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论

“土官”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宋代开始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的称呼。“土司”一词的原意是指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府衙门,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土司”分为文武两个系统。明代中叶以后“土官”与“土司”被混同了起来。土司制度是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土司为中心而实施间接统治的政治体制,因此它不应称为“土官制度”,而应称为“土司制度”。     

家族的记忆——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何土司家族家神崇拜简

何土司是明朝在西北最早敕封的土司之一,其家族历经明清两朝,雄居西北达561年,对西北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家神崇拜对于这个家族的凝聚和延续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在历史人类学的视域下解读何土司家族的家神崇拜,探究处于族群边缘的何土司家族的认同危机。     

历史记忆与家族建构——以湘西田氏土司后裔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传递历史记忆的媒介,口述传说、文字、身体、仪式、碑刻等不一定能完全客观地呈现历史事实,但透过这些方式选择、重组与诠释的“过去”,往往成为人们合理化当前社会现实的重要方式。湘西古丈县田家洞为改土归流前永顺宣慰司下辖的小长官司,村中土司后裔——田氏自改革开放后,藉由祖先传说、修谱与立碑、仪式展演等活动叙写家族历史,强化族众认同。实际上,围绕历史记忆展开的家族建构不仅体现了不同能动者之间的权力角逐,也为诠释“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复苏提供了一种视角。     

元明清时期凉山彝区的土司政策考略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彝区推广土司政策,是历代王朝政策的发展与创新。土司政策其主旨不改其旧以顺俗施化的特点,一方面通过授以彝族土酋之官爵,遵循彝区的社会经济模式,用律法形式,规定了彝族土司的权力和义务,对属民及地方军事的管理与治理,提高了彝族土司的地位,使彝族土司成为传达王朝政令的执行者和地方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土司政策服务于中央王朝,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的思想,在政治文化上的强制变迁,军事上的武力驱逐,血腥镇压,使凉山彝区土司的权力边缘化。之后,土司逐渐被新的势力团体黑彝们所取代,土司制度最终走向没落。     

“圈层结构”视域下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土司权力问题在土司辖区的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中枢地位,因为它体现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土司权力之间,地方土司权力与内部权力、上下层级权力之间的生成理路、结构对比和运行机制。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实际上就是土司制度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文章认为,土司权力是帝国通过一定的形式让渡给他们的权力,土司只是在其辖区履行帝国管理地方、治理边疆的权力;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的获得来自于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无限忠诚、对西南边疆的竭力拱卫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滇南地区土司的权力结构和运行,自始至终都是以清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是在中央政府、当地流官政府、基层组织、宗族社会的共同参与下的"因俗而治"。文章以《滇事杂档》所载的基本史料为中心,试图用"圈层结构"理论视域来探讨土司权力结构和运行,这不仅是打开清朝中后期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三种关系的一把钥匙,而且能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等提供借鉴。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国家权力在民族地区的延伸——以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为例

国家政权建设主要指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我国元明清以来设立的土司制度,基于对土司授职、承袭、考核的规定,使土司成为朝廷命官,将土司地区作为国家防卫的屏障,并要求其承担一定的朝贡、纳税义务,实现了国家权力在边疆民族地方的下沉。与内地相较,这种政权建设方式在组织、制度、文化支撑等多方面又有所不同。这一点可以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为证明。     

朝鲜史料视阈下的明代西南石砫土司

中国史料对石砫女土司秦良玉生卒年的记载不一,经过比对朝鲜文献可知秦良玉生于万历十二年,卒于顺治五年,享寿65岁;大约明代开始马氏土司就开始构建先祖汉人身份,以掩盖自身的＂蛮夷＂身份标签。但在构建马氏土司先世世系之时没有注意到时序合理性问题,致使出现较大漏洞,入清以后,土司后人调整了石砫土司先祖的世系排列,从而使之＂合理化＂;石砫土兵参与援辽征调,抵达通州的准确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五月,从四川行军至通州的时间约为5个月;在石砫土兵之中,存在为数不少的苗兵。     

土族的土司制及其式微

中国历史上历代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统治特意实行不同于中原内地的一种羁縻政策.自明至清,基本上也是延续了元朝的治边方略,继续实行“封土司民、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增加及其实力的巨大膨胀,对少数民族及边疆地区实行的封土司民的“土司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因为地方政权或地方势力的崛起或存在,对中央政府始终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在中原及汉族地区行之有效的“流官制”最终取代被统治者仅仅作为一种权益之计而不得不为之的封土司民的治理模式,便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土族的土司制度同样也经历了由盛及衰的这一过程.     

明清广西左右江地区土司的婚姻与策略

明清时期,广西土司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巩固和维持其地方性权力.广西左右江地区土司在利用婚姻来应对上述问题中呈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他们通过制作历史与编撰族谱,从族群上认同于汉人;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完全接受汉文化的束缚,尤其在将婚姻作为政治手段的运作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广西土司这种对文化的功利性使用,尤其是唯权力是图的特征更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地方社会与政治的理解.     

