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

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方法不断完善和发展,保护要以正确的价值取向为原则,坚持全面的、科学的、动态的保护方法;同时,历史文化遗产的再利用要和保护协调统一,正确处理好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游走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分类、特征和关系

在现代化进程迅速的中国社会,遗产无论从文化、政治亦或经济方面讨论都具有重要性。在对文化遗产的众多研究中,关注点多集中在应用层面,特别是对遗产的保护和开发这一悖论的探讨,而对遗产的来源和特征等基本属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从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分类、特征等基本属性来看两者的相通性和差异性,通过回顾从提出"物质文化遗产"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这一历史转变,重新审视当代的遗产运动。     

遗产与资源：乡村文化振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路径——以皖西乡村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它的乡土性与地方性,对乡村文化振兴具有文化传承、活跃经济与社会治理意义。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建设乡村文史馆、发展村落休闲旅游、复兴乡镇企业、发展生态休闲农林产业、发展文化研学教育、拓展休闲生活新方式等六个方面,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可行性路径。以遗产与资源的视角研究地方非遗文化的应用,一方面是为了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传承与保护非遗文化进行实践性探索。     

生态旅游视野下的澳门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此后澳门政府准备以此为契机发展澳门文化遗产旅游,以使其旅游形象不再局限于赌城形象.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实现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对照生态旅游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经验,目前澳门历史城区遗产旅游发展在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旅游环境容量控制、旅游服务设施规划和遗产旅游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建立权威、高效率的"澳门文化遗产委员会",有针对性地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以促进澳门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吴歌保护与传承的译介学探索进路研究

译介学认为文艺作品的译介传播不但可输出民族文化资本、移植文化种子,还有利于建构并推动文学、艺术与文化多元系统的演化,既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又推动世界文化的互动交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吴歌融文化遗产、口头文学与民俗音乐等特性于一体,既具静态的人文研究价值,更具动态的艺术欣赏价值与社会服务功能.吴歌的译介输出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举措,它既是对传统的单维度、单媒体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手段的创新与补充,又是迈向多媒体、多模态、多元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模式的客观要求,更是开发利用吴歌人文研究价值、艺术欣赏价值与遗产经济价值的全新尝试与有效探索.译介学的视角有利于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效果与经济效应,对实现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保护传承与经济价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遗产个案与文本表述——梁平造纸术调查报告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正日益改变着传统文化的表述语境,“遗产”甚至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在国家遗产的宏大叙事中,地方个案的特殊性以及与当地人生活方式的特殊关联逐渐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述系统而被“书写”、被“转述”.梁平造纸术就是这样一个被湮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中的细微个案.     

基于China-NIAHS框架下的林业文化遗产保护探讨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以及中国农业部推进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带动下,国内掀起农林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的热潮。林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历史遗产,深化林业科学研究,抢救性保存重要林业资源,创新现代林业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保持生物多样性,促进当前国家新农村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China-NIAHS项目框架,林业文化遗产有生态性和区域性两大突出特征,根据具体内容又可分为技术型、物种型和景观型3大类。保护与发展策略方面,在完善政策保障的基础上,数据普查和个性化保护是重要途径。     

大学城：文化建设与区域社会发展--以杭州大学城与仓前镇为例

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大学城”建设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杭州大学城位于江南风格鲜明、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余杭仓前镇，大学城的建设必将造就新的文化内涵，并推进区域社会的发展。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以大学城建设为契机，通过与区域社会传统历史文化的有机结合，培育一种新的创新文化，形成一个新型的现代社区。     

遗产体系与遗产学的一些问题

遗产、遗产运动、遗产体系、遗产学都是同一知识和话语领域老而新的问题。"老"者,遗产本身足以明之;"新"者,指遗产在现代遗产运动的背景下发展成为一门学问,且被赋予特殊语境中的"话语"特征。不同的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不是特殊文化体系的表述性、展演性产物。因此,探索文化遗产体系也就成为现代遗产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文章就遗产、遗产体系与遗产诸问题提出一些见解,就教于学术界。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刍议

作为一种新的遗产类型,农业文化遗产几千年来渗透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知识和技术,是自然与文化的结晶,对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GIAHS)保护项目的开展,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的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其旅游研究也开始起步。在界定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性旅游开发概念的基础上,从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属性、旅游市场需求特征以及当前农业文化遗产面临的挑战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的机理;最后,结合当前农业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提出保护性旅游开发的三种基本模式。     

