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与元代文人心态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民族歧视使汉族知识分子在元代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文人儒士的心态极其沉重.元代文人心态也是近年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门,他们的心态在元杂剧中得以展现.     

元代诗歌与散曲创作精神殊途悖反探源

有元一代自始至终的文化冲突形成了元代文人极其复杂的心态,当传统文化面临危机时,他们做出的不同的抉择,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创作精神。元代文人对传统诗学继承的两种极端趋向,接受者不同的“期望阈”造成的诗、曲创作精神的悖反,创作主体情感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形成的诗、曲迥异的审美倾向,使得元代诗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雍容典雅、尊经循道、情在理中、合法合度;而元代散曲则冲破了传统诗学的藩篱表现出惊世骇俗的浪子才情     

《史记》中的“民劳”“劳民”主题及其劳动史意义

《史记》除纪史外,亦有政论,其中表达了对社会史现象“民劳”的同情,对行政史现象“劳民”的批评。相关文字,不仅载录了社会生活史和行政管理史的重要信息,也是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唯物史观重视“劳动”的历史意义。“劳动”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在人类初生的历史进程中,还对漫长的文明进步,包括生产革命、科学发明、文化创新等发生重要的作用。“劳动史”或曰“劳作史”应当作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方向。在这样的认识基点上理解《史记》有关“民劳”“劳民”的史事记录与政治批判,是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的。《史记》所见帝王“其身劳于天下之民”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

本文是对杨守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的学术批评。文章指出该书类似史料长编 ,作者惯于材料平面的罗列排比 ,不无简单化的分门别类 ,却拙于分析 ,更无力纵深地“探讨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致使既定理论设计未能如愿以偿。文章还批评了该书部分章节概念芜杂 ,持论偏颇 ,史实有误     

兆战命运：谈古希腊和中国元代的悲剧精神——以《俄狄普斯王》和《窦娥冤》为例

周春生在《悲剧精神与欧洲思想文化史论》中说,悲剧精神是欧洲思想文化的本质特征,即“人的理性和自然感性生命永远处于对立冲突之中,并且没有任何归结点,由此而构成一种命运。人虽然解不开命运之谜,却又勇敢地接受命运的挑战”,其发端是古希腊。这种悲剧精神反映到文学中,就是出现了大量的悲剧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非《俄狄普斯王》莫属。而在我国,堪称“元代悲剧典范”的《窦娥冤》也体现了这种“勇敢地接受命运的挑战”的悲剧精神。本文想以这两部作品为例,从悲剧的情节、人物形象和表达功能方面比较探讨古代中西方(主要是中国元代和…     

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文化审视

历代无数文人与陶渊明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陶渊明情结"。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演变为雅俗文化合流、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局面,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元代文人的"后陶渊明情结"密切相关。在特殊的社会氛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元代文人产生了较之唐宋更为普遍的隐逸风尚及"后陶渊明情结"。这一情结在元代文人那里发生了嬗变,蕴涵着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性。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中国文学史的思想史建构——《梦逝难寻——唐代文人心态史》述评

勃兰兑斯曾经说过：“文学史,就其本质意义上来说,是心灵史,是一个民族心灵的历史。”（《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序》）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文学作品来认识、挖掘作家的心灵历程,并进一步剖析作家所处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与美学思潮,从而像心灵史一样地去构建文学史,是完全可能而且必要的。最近一批青年学者撰写的《中国文人心态史》丛书,就很好地体现了这样的意图。而由池万兴、刘怀荣二位博士合著的《梦逝难寻———唐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出版）,则是这套丛书中颇富特色的一本。一、角度新颖,方法得…     

青词文体与宋代文人心态

青词与道教祭祀斋醮密切相关,是一种有特定体制和用途的古代常用文体,宋人别集中多见,而今人对其已不甚了了。宋代文人青词具有诚心忏过特质,我们可以此观照其中体现出的种种宋代文人心态,如禳灾除病、祈求延年的祈福心态;忧心前途、全身保安的自慰心态;虔诚自省、谨慎畏祸的约束心态;追荐亡灵、缅怀亲人的哀痛心态等。宋代文人创作的某些青词还流露出作者心态的转折变化,反映出作者在某个人生阶段的心路历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忏悔文学和忏悔意识此前并不发达,而青词中却大规模地出现忏悔心态,值得关注。研究文人青词有助于洞察古代文人的深层心理活动,把握其微妙心态。     

元代科举对元代文坛格局的影响

元代科举长期废而不行,统治者用人重世家重根脚,士子文人失去了传统的仕进之路。另外,元代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均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元代文坛的格局:元代士人阶层重新分化,文人群体雅俗分流以及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成为元代所特有的一个文化现象。     

