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典的建构与传播——兼论《白毛女》70年的政治文化历史与实践

《白毛女》经典地位确立和传播的过程所裹挟着的丰富的政治文化信息,使得长期以来对其的学术批评不仅在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方面,而且在社会历史及政治文化等层面都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空间和争议性的学术话题。因此,从《白毛女》"经典"地位的建构和确立过程及其借助电影、政治外交等媒介和手段加以巩固和扩散的历史逻辑出发,反思"新的人民的文艺"体制下的美学规范与生产运作过程,对认识不断"集体"修改着的"红色经典"及其文艺传统,有着重要的文艺史价值和意义。     

文艺政策影响下歌剧《白毛女》的经典化过程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歌剧《白毛女》的历史地位和内容版本的变化实际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调整的影响。在《讲话》影响下歌剧《白毛女》作为诠释党的文艺政策的经典之作面世,而后又经历了十七年时期文艺政策变动之下由构建经典到解构经典的戏剧性命运变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造成了歌剧《白毛女》的彻底失语,新时期以来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全新调整实现了思想领域内全面的拨乱反正,使得歌剧《白毛女》得以重登舞台再见光明。不同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白毛女》具体样式、文本内容、演出情况的变化上,从这些变化中可以厘清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新时期以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变化,同时在政治文化的观照下也会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从歌剧到芭蕾舞剧:论《白毛女》创作的叙事演变

歌剧《白毛女》作为延安文艺的代表作,是20世纪脍炙人口的作品。《白毛女》故事原型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几种具有影响力的形态,文章以40年代贺敬之和丁毅执笔的歌剧和"文革"时期出现的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作为研究对象,追溯其从民间流传到成为40年代延安文艺的代表作,又随着时代变迁走向革命样板戏的历程。深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干扰其版本变化和叙事细节的具体原因。以两部作品内容和形态的异同为切入点,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文艺政策和作品产生的影响力,从政治权力话语干涉和民间话语两方面分析了叙事产生变化的原因。     

重构“革命经典”：从复杂到“纯粹”——以歌剧《白毛女》和舞剧《白毛女》为例

延安文艺界所开创的文艺创作方向作为建国后的文艺主潮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在这一长达近四十年的文艺实践过程中,左翼文艺界为了在文学艺术中创造一个“绝对无我”之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目标,追求一种“绝对的纯粹”。从20世纪40年代的歌剧《白毛女》到60年代的舞剧《白毛女》,就很好地反映了革命激进文学派别的这种乌托邦冲动,即以“净化”的方式修改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基础”,但又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复杂性”作品,展开对自我、阶级本质等想象,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文艺形态。     

红色样板戏

样板戏,一个在特殊政治环境下产生的特殊样式,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特殊的词语,是江青等人把当时一批文艺作品视为开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代表所赐的封号。"样板戏"一词源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的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被确定为样板戏的文艺作品只有8个,它们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进入本世纪,样板戏被称作"红色经典",一些剧目又被复排、重演,样板戏的收藏和研究也正热。     

历史情境的跨越——对《白毛女》研究的透视与反思

从1945年代开始,《白毛女》文本的传播与再生产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以1980年代为界,《白毛女》的文本研究模式也经历了一个＂政治化＂评述趋向新时期以来的消解意识形态、＂去政治＂模式、从文艺形式的单个批评研究转向整体性的文化研究态势。论文结合中英文世界关于《白毛女》不同文本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总结与梳理、反思与展望。     

左翼文学刊物非商业性出版运作的困境——以郑伯奇主编《新小说》为例

左翼作家郑伯奇主编《新小说》这一反映左翼刊物在非商业性出版运作中失利的具体事例与其同事赵家璧成熟的商业出版理念与方式呈现了鲜明的差异,同时也为左翼文学潮流与市场经济的出版运营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份反向的佐证。左翼刊物在文化市场上的生存传播并非纯粹依靠其政治标签,真正不可或缺的是其在商业出版领域的成功运作。只有从非商业性运作的困境中突围,实现左翼文化产品与出版市场在“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环节上的畅通,才能根本从物质层面保证左翼作品成为1930年代文艺的“主潮”。     

论《讲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均简称《讲话》),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艺问题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讲话》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了“五四”以来我国革命文艺运动所存在的基本问题和当时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艺界所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阐明了革命文艺的方向、方针和方法问题,为我国的革命文艺运动指出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四十年来的文艺实践证明,《讲话》     

身体的政治经济学——电影《苹果》的互文性解读

从互文性角度切入,比照电影《苹果》与《白毛女》,《苹果》中的身体意象表征着政治经济关系。这种身体的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实质上戏拟并改写了经典阶级叙事范式。     

“荣耀与辉度”:一种政治建构维度——对《尼加拉》的再解读

格尔兹的民族志《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通常作为阐释人类学的经典被解读,实际上本书的另一大启发在于通过"剧场国"概念,提出"荣耀与辉度"的政治建构维度,它不仅诠释国家权力和社会正义的诗性,并且是政治建构获得历史意义的真正来源。     

在《讲话》指引下中国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了。四十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讲话》的发表,引起了解放区乃至全国文艺面貌、文艺工作者面貌的深刻变化。在《讲话》的指引下,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与工农兵结合,工农兵群众参与文艺活动,便革命的文艺运动得到广泛、深入的开展,形成了一个有史以来空前蓬勃、热烈的群众文艺运动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群众性的秧歌、戏剧活动一马当先,它深入到解放区城镇、农村的各个角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以《白毛女》为代表的小国民族新歌剧。《白毛女》作为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较早的主要成果之一,在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发展上起了奠定基础和开辟道路的巨大作用。今天,回顾、总结《白毛女》创作的历史经验,对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民族新歌剧,促进我国文艺创作的进一步繁荣昌盛,将是极有意义的。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与《每周评论》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与《每周评论》胡明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创刊，这是一张主要谈时局政治，兼及思想文艺四个版面的小报，它的出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特定的政府气候有密切关系，也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关心时局、...     

