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制自由化改革的治理逻辑——清代中期的地方游民与盐制变迁

19世纪上半叶，为应对食盐专卖制度出现的种种弊病，清政府推动了一系列盐制自由化改革，其中以河东的课归地丁和淮北的废引改票最具有代表性。河东与淮北的改革均改善了当地盐业的财政收入和经济绩效，但在治理效果上的差异导致其制度命运出现分叉：河东改革引发了蒙古贩私盐集团问题，因而被废止，而淮北改革化解了民间集团贩私盐的隐患，获得了更稳定的制度生命。河东、淮北的盐制改革在治理效果上的不同，主要源于两地在私盐利润和游离人口上的差别。清嘉庆时期以后，地方游民的增加凸显了自由化政策的治理意义，使自由化改革具备了更坚实的现实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两场改革中食盐制度与社会群体的互动，重新审视传统国家、经济制度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     

唐代对民间工商业的政策与管理

唐政府不仅制定推行了歧视民间工商业者的政策,而且通过许多制度对民间工商业进行具体管理.这些制度主要有户籍编制方面的匠籍制、市籍制、供进簿制;工匠地区划分方面的团头火长制;租税征收方面唐前期的租庸调、地税和户税,以及唐后期的两税、商税、苛捐杂税;商品产销方面的官为立样制、入市交易制等及商品流通方面的公验、过所制.另一方面,唐政府还经常滥用强权对民间工商业暴敛劫夺,并在中后期对盐、酒、茶等行业实行辜榷垄断.总之,通过层层操控,唐封建政府将民间工商业掌握在手,新的生产方式始终难以正常发展.     

遣唐使的使命

日本派遣遣唐使,可以因其时代背景和目的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即：６３０－６５９年为第一阶段;６６５－６６９年为第二阶段;７０２－７５２年为第三阶段;７７７－８３８年为第四阶段。各个阶段的使命有很大不同。前期,即第一阶段的四次遣唐使的使命服从于当时日本对唐的双重外交政策,即：从国内的改革和建立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需要出发,必须与唐保持国交关系,直接从唐输入先进的文物制度;从建立“倭本制”地域册封体制的外交利益出发,又必须站在唐的对立面,维护自己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利益。因此,这期间的遣唐使的使命也是双重的,…     

清代两淮票盐制及其实态

发端于道光十年(1830)的两淮票盐制改革,是清代地方政府在面对盐业日益败坏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无奈选择。以陶澍为代表的盐政官僚希望通过改纲为票来实现推广盐业自由贸易、挽救淮盐颓废、打击私盐和确保国家盐课征收的目的。尽管改革确实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受票法本身的缺陷和咸同兵燹的影响,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事实表明,制度的好坏除了取决于制度本身的优劣以外,同样也取决于制度的推广与执行情况。     

基于规制理论的食盐专营制度改革探讨

我国对食盐实行专营制度,这一制度在消除我国碘缺乏病、提高国民素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因专营产生的弊端也逐渐显露。目前,由于应对碘缺乏病症的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并且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对盐业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食盐专营制度需要加以改革直至取消。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观念千差万别,所以,食盐专营制度改革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单一的政策,而应该按照经济状况,在西部老少边穷地区采取特殊政策,核心是实行碘盐免费供给,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中部经济状况较发达地区则实行统一的改革政策。     

试论唐代质子制度的内容

唐继承两汉、魏晋以来的做法,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以其子弟入朝宿卫的制度。唐代质子宿卫制度包括身份查验、宿卫授官、轮流替换、抚养教育等重要内容。唐把质子统一纳入到宿卫系统之中,这使质子在唐的职责更加明确,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其中．宿卫授官制度的确立是唐代质子制度完善的重要标志。     

制度的"路径依赖"对中国近代技术发展的影响

将技术的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对于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制度的框架决定了技术的发展方式和内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与中国近代技术发展过程相伴的制度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记忆”。在中国两千年“官僚集权”的社会中,“官—民”二重结构的基本制度环境始终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重农抑商”政策下的“禁榷”、“官工业”等制度安排“暗示”了洋务运动中的企业制度和技术激励制度的内容;官本位的文化积淀决定了技术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能力配置。制度壁垒导致中国近代技术引进的低效率。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今天和未来做出正确抉择的重要依据。     

企业領导体制改革刍议——谈搞好党、政、工三者关系的关键

企业领导制度,是企业管理的根本制度。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企业内部各项改革之首,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搞好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不仅会有力地推动企业内部各项改革的进行,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建国以来,我国国营企业领导制度曾经有过多次的变革,在五十年代初期,实行过“一长制”,出现了削弱党的领导和削弱民主管理的现象。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1958年又提出“书记挂帅”的口号,同时,批判了工会所谓工团主义和经济主义;1959年“反右倾”,又错误地把“一长制”上升到路线的高度。到“文革”后期,党的组织恢复后,又提出     