元杂剧文人形象的文化审视

本文归纳分析了元杂剧文人形象的基本类型及其生存轨迹 ,并对其历史身份、命运转化模式、世俗化倾向等三个方面的文化意蕴进行了剖析审视。元杂剧作者并未自觉体悟到其生存价值取向的多元潜能 ,仍执着地把文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生目标框定在以政治归属为轴心的传统轨道中 ,因而 ,塑造的文人形象缺乏由时代特殊性所激活的新鲜命意 ,并没有反映出元代文人“多方面分途迈进”的生存实践。不过 ,其明显俗化的文化心态和品格却为我们提供了封建文人的另一种形象“版本”。     

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看马克思如何处理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丛书

本套丛书共分7卷,约200万字。从各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精神问题,如西周文学中所反映的社会心理和个人意识的初步分化,六朝思想中的三道融合及与士人心态的关系,元代文人境遇和文人心态、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变革和士人心理等,以点带面,完整地勾勒出华夏民族精神发展的总体趋势和阶段性特征。从文学与精神传统的互动关系入手,研究古典文学的传播方式、接受方式,研究古典文学在传统教养和美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及所产生的实际影响,阐明古典文学在中国古代精神传统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套丛书通过研究、深入阐发华夏民族精神与传统人格,让世人更充分地认识我们中华     

元朝的开放意识与域外史研究

元朝辽阔的疆域使元帝国具有对外开放、四海为家的积极思想观念.元代中外交通的频繁,激发了中国学者、旅行家、商人对异域风情、不同文明的兴趣和向往,所以元代域外史的记载和著作非常丰富.对元代域外史的研究,又大大扩充了人们对域外地理概念的认识.元代域外史著述对域外社会制度、文化习俗、风土物产的描述,对中外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的记载,开阔了国人的视野,反映了元代史学的世界性意识.     

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

本文对环境史的学术界域和学科定位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作者将“人类生态系统”视作环境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并据此对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做了新的界定,对环境史进行了新定义。文章对环境史与相邻学科(特别是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异同进行了辨析,指出:环境史将环境和社会视为相互依存的动态整体进行历史考察,从人的文化和生物双重属性出发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无论就学术指向、理论方法、话语体系,还是就编纂叙事方式来说,都不同于以往的历史研究,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质。     

关于《汉藏史集》的作者

《汉藏史集》是研究元代和明初西藏历史的一部重要的藏文资料,但是关于该书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stag-tshang-rdzong-pa-dpal-vbyor-bzang-po)的记载很少,不为学术界所知,影响了对该书的研究的深入。本文通过对元末明初西藏地方的政治和宗教状况的分析,探讨班觉桑布生活的历史环境,再结合藏文《至尊宗喀巴大师传》的记载,考证出班觉桑布即是该书记载的嘉乔贝桑穴skyabs-mchog-dpal-bzang雪,在宗喀巴推动“宗教改革”的初期,是宗喀巴的一个重要的合作者,对宗喀巴创立格鲁派的准备工作有相当的贡献,在当时的西藏佛教历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从当前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

法律史若要走出法学“边缘学科”的困境,可尝试自法律史研究旨趣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传统法律史叙事框架的法理学“修复”、“法理学化”的法律史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范式重构。法律史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不仅要求厘清史料与史实的关系,还要求对新的史实的发现始终保持开放心态。面对传统法律史叙事只关注“历史—事实”而带来的诸多缺陷,应引入“历史—事实—原因”的法理学叙事框架予以弥补。“法理学化”的法律史分析,可在承认法律人类学“可翻译性”理论基础上,自静态与动态法理学双重视角同时展开。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范式建构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以跨学科视角来进行知识、方法与技术等层面的深入探究。     

渔父形象与古代文人心态

古代文学中的渔父形象大致有两类:来源于《庄子》、《楚辞》的,体现了潇洒出尘、散淡闲适的人生理想;来源于姜太公历史传说的,体现了待时而动、用世立功的人生追求。二者交错发展,互为消长。研究渔父形象的演变,对于透视古代文人的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

什么是环境史?如何研究环境史?对于这类问题我们要有自己的认识。有关环境的研究大体有三类,即:作为自然史研究领域的环境的历史;作为“社会的历史”之研究范围的环境的历史;作为人与自然之关系研究领域的环境史。环境史与环境的历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尤其值得重视。环境史研究与第一类研究和第二类研究的关键区别分别在于它对人和自然的看法,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历程时,会以一种具有特色的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来重新解释历史和人事,由此可以领悟环境史研究的“不能”与“能”,并把握它的内在限度和认识特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是时代与社会现实的产物与要求,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明确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