文化权利视野下的文化遗产权初探

文化权利是随着人权理论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人权,内在地包含了文化遗产权的某些方面,但文化遗产权概念的提出突破和发展了传统文化权利的内涵。文化遗产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具有形式和内容上的正当性,是指特定主体基于对特定的文化遗产的某种利益或者与特定文化遗产的某种联系,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对该文化遗产进行享用、收益、处分以及传承和发展的一种复合权利。文化遗产权是公益权与私益权的统一体,其主体包括个人、团体和全人类3个层面,客体是具有特殊资源属性的文化遗产,内容包括对文化遗产的接触、欣赏和保护权,传承权和发展权,开发利用权和参与管理权,所有权以及相关知识产权等。     

复合生态系统视域下国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及其启示

农业文化遗产以一种复合活性生态而存在,不仅呈现出明显的生态系统性特征,在遗产地发挥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且融合了与之关联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系统的诸多要素,是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而形成的独特的“生态与人文复合系统”。从该系统的视角梳理国外农业文化遗产相关实践动态后发现,国外农业文化遗产在分类、保护,以及开发利用实践中由于遵循了该系统的关联性、整体性与协调和谐性等原则,从而逐渐形成了有利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可持续利用和发展的良好模式。这对当前我国重系统的生产功能、轻生态功能和重局部修复、轻整体保护的中国生态农业应该如何保护与发展,在理论、管理、政策、实践上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探索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自我修复和生态持续发展机制,不仅是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和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文化、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强烈要求,也是应对生态与环境问题的有益尝试。     

文化批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资源与实务

所谓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建立在人类的社会性批评之上的,而这些批评的内容,所触及的无非是种种概念、资源和操作。暂时摆脱语词的陷阱,从实践者、感受者的角度反向寻绎和思考,真正的"遗产"便呈现为一种人类基于那些可能被利用的资源、且在不断被反复检视的文明语境下的历史性总结。在总结中人们将不断地与悖论相纠缠、与变迁相适应,最终铸成今日所见的社会及其文化生态。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参见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Declaration of Istanbul).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高度——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这是人们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存在的重要性,同时对自己民族国家传统文化反思及寻根的结果。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是不同国家＂文化自觉＂的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区别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形而下的、具体的文物,它首先是一种观念,是一种认识,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意识形态是流动的、变化的和活态的,严格说它不是遗产,也不是过去了的产物,而是还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传统文化。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去认识它,纪录它,研究它,传承它,发展它,并让它成为当今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基础,以及当今文化创新的资源,成为中国＂文化自觉＂中的一种教育方式,那么有关它的保护工作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起点,也可能成为中国创意产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本土知识的发掘在农业文化遗产认证中的参考价值

当代所能观察到并能展开科学研究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都定型于“前工业文明”诸文明形态。由于受到社会整合力和科学技术的限制，这样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必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而且主要是凭借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去健全和完善人与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关系。这就使得凡被确认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其中必然包含众多本土知识和技术，但在其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工业文明”的强势干扰下，这样的本土知识和技术大多都会变的隐而不显，不经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就难以发现其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在当代的可利用价值。以至于要对优秀的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价值认定，都需要借助相关的本土知识和技术提供认证依据，才能确保优秀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成为可能。     

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

根据德国学者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仪式与文本是承载文化记忆的两大媒体。在各种仪式行为中,节日以其高度的公共性、有组织性和历史性而特别适用于文化记忆的储存和交流。节日的文化功能,不仅在于对内的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而且也在于对外的文化中介与民族同化。现代社会中的传统节日,带有文化遗留物与象征物的特点,且具有更大的公开性、全民性和民族性。顺应文化记忆的逻辑以及文化美学、社会教育学与旅游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要求,在保护节日遗产的同时,有必要对其进行适当的改良与创新。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刑法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是最严厉的法律救济手段,对犯罪行为具有预防、控制和惩处的功能。文化遗产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具有脆弱性和不可修复性。在文化遗产犯罪猖獗的今天,通过刑法对文化遗产予以保护既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但是,我国刑法对文化遗产犯罪在立法目的和制度设计上都存在一定缺陷,从而限制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要通过刑法预防和控制文化遗产犯罪,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要对现行刑法予以进一步完善。     

论文化遗产法律制度中的隐喻

隐喻是以一物指他物的常见思维模式,我国文化遗产法律制度中的各种讨论充斥着这种思维方式。目前,学界对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仍处于一种自发而不自知的状态,故无法避免隐喻所带来的弊端,这些弊端在文化遗产法中尤为明显。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存在着较多讨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为例,可以较好地阐释隐喻这一方法对文化遗产法律研究的贡献及其所带来的弊端。据此提出扩大概念所隐喻对象的范围、探讨具体制度的构建、考虑事物背后的价值取向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