《资本论》是研究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强大理论武器

<资本论>理论的科学性蕴涵在其内容的丰富性之中.<资本论>有着多方面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有着相对独立的价值.但这些观点并不仅仅是一棵棵孤立的"大树".而是由多种"树木"构成的"森林",其严密逻辑把这一个个观点缀连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以往在谈到<资本论>时.人们常常只看到了它揭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主张采取革命手段榷毁资本主叉制度的一面,而忽略它为全面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化解途径、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一面.事实上,<资本论>除了革命性质以外,还具有重要的建设性质,是研究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强大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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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采购五年节约奖金1800多亿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正式实施,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政府采购法实施五年来,随着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从2002年至2007年政府采购资金年节约率达到11%,累计节约财政资金1800多亿元。     

唐代商人入仕途径考析

唐代商人入仕与前代相比较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入仕多门。唐前期商人入仕途径主要有捐献财物、出任"斜封官"、以捉钱令史入仕、告密及受人提携而入仕;唐后期商人则可以通过"私觌官"制、朝廷卖官令、军功、科举、方镇辟署以及贿赂等手段跻身仕途。唐代商人入仕途径的演变既反映了唐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又彰显了他们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入仕特色。     

明代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明代盐法是由政府主导,通过官商合作来运行的,其目的是调配物资,巩固边防,完成财政周转。这种合作建立在国家对商人财力有所需要的基础上,官、商之间结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为使合作顺利进行,明政府针对盐法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各种调整,注意商众和政府双方利益。从明代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人、商业同国家既有体制具有很大的契合空间,帝制体系与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繁荣可以互洽并行。     

德与周代选拔官吏政策

当我们从政治伦理标准的角度出发 ,将目光凝聚到周代的选拔官吏政策上 ,则不难发现 ,其显然受德的影响。德与选拔官吏政策的结合 ,是周代严格宗法制下 ,有效选拔官吏、使之在政治上获得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明古以鉴今 ,对周代受德影响的选拔官吏政策的探讨 ,对现阶段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 ,不无裨益。     

唐代入仕商人任职考析

尽管唐代依然秉承＂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的原则,但商人及其子弟总能利用唐廷或制度内或制度外的各种罅隙,渐渐侵入到唐代官僚体系的机体之中,并使某些制度在缓慢地发生改变。从整体而言,唐代入仕商人所任官职由前期的非正员官、低级品官逐渐向后期的正员职事官、高级品官转化,唐王朝就在包括商人入仕的多种腐蚀剂的作用下走向了不归之路。     

试论唐代朝廷对官员经商所采取的对策

唐代官员经商现象非常严重,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政府的有效统治。因而,唐朝廷采取了诸多措施来解决官员经商问题。其具体举措有：禁止官员与市场、商人接触,禁止官吏兼营商业,禁止官吏家属或其部人经商。但其收效却微乎其微。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使之能对现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官学选士制度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官学选士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国学选士与稷下养土、汉代太学射策课选与鸿都门学文学取士、宋代熙丰舍选与明清监生出仕等基本阶段;而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官学取士与其他选士制度的关系类型也各不相同,西周以国学选士为主体汉代太学射策课选与察举诸科并行,隋唐以降则官学课试与科举铨选逐渐结合;同时,随着中国古代官学体制的不断完善和选士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古代官学选±又表现出国学选士、太学射策、熙丰舍选、伎术人流、监生出仕等具体形态。     

唐代商人婚姻发微

唐代士族与新兴贵族均不屑与商人结为婚媾,表明商人与社会上层联姻之难;中唐以后民营妓馆日趋兴盛,娼妓随之渐趋向近代意义的妓女转化,商人在与娼妓通婚的同时也彰显了自身之贱;在以上商人婚姻两股细流而外,与地位相同或相近之人联姻则是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婚姻的主流。唐代商人婚姻状况是商人阶层弹性较强的体现之一。     

唐代刺客文化考

刺客发展至唐代出现了新的特点 :数量多 ,影响大 ,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唐代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是由种种因素导致的 :胡化胡风是宏观的隐性因素 ,因为它造成了唐人尚武习武、崇拜侠刺的心理和行为 ;两者结合又造成了唐代法律的松弛和社会治安的紊乱 ,这些都是唐代刺客兴盛的宏观的社会背景和外部条件。而政治的需要才是唐代刺客兴盛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 ,唐代上层盛行豢养刺客之风 ,这就给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     

唐代灾害奏报与监察制度略论

中国的灾害奏报与监察在经历了秦汉魏晋的发展之后,在唐代已经基本成熟,灾情的申报,官员的检覆、监察都已形成了固定的程序,在救灾中得到了执行,并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唐代的报灾制度中一直存在着救灾与中央财政控制之间的矛盾,唐政府一直在为提高受灾地方政府应对灾害的主动性和效率而努力。唐代的报灾与灾情监察制度为宋元明清救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