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对孔子提出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两千年来多有误读。尤其是当它与另一个经典命题“《关雎》,后妃之德也”相对接时,由于系统杂糅与框架混乱,便在三个方面引发尖锐的冲突：毛诗内在的冲突;毛诗与三家诗的冲突;孔子诗说与传统诗经学的冲突。对孔子的这个经典论断,不能从诗义的角度,只能从乐章的角度去求解。     

新解《关雎》为何放于《诗经》第一篇

从《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开始,对于《关雎》为何放于《诗经》第一篇就有了不同的解释。以往的解释都是从《诗经》的文字意义来解释的,而我认为对于《关雎》为何放于《诗经》第一篇应该从"乐"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从以往的文字符号意义上的角度去解释。     

诗人和语言学的对抗——从《诗经》中的《关雎》谈起

作为中国诗歌鼻祖的《诗经》 ,两千多年前已然成为经典 ,为之作笺、作疏者代有其人 ,应该说研究得相当透彻。《诗经》开篇就是《关雎》 ,首当其冲为世人瞩目 ,更加孔子评为“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毛诗序》认定为吟咏“后妃之德” ,其为后代说诗者津津乐道自在情理之中。当然 ,《关雎》的诗境诗味俱佳 ,是其成为千古绝唱的根本原因。故而两千多年以来 ,大凡中国的文化人 ,无不熟识《关雎》 ,玩味有加。然而 ,细加揣摩 ,问题就来了。《关雎》一诗 ,首句“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中的“河”字 ,辞书言之凿凿 :河 ,本义指黄河 ,上古为黄河的专…     

《孔子诗论》“《关睢》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孔子诗论》"《关雎》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维秦八年岁在君滩”释惑─—兼论秦汉时代与历法相关问题

“维秦八年岁在君滩”释惑─—兼论秦汉时代与历法相关问题赵光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吕氏春秋·序意篇》序意篇记成书之年，有“维秦八年，岁在滩”二句，学者多不得其解。清人王引之甚至用许周生之说，迳改“八’伪“六”。王氏父子是清代经学大师，为学者所景仰，其《...     

“好逑”本义考

《诗经.周南.关雎》之＂好逑＂,前贤诠释众多,均无公论。本文认为＂好逑＂当释为＂喜欢的女性伴侣＂。根据如下。（1）《诗经》时代,＂仇＂与＂雠＂是同源关系,而与＂逑＂既无同源关系,亦不能通用。段玉裁、闻一多等前贤说＂逑、仇古多通用＂、＂逑、仇古通＂,是没有根据的结论。（2）＂逑＂是为＂求（裘）＂的引申义＂敛聚＂、＂女性配偶＂等造的区别字,由此＂逑＂与＂求（裘）＂构成了同源关系。《关雎》篇中的＂逑＂专称女性配偶,而不包含男性伴侣。（3）战国以后＂仇＂的词义外延扩大了,覆盖了所有的伴侣或朋友,不再专称男性伴侣或朋友,故时人引用《诗经》或有将＂好逑＂引作＂好仇＂者,由此而形成异文,尽管如此＂逑＂仍不与＂仇＂通用,＂逑＂虽能写作＂仇＂,但＂仇＂却不能写作＂逑＂。（4）国人喜欢用＂衣服＂来比喻妻子、女友。这种习俗来源久远。古人最早就用裘衣来比喻性爱中的女伴、女友,于是＂求＂和＂逑＂就具有了称呼女性配偶的词义特征。（5）《关雎》的＂好逑＂是指男人＂喜欢的女性伴侣＂,这类被喜欢的女性伴侣因久久追求而不易得手,故男人视之为＂怨匹＂、＂冤家＂,今人或称＂欢喜冤家＂,亦就是《关雎》所谓＂好逑＂。     

论韩愈经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韩愈在经学史上有独一无二的贡献,主要有:立儒家之道统、辟佛老之学说、开舍传求经之方法、尊《大学》《孟子》之经典。韩愈以上之作为对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致思方向,为宋明理学在经典选择和理论构建方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韩愈试图从经学自身的历史与经典中寻找自身发展资源,对后世亦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韩愈在中国经学史、中国儒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雎》作于陕西合阳考

《诗经·周南·关雎》的主旨众说纷纭。在甄别各家之说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关雎》在《周南》中的地位及其具体内容,确认《关雎》的主旨是歌颂后妃之德,继而证明此后妃乃周文王之妃大姒。根据《诗·大雅·大明》可以确定大姒是有莘国的长女,再根据《水经注》、王夫之《诗经稗疏》《嘉庆重修一统志》及焦循《孟子正义》等的观点可以证明有莘国即今陕西合阳,最后确证《关雎》一诗作于陕西合阳。     

上博藏楚竹书《诗论·■疋》与《关睢》之辨

上博楚简中以二十九支竹简构成的《诗论》 ,对于《诗经》研究的深入 ,有着很大的意义。其中对于《关雎》“以色喻于礼”的论说 ,可以从上古时三月成妇的礼制内容得到妥贴的解释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笔者此前有关《关雎》乃三月成妇祭之歌的看法 ,同时也进一步表明了《关雎》一诗与古代成妇礼的文化联系     

“以人为本”的文化批评理论的生成与建构——兼论《关雎》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文本解读较为重要的视角。《关雎》作为《诗经》首篇,历来是儒家经典释读的批评对象。在归纳分析儒家阐释《关雎》经典文献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为视点,剖析《关雎》文本所蕴藉的文化内涵,进而可以总结文化批评理论的具体实践方式。     

