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仪式、神话意识:经典时期中国西部电影的审美维度

借助文化人类学、美学等综合视角来观照经典时期中国西部电影的审美特征。与美国西部片的拓荒和文明相互演进不同,经典时期的中国西部电影突出表达个体在奋斗中对土地的剥离,表现为人与土地生存悖谬关系的一种矛盾呈现;通过仪式化的镜头、画面、细节,表达对传统农耕文化既负重而又依恋的矛盾情感;对自然和英雄等图腾的崇拜、敬畏,同时具备了原始神秘的野性意识和恣肆张扬的现代意识,又有鲜明的寻根倾向,传达出独特的农耕影像旨趣,形成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西部电影追求类型化和市场化诉求迥乎不同的审美范式。     

环境美学视域下的德国浪漫主义自然观

德国浪漫主义以民族文化的建构为诉求,以审美为路径将自然转化为与主体紧密联结的"他者",从而使其民族精神具有外在的现实性。在这一思想进程中,德国浪漫主义自然观坚持美学的认识论特征,着力探寻人对自然审美感知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这种模式与环境美学具有内在的联系。两者基于美学作为感性学的理论共识,彰显了西方环境美学的理论连续性和美学理论的自律性,对我国环境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多声部和谐与原生态审美——论侗族大歌的审美建构

侗族大歌是最具民族文化特质的文化载体,并以其协调完美的复调和声与自然和谐的音乐美学特质广为流传。侗族大歌的多声部特色成为其民族性的彰显和民族心理的精神认同,是侗民族文化的本质体现并具有民族认同的意义。自然和谐的原生态艺术来源于人民长期对大自然的审美欣赏,并在劳动实践中创造出优美、动听的民族复调音乐,而"款"的组织形式和"寨老"的协商制度以及鼓楼公共文化都体现出自然和谐的特质,成为大歌安身立命的土壤。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内蕴于侗族大歌之中的审美特质以主体"体验"的方式勾连了传统文明与现代技术文明,再现了侗族大歌质朴天真的审美体质,呈现出民族自然艺术在现代艺术中的古典梦回。     

早期民间道教美学的本体论转向与审美内涵拓展——出土汉代神仙题材画像及铭文的辑录与研究

早期民间道教是尚美的宗教,成仙是它的最高理想。神仙境界是中国古代生命美学和身体美学的重要资源。早期道教对于自由享乐生活的珍视和对于安静和谐环境的肯定,开拓了身体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自由和享乐代表了早期道教生活方式方面的审美理想,神仙题材汉画所表现的以生为美、力抗自然和肯定自由享乐的观点,折射出早期道教得道以超越时空和社会限制,获得生命永恒欢乐这一极富审美价值的人生态度。汉画对安静和谐仙境的描绘是对传统形式论美学和认识论美学自然全美理论和“自然的人化”理论的框复与超越。这些修仙证道汉画从生命生存角度对生命文化所做的阐释和开拓,给世人领略宇宙人生带来了新思路、新理念和新空间。     

审美乌托邦:儒家制度美学思想及其内在困结

儒家制度美学是一种以审美制度建构为关注核心、以审美功利主义为基调的美学视野。孔子依据仁学重构了具有审美乌托邦性质的礼乐文明,其中文艺审美具有根源性质。孟子进而从内在人性层面与外在国家政治层面,为儒家的审美乌托邦提供论证。荀子则以礼法一体的思路,使儒家制度美学具备了从知识话语向意识形态转化的可能。儒家审美乌托邦的实质是对周代礼乐文明的文化改制,儒家制度美学的实质即关于这一文化改制的思想布局与话语表达,是为实现儒家向往的好政治而对审美生活所做的规划。儒家制度美学有力地建构了古代中国审美文化图景,然而儒家思想的内在症结决定了审美乌托邦只能是一个关于政治、文化与审美的理想模型。     

《审美教育书简》中的美学思想——美论与人性

《审美教育书简》是席勒最重要的美学论文。它从席勒的时代现状入手,把美学问题与改变人性分裂的现实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确定美是拯救人性的唯一手段。它从人性的分析开始论美,得出人的三种冲动：感性）中动、理性冲动、游戏冲动;这三种人性冲动决定了三种人：感性的人（自然的人）、理性的人（道德的人）、审美的人（自由的人）。游戏冲动结合了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使人成为审美的人,最终成为了道德的人。因为美是游戏冲动的对象,即活的形象,所以美可以使人性完整,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这种美论是一种伦理美学的思想,是针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手段而形成的美的人性改革手段。它虽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具有伦理的理想性和前瞻性。     

