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内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不仅事关整个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改革,更引发省、市、县乃至乡镇等各级党委政府全方位深入变革,是关乎我国基层政治生态和人民群众福祉的一件大事。本文在阐释治理、基层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并提出实现途径,论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加强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水平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科层制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再思考

科层制作为基本的组织形态和管理体制,产生并适应于相应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基础的革命性变化给科层制的命运带来了新的变数。改革完善科层制使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当代中国制度体系中的科层制既具有科层制的一般特征,又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底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今天,必须科学运用技术手段,促进信息技术与科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强化制度规章对体制弊端的根本克服;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价值共识对行政体制的深层制约。     

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协调、引导、规范与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系统,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市场治理中的企业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现代化和个人治理领域的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是政府治理方式中制度,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现代化,企业治理方式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中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现代化,以及个人治理方式中人的现代自觉.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问题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由此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升到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层面.我们党两次以中央全会决定...     

疫情挑战下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属于政治层面的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有固定指标不同,政治现代化没有固定标准和模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在实践的应战中不断前进的,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面对2020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协调不充分的问题暴露了出来,然而这些新问题也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提供了契机。疫情引发了我们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要能够实践应战问题的思考,而要想实践应战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文化去构建,处理好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不协调的问题,明确政治"现代"化之维为何。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顶层设计对国家制度、体制和机制进行改革的开始,也是当前党的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下提出的新命题,更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建党90多年来,我们党通过制度建设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党的建设制度。但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使制度发挥管党治党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不断适应新情况、新问题,顺应时代变化,不断加以完善和改进,使之更加适用、更加管用。     

软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软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中的软法形式越来越丰富。目前最主要的形式有七种:一是公法的基本原则;二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宪法和行政法惯例;三是执政党的党内法规;四是宪法、法律中的宣示性、倡导性条款;五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规则;六是司法判例;七是行政执法基准。这些形式的软法对于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推进依法治国;规范执政党的行为,推进依法执政;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裁量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公民社会行为,推进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以及平衡改革、发展、创新与法治的关系,保障富强中国、民主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协调统一均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共中央为承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而做出的战略选择。作为一种内生于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政治实践中的本土化民主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本质和功能上都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不断优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态和提高人民民主质量。依托国家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现阶段公共事务治理中显示了巨大的民主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民主逻辑、制度逻辑的高度统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四个并存"困境,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不完善与治理主体单一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水平低与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低并存,国家治理体系的人为滞后性与治理能力的无力感并存。因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坚持"四个结合",坚持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与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均衡发展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相结合,坚持国家治理体制的适时改革和机制的及时调试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水平相结合。     

围绕国家发展战略 研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统工程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简讯

<正>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社会系统工程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张建明出席会议并致辞,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介绍了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筹建情况和重点研究方向。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黄顺基就组建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     

贿赂犯罪立法体系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回应

对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的科学评估,是评鉴立法与学理正当性的重要机制。中国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以“分体式”“行为群”、法益实质损害为中心加以构建,在法理结构与犯罪治理功能上存在着“三重危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贿赂犯罪刑法体系更新应当实现：在立场选择上坚定积极治理主义导向,转变刑法功能定位,前置刑法介入基点,弱化刑罚强度,增加刑法干预能力;在优化方案上建构“分体+分层式”的治理体系,全面革新“分体式”罪名体系,细化法益保护层次,建构“微罪—轻罪—重罪”的罪名序列,基于刑法评价确当性与精细化的要求,增设利益冲突型、不法馈赠型贿赂罪,以揭示法益损害为中心准确设定构成要件要素。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视域下数据安全治理的困境及突围路径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安全在国家安全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数据安全治理的绩效直接影响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但关于外部数据秩序强权、内部治理效能“天花板”以及技术“负”能等实践困境,亟待学界对其背后的根源进行挖掘,即数据跨境流动与主权边界之间的内在张力、数据安全治理调试能力与传统治理模式之间的张力,以及技术工具自身悖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未来应增强我国数据安全治理的秩序保障能力,提升数据安全治理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重新审视技术与人、技术与制度的关系,从而探索更有效率的技术配置方式,确保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构建背景下政府主导型治理探讨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已经成为转型时期我国着力实现的重要目标,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关键性作用。文章以政府主导型治理为中心,在分析政府自身、政府与市场以及社会问题基础上,试图探寻构建以政府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路径。     

论通过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原因在于,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当然之义和有力保障。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人治传统与人情社会的束缚,既得利益和利益固化的制约,考核评价机制的影响。要从三个方面来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党员干部要勇于从过往人治思想的惯性与人情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打破利益固化的局面,解决好制约党依法执政能力提升的瓶颈问题;完善党员干部的考核评价机制,为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提供外在驱动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国家治理概念在近几年的学术研究中时时出现。将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改革攻坚阶段的重大战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启动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扬弃旧式现代化之后探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让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规定了未来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新体系。     

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起,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在当代中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风险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即风险社会之中。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个主要标志：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或公共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中国出现了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利益结构的紧张、制度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价值结构的紧张。风险社会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是四大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研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紧张,找出其形成的规律,从根本上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根源。     

关于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思考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关系到我国能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世界上创新型国家都有一个符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创新体系已经时不我待。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现状包括:促进创新的政策法律体系正在形成、创新投入步入稳定增长的健康发展轨道、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和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正在逐渐形成。而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目前存在着创新政策缺乏全局性和权威性、整体创新能力不强、缺乏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因此,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改善科技管理体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国家创新体系需要创新文化的支持,文化是创新精神的来源,是创新思想的来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创新文化的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