王通与经学更新

作为统治学说的经学,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经历了由《五经》传统向《四书》传统的转向。对经典的解释也是各不相同,尽管许多人曾力图统一对经典的认识,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伴随着对经典态度的转变,在经学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若干阶段,在每个阶段中都有各自的特点,王通无疑是开启了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独自创立了一种经学传统,这在经学史上是罕见的。     

《诗经·关雎》大义发微

《关雎》是《诗经》国风的第一篇、"诗经四始"之首,也是全部六经的起始。《关雎》从鸟兽虫鸣之声起兴,渐而进于人文礼乐的琴瑟钟鼓之声,体现了《孔子诗论》所谓"《关雎》之改"的诗教大义。从诗教的角度出发来读《关雎》,会发现求取淑女的过程虽然是全篇的主线,但男女德性的相逑才是核心。现代爱情注重"求",而古典夫妇之义关心德性之"逑"。从德性诗教出发,可以展开《韩诗外传》所谓"《关雎》之道"的天人一贯大义,和"《关雎》之事"的通古今之变大义。     

试论《关雎》与圆

人们一直把《关雎》当作婚歌来读。其实,《关雎》是成妇礼祭仪上,对新妇的赞歌,由乐人以丈夫口吻所喟。本文试图从新的释读结论出发,对《关雎》中所体现的美学精神作一点探索。《礼记》中以“温柔敦厚,诗教也”括尽诗旨,以为教化之义。这是汉儒对孔子诗学理论的绝对化,却为我们寻绎《关雎》与诗教的文化联系、认识诗的审美内涵提供了现成的角度。一、中和:“完善”的“圆”性美感《易经》阴阳爻象的含义中包蕴着关于“和”的最古老的思辨哲理,从而成为古代美学思想中一个核心内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孔子最早地把“中和”美的文艺思想概括在对《关雎》的评述中。尽管在孔子的时代,独立的文艺观和美学观还没有形成,尽管“中和”思想更多     

避雍与《诗经·关睢》的“过程说”论析

本文立足于历史和文化常识,以古代风习避雍为有力证据,力图辩明《诗经·关雎》的主题既非"吟咏后妃之德",又非"男子爱而不得乃成梦幻,幻想中有情人终成眷属"之梦想写真,其本事写的则是一个典型的爱情故事,所表现的则是一个完整而又圆满、实实在在的恋爱过程.《诗经·关雎》是一首叙事诗,而非抒情诗.     

重估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及其经学文明观

常州学派作为一种思想脉络,是理解清代中后期学术思想转变的关键。深入考察常州学派的治学传统,可以发现常州学者在专研《春秋》及“公羊学”的同时,还有一个《春秋》与《周易》相会通的独特视角,这一点对重估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尤为重要。正是基于此经学视角,常州学者才得以将“天道与王道”“变与常”“显与隐”相互涵摄,由此推衍圣人“经世之志”以及“性与天道”的微言,发挥六经“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晚清今文学者继承了常州学派的经学理路,进一步着眼于东西文明图景的变革,阐发出一套应对新时代变局的经学文明观,以便重新认知和解释近世中国所遭遇的文明嬗变。     

上博简《关雎》七篇诗论研究

论文考释了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有关《关雎》七篇的记载，指出：《诗论》之“ ”即孔子，简文主要是孔子之论；孔子与毛《序》论《诗》都强调礼义教化，其论《关雎》《甘棠》《燕燕》之义或相同，或相合，但论《 木》《汉广》《鹊巢》《绿衣》却各不相同，很难从《诗论》简文里找到毛《序》为子夏所作的直接证据；简文对好色、求福、有爱、有恶、溯本的“民性”，看不出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强调的是利用，是“反纳”和“喻”。     

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

在中国经学史上 ,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 ,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 ,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其诠释的基本方法。朱熹所代表的这种诠释传统 ,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说《关雎》

<正> 一、《关雎》是贵族婚礼的赞歌吗? 《关雎》居《诗经》第一篇,过去认为是“四始”之首,是很重要的一篇,但它是一首什么性质的诗,历来说法却不一。前见《文学评论》八○年二期上有《关雎章臆断》一文,把过去的说法归纳为“讽刺诗说”、“赞美诗说”、“爱情诗说”,并—一作了分析批判。文中有些观点是对的,例如认为《关雎》不是民间诗及对“窈窕”的解释,都很好;不过他的最后结论,认为《关雎》是“贵族婚礼的赞歌”,这就大有可商。     

经学范式与文学价值生成——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

目前关于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需要重新认识五个问题。一是经学与文学的根本关联问题,经学价值论发挥着潜在的语境作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古代文人的身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生命世界,从而为解决文学问题提供了范式遵循。二是经学体系下的中国文学思想特质问题,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时代问题意识支配着经学史的嬗变,而实践精神是经学的灵魂,经学关联域中的古代文学是作为介入社会、代言天下的话语实践存在的。三是经学的阐释学意蕴问题,在汉学语境下,阐释即还原,即证实,即解密,而阐释者充当了经典的翻译者角色。在理学语境下,读书即阐释,即工夫,即本体,阐释者面向经典去开辟新的意义世界。特别是理学的“自得”和“公理”话语,包含了理解与阐释之间的关系,表明了阐释的公共行为性质。四是诗、乐关系与诗经学的建构理路问题,汉儒弃乐言《诗》,建立了义理诗经学的典范形态;宋代郑樵以乐论《诗》,颠覆了汉儒诗教的立论基础;南宋以来的学者以诗统乐,以此化解“主声”之学对诗教的侵害,从而在声歌之诗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义理诗经学的发展路向。五是《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只有在经义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的话题。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