自然审美四重关系论

就自然审美与自然美的关系而言,随着18世纪美学的主体性转向,自古希腊以来对"美"的客观本质的探讨让位于对主体"审美"的探讨,包括"如画"在内的"自然美"逐渐演变为"自然审美";到了20世纪,分析美学从对"自然美"的概念分析中,最后折中地使用了"审美品质"这一概念;而当代中国"人化的自然美"则从整个人类实践活动与自然历史的高度探究了美(包括社会美与自然美)的本质。就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的关系而言,大体有三种基本形态:早期是自然审美统一于艺术审美,进而当代自然美学对二者做出区分,使其保持相对独立性,同时也出现了将艺术审美统一于自然审美的尝试。就自然审美与生态审美的关系而言,后者呈现了生态学等知识在自然审美中的具体运用,以及从认知到审美的独特路径,因而摆脱了艺术审美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然审美的真正自主。就自然审美与自然保护论的关系而言,二者是互动共生的。早期的自然保护论强调"自然全美"思想以及人类破坏自然美的事实,当代自然保护论深入思考了审美价值作为自然保护基础的可行性与优势,并对自然审美提出去人类中心、欣赏自然"环境"、欣赏要严肃深入、审美要具有客观性、要有道德的参与等要求。     

宋代植物审美中的草木精神与天地气象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导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美学中,植物审美一直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入宋代,受理学思想影响,植物审美成为连接与体悟天人关系的重要通道,物性、我性与道性的相互开显与生成构成宋代植物审美的主要特色。正是在这一理论维度之下,观物与返性成为宋代植物审美的两端,岁寒之美成为最具宋代植物审美特色的流行风尚,澄治之功强调对植物的审美观照具有移情养性的功能,性理之趣重在探究植物审美中的理学意趣,天地气象则呈现出植物审美中物性、我性与道性三者相互彰显和共同生成的理想境界,由此体现出宋代植物审美的独特面貌和理学精神。可以说,宋代植物审美从根本上阐明了广大精微的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对当前重建人与自然本性、人与精神本性的内在连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中国古典美学的空间性

西方美学是时间性美学,而中国美学是空间性美学;中国哲学不是时间性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是空间性的,这个空间是天人合一的世界,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气,气流动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天人感应,仁民爱物。西方美学通过审美理解消除时间距离而达到自由,因此是理解论美学;中国美学认为审美是空间性的活动,通过审美同情（感兴论）超越空间距离,达到人与自然的契合（情景交融）以及人与人的和谐（美善相乐）,因此中国空间美学是异于西方的同情论美学。在西方后现代主义重返空间性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空间美学为世界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也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可望在存在的主体间性和超越性基础上,确立审美超越现实时间和现实空间的性质,消弭时间和空间的分裂,使理解与同情无别,达到审美的自由境界。重建时空一体的美学,才是中国美学的未来。     

空间转向下审美体验的后现代演进

西方理论话语“空间转向”的出现将空间提升至显性的地位，逐渐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主要表征形式。空间的崛起颠覆了一直以时间性为主导的生存方式，人对空间的迷失感正在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对空间的审美需求。与古代以自然空间为审美对象不同，由于人的生产性实践的介入，自然空间变成了被生产的空间，作为审美对象的意象自我演化成以视觉为基础的生产性空间。但后现代中的空间体验与古代自然空间中审美体验的契合点在于空间美感的生成要求主体性的参与。正是这种主体性的复归，才完成了空间审美体验的后现代的蜕变。     

中国古代自然审美对于环境美学的启示

环境美学的核心问题是自然的审美问题.以阿诺德·伯林特和艾伦·卡尔松为代表的西方环境美学家虽然提出了诸多自然审美模式,但是并没有对自然审美所关心的欣赏什么以及如何欣赏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自然美在西方长期被忽略,与西方不同,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国则有非常悠久的自然审美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自然审美经验.在中国古代,人们在对自然山水有了相当认识的基础上,赋予了它某种形而上的思想预设,使自然山水在人们的心理上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魅".因此,古人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渗透着玄远幽深的形而上意味,从而使自然山水的审美能够超越主客二分,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虽然历史的语境不同,但是中国古代丰富的自然审美经验极富启发性,值得我们关注.     

