     

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阐述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首先要辨明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家伦理和作为文化传统的儒家伦理的不同意蕴。儒家伦理之于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具有根源性、民族性、母体性、前提性、不可回避性和勿庸置疑性人文知识资源的重要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 ,儒家伦理既有作为反面教材的警示功能又有为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持的根源性优势之精神动源作用。     

经学产生原因新探

经学的产生不仅是汉武帝推崇儒学、罢黜百家形成的 ,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文化原因、经济原因。其政治原因是 :专制帝王需要一种理论权威维护政治权威。文化原因是 :诸子百家的思维方式是一元化的 ,排他性都很强 ,而且都为政治服务 ,都希望自己学说被奉为经典。这种学术环境难免不产生经学。经济原因是 :中国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 ,而儒家扎根于小农经济 ,维护小农利益 ,小农乐于接受儒家教化。     

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性质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作为一部总结汉唐宋明儒学的编著,以排斥释老之学、合通儒学派别之异为标旨,是孙奇逢理学观的直接体现。其中,孙奇逢的主要关怀在于建构合同汉宋、朱王的儒学道统,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理学宗传》的结构和标准中,并最终决定《理学宗传》学道的性质。进一步说,《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的性质呈现出道与术的不同旨趣,黄宗羲以《明儒学案》的编纂标准来评价《理学宗传》,不免失之偏颇。     

古籍目录经部学术源流及其经学影响

古籍目录经部发展变化与历代学术发展关系密切,经部目录在从图书六分法向四分法的历史流变中逐步发展成熟,确定了经学类目基本类型,反映了经学发展状况,凸显出其发展轨迹。但不管其类目如何增减聚散,其处于古籍目录首位的独尊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反映出经学在古代学术中统治地位的稳定性。同时经部目录的大、小序以及提要也反映了古代经学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趋势,其功能和价值在研究古代经学中是不容忽视的。     

从眭弘之死看儒学与政治的关系

该文通过眭弘之死引申出了关于经学和纬学的讨论。经学实为刘汉政权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产生,而纬学则以历史的遗绪为其补充。经学确立了中国皇权的意识形态系统,其与皇权之间既紧密又疏离,构成了相当复杂的思想面相。     

明代潮州儒学概说

明代是潮州儒学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在潮州交替兴落。本文重点分析潮州学人上承朱子之学，又受陈白沙学的沾溉，最后接受阳明学说，形成潮州三门学派的过程。对薛侃、林大钦、唐伯元诸人学说，予以扼要介绍。指出明代潮州儒学注重学术实用性，内容上以《礼》学为核心，有明显伦理学倾向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