明代藏族僧官不属于土官考

"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是20世纪末提出的概念,此后"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的称谓被广泛使用。通过对明代藏族僧官与土官体系、运行机制、职能等方面的分析,阐述僧官和土官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隶属于不同的体系,享有不同的权力,担负不同的责任,具有不同的机构建置,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兼顾性,但这不能说明僧官就是土官。僧官和土官是两个不容混淆的实体概念。僧职土官是一个不存在的实体称谓。     

土司制度瓦解的见证者——《尘埃落定》人物浅析

阿来的《尘埃落定》讲述了藏族土司麦其家族由鼎盛到衰落的故事。麦其家族由盛转衰是整个藏族土司制度走向土崩瓦解的缩影。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人物,而其中麦其土司、傻子二少爷和翁波意西尤其突出、尤为重要。这三个主要人物在土司制度的瓦解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都共同见证了土司制度的崩溃。     

皇帝、“国王”与土司——从“议征安南”事件前后看明嘉靖时期的帝国意识形态

在明嘉靖时期的宫廷政治中,以"大礼议"为线索,逐渐强化形成关注帝系正统与权力传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将"大礼议"宫廷政治与"议征安南"的"国际"政治以及统驭土司的地方政治置于同一视域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影响到中原王朝处理安南国内篡权行为的方式,还引致朝廷对于边境土司权力传承谱系的格外关注。在此种意识形态之下,不同人物、势力经历不同的命运境遇,展示不同的应对策略。     

试探明清时期西北蒙古裔土司的基层社会组织及其家族婚姻--以永登鲁土司为中心

西北土司制度起于元,完备于明清。分布于河湟流域的蒙古弘吉剌部宁濮郡王--岐王系家族入明后分化为众多的土司,延续着其部落式的统治。土司制度在维护中央对民族地区统治的同时,也维系了蒙元后裔的政治文化联系,使“土鞑”这一政治、文化群体长期存在,最终催生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土族。永登鲁土司家族的联姻既反映了明清时期西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政治网络建构的情况,也是“土鞑”这一共同体内部认同的真实写照。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土王祭祀、家族建构与国家认同——以湘西田家洞村舍巴节为中心的考察

土王崇拜与祭祀之风,土司时代曾经遍及湘西土司区及周边地区,是当地最为普遍且重要的祭祀活动。清代改土归流后,田家洞长官司后裔用文字建立家族谱系,重建符合正统身份的祖先记忆,家户层面的土王崇拜被转化为神龛祭祖的形式,公共祭祀层面的土王崇拜也出现了家族化的趋势,土王神被赋予社神、五谷神和田氏祖先等多重角色。土王祭祀活动的变迁,折射出清代湘西土司区社会在国家力量直接渗透之下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是民间社会主动操控地方文化和权力资源,对国家正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借用和创造的结果。     

家庭政治视角下农村青年女性的养老实践、权力提升及其悖论

家庭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与家庭养老实践之间存在因果定律,反之则较少谈及。以家庭政治为出发点,从“养老—夺权”的逆向倒逼视角探究农村青年女性养老实践与家庭权力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现代农村社会的代际关系呈现一种以“养”为中介的权力交换,青年女性主动承担的养老责任、积极的养老意愿以及亲代强烈的养老期待是致使老年个体权力转让及女性家庭权力提升的隐形推力,从而易使老年人陷入行为困境中。而对于养老期待较弱的老年个体,在女儿依赖及经济资本的加持下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崛起的老年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家庭养老与女性家庭权力之间实则存在双向建构的作用关系,隐藏在其中的逻辑过程是引发现有养老状况不一的重要因素。     

颠覆或妥协?——19世纪英国“新女性”形象塑造的困境

在19世纪末的英国，父权社会导致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凝视下塑造的。为了反抗这种符合男性利益的、单一的形象塑造，“新女性”应运而生。该形象中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一方面，她们思想自由、独立自主，对婚育兴趣不大，敢于直白表露情欲并追求权力，对“家庭天使”形象及男性的支配性地位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她们在对情欲、母性职责、权力的疑问中屡陷困境，被迫向父权传统妥协或接受惩罚。“新女性”拒绝男性凝视，却在父权社会中找不准女性定位。因此，这是对女性身份重塑的一次不彻底的尝试，女性如何从父权制中突围依然悬而未决。     

唐崖土司覃氏世系及其征调述略

从元代起,封建中央王朝开始在土家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代进一步发展至完备。唐崖土司是鄂西历史上以军事武功著称的几大土司之一,明季势力达到鼎盛。加强唐崖土司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研究,对深化和拓展鄂西乃至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依据《覃氏族谱》和地方史料,对唐崖覃氏世袭及其征调进行初步梳理和讨论,以期对鄂西乃至整个武陵山区土司文化与民族文化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教父》中的家族体系与中国传统家族体系之比较研究

与西方现代典型家庭体制不同,<教父>故事中维托·考利昂亲属家庭在家族结构、家族职能、家族理念尤其是伦常规范方面的表现与中国传统社会大家族体系极为相似."以家为本","父权为大一,百善孝为先","男尊女卑"等成为其家族观、家长观、孝悌观、女性观和子嗣观的鲜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