解放与重构：延安时期新秧歌剧中的性别图景

延安时期的新秧歌剧将“改造二流子”和妇女劳动英雄建构为革命框架中的政治共同体,在“家庭统一战线”服务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情境中,突出表现了新秧歌剧文本中革命话语和集体话语对消解性别冲突、构建两性和谐社会的努力。通过对民族文艺形式的改造与利用,将男女平等观念融入群众文艺之中,在建构新的性别图景的政治性隐喻中虽然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罅隙,但仍为性别平等议题的讨论提供了独有的延安经验。     

经典思想:永远的地平线——评王少青新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当代性探索》

尊重经典,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应有的思想操守;发展经典,是严肃的学者与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承诺.作为20世纪中国新文艺的思想经典,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但以其恢弘的历史感诉说着革命文艺运动的波澜壮阔,而且更以其强烈的实践感与不朽的生命力建构着当代文艺和谐发展格局的新视野.面对这一历史机遇与时代使命,所有深具责任感的学者都在以自己的思考诠释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内涵,更以亲历的行动践诺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发展.王少青教授新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当代性探索》就是本着这样的价值承担而推出的一部力作.这也是他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所献上的一份厚礼.     

《沙家浜》“胡司令”生成记——兼论社会主义文艺反面人物叙述经验

现代革命京剧《沙家浜》及其前身沪剧《芦荡火种》取材于“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36位伤病员真实抗日事迹,其中胡司令也以现实中的胡肇汉为原型。不过,现实生活中的胡肇汉残忍、嗜杀,相较于艺术形象胡司令,《沙家浜》对人物原型有明显美化之嫌。何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美化革命的敌人？这与社会主义文艺独特的反面人物叙述经验有关。呈现在《沙家浜》中的胡司令,既不是原型追求“乱世英雄”之梦的自我,也非他者建构可以简括,而是一种应传统“斗”之喜剧机制要求而生的坏得可爱的反面人物。此种兼容革命讲述与大众之法的反面人物叙述法,是值得总结、重视的社会主义文艺经验。     

论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论争与批判——从许杰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一文说起

1957年8月,叶以群、孔罗荪、姚文元合作撰文《许杰在文艺上政治上的反动道路》,其中叶以群的《许杰的“小资产阶级文艺”之旗》,直接批判许杰1948年发表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1928年的革命文学倡导,开启了以阶级划分作家、以小资产阶级界定作家与创作的先声。在与梁实秋的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常常将他们归为小资产阶级文人,成为找不到政治出路动摇者的标签。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被确定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被突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常常以小资产阶级作为评判作家创作的不足和短处。在历次对于小资产阶级文人和创作的批判针砭过程中,将阶级斗争观念作为衡量作家衡量文学的标准,忽略与抛弃了人性与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将革命与否视作评判作家立场与情感的唯一标准,模糊与消弭文学与革命不同的视阈及文学的特性;将工农兵的立场和情感看作衡量作家和文学的标准,批评或否定了文学表达的多样性与先锋性。     

经典思想:永远的地平线——读王少青教授的新作《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当代性探索》

尊重经典,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应有的思想操守;发展经典,是严肃的学者与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承诺。作为20世纪中国新文艺的思想经典,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但以其恢宏的历史感诉说着革命文艺运动的波澜壮阔,而且更以其强烈的实践感与不朽的生命力建构着当代文艺和谐发展的新格局。面对这一历史机遇,所有深具责任感的学者都在以自己的思考诠释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内涵,更以其亲历的行动践诺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发展。王少青教授的新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当代性探索》(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就是本着这样的价值承当而推出的一部力作,这也是他为纪…     

延安时期文艺“革命化”转向的历史考察、主体塑造及价值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时代”与“革命的话语”双重叙事情境下,回应工农兵群众对红色革命文艺的现实诉求,逐步建立起文艺发生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了革命主体与革命文艺的双向互动、革命文艺与革命实践的同步前进。在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战线”的同时形塑了一支革命的“文化军队”,不仅对塑造革命意识、激发革命行动、丰富革命生活等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革命文艺理论成果。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回溯延安时期文艺发展历程,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真理性、坚守中国共产党文艺领导的方向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人民性以及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历史参照和现实启示。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论延安文艺代表作品的经典化历程——以《王贵与李香香》为例

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作为延安文艺的代表作品,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建构和当代文学秩序的建构过程,对当代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王贵与李香香》的生产和传播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到其经典化的过程实质是作家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权威、编辑出版、批评家以及文学史家等多种因素合谋的结果,也正是这种合力共同推动了延安文艺代表作品的经典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