美的生态阐释：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考察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生态向度,在审美发生、审美过程、审美理想方面形成了对美的问题的深刻阐释。在生态视野下,人的美感生发于人面向自然的实践活动,并孕育在人化自然当中。在此基础上,人作为审美主体,以生命共同体为审美对象,通过在生态世界里能动地审美参与,建构起了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相统一的审美标准,由此形成了生态世界中的审美活动过程。最终,通向以人的解放为基础,追求实现生态世界总体性解放的审美理想。可以说,马克思对美的生态阐释,为生态美学在美学当中立足和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支持,拓展了美学理论的广度和深度,有力地挖掘了审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意义所在。     

"畅神"说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

美学意义上“畅神”说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自然审美的一种观点。中国古代自然审美观经历了一个由自在状态到自觉状态的理论发展过程 ,即中国古人对自然山水的认识 ,经历了“实用”、“比德”到“畅神”的历程。“畅神”审美观通过人与自然建立的精神关系 ,来达到对自然山水审美的超然境地 ,登上审美的最高层次。“畅神”自然审美观 ,强调心与自然相接 ,人与自然和谐 ,影响到中国美学 ,是情景交融、心物感应、物我合一这些富有中国民族特征美学观念的形成     

审美经验的历史性变异

审美经验是当今美学观念变异的核心问题.随着媒介条件的变化,审美经验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的样态.对于这种当下的审美事实,如果仅以传统美学中的"审美无利害"、"审美静观"、"心理距离"等主体审美态度为经验尺度的话,势必会将当代大量活生生的审美事实遮蔽掉,而如果与此相反站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立场上将一切生活中的经验都与审美经验相混同,也会使美学发生前所未有的断裂.20世纪的美学家们多半都对审美经验予以深刻的关注,了解这个轨迹,对于美学理论的当代建构,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现代美学的话语空间与方法论转型

中国现代美学呈现出中西美学“交互转换”的情景:西方美学经历本体论、主体论之后,最终打破了主客二分的哲学认识论话语模式和无限膨胀的主体自身,而是以意象派、现象学为代表,采用非理性、意象直观等思维方式试图返回经验事实;而中国现代以来则是引介西方资源重塑美学学科,从学科框架、话语方式到哲学背景都是参考西方美学理论资源,以现代性启蒙的姿态和审美独立的话语诉求建设学院化的美学知识形态。这两者“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使我们认识到: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与审美实践天然的联系,并且试图以感性的力量探寻人的本质存在问题。同时,也能看到现在美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失落的古典话语资源,并且也使中国现代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恰恰是中国现代美学价值重塑和发展的机遇。感性直观和审美文化构成了未来中西美学发展的双向维度,“体验——反思”的方法论转型也适应了未来美学的发展需要。     

康德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源流关系

牟宗三美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充实完善都与康德美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康德美学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牟宗三美学思想的发生由来，康德美学的精神义理直接影响了牟宗三早期对审美问题的关注和道德论美学的定位，康德将美视为沟通自然与自由二界的“中介说”又引发了牟宗三晚年对审美、道德“合一说”的论证。     

中国古典美学的特点及其基本范畴

无论是从现代学术文化发展的整体态势来看,还是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成就来看,我们都应该对中国古典美学的规范进行整理发掘,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美学体系,与西方美学体系"双峰对峙".中国古典美学从研究范畴到具体命题到名词术语到学术用语,均自成体系,与西方美学"各说各语".但殊途同归,两者都是人类对于美的关注和诠释,都是人类对于主观美感和客观美的欣赏与诠释,以及对于人类审美经验的总结.中国古典美学作为东方审美学说,蕴含着深沉丰厚、蕴藉优雅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魂,总结了中国传统诗歌、散文、词曲、戏剧、绘画、书法等等的审美经验和美的创造的"美学创获",这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化的特殊而巨大的贡献.     

审美经验系统的知识论分析

对审美经验系统可从知识论角度进行分析,根据人类审美经验的特性及与中国美学的知识关联程度,着重分析了知觉经验系统、直觉经验系统和幻觉经验系统三种突出的类型,指出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与积极借鉴这三种类型的审美经验系统观念具有内在而紧密的联系。     

杜夫海纳的审美形而上学

作为现象学美学发展的顶峰,杜夫海纳的美学经历了从现象学到存在论的转向。这一转向体现在艺术的审美经验分析,即重建艺术与真理的关联;体现在自然的审美经验分析,即认为自然与人的统一并非源于审美的虚幻性,而是有其存在论的深层依据。杜夫海纳上述思想不仅有重要的美学意义,而且对于哲学甚至伦理学都有一定的启示。     

江山态度，风月情怀——白玉蟾美学思想研究

作为南宗第五祖的白玉蟾,在长期的云游修道生涯中,他将自身修炼与审视秀丽的山川结合起来,体验自己内心神秘的道教审美感受。这种感受蕴涵着丰富的道教美学思想,涉及道教审美人格理想、审美心理、自然审美论、道教伦理美学和道教文艺美学等方面。他将道家的这种主观性与其宗教目标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以“求道”为乐的美感判断准则。以求道成仙为乐,在乐中获得审美体验,白玉蟾正是这种强调主观美感论的倡导者。白玉蟾的美学思想成就使其成为宋代道教美学的大家,代表了宋代道教美学思想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