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人际互动:侗族传统民居上梁庆典中的互惠行为研究

互惠交换是人类学研究传统中诠释文化规则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侗族传统民居上梁庆典中的互惠交换提供了理解侗族文化特质的新路径,其表征方式就是劳务互惠和礼物互惠.劳务互惠表现出与一般交换不完全相同的三个特征——即时性、延时性和多义性;礼物互惠是一套糅合了“父系法则”与“个人亲疏”的社会关系网络体系,在强化侗族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建构出新的人际网络.两种象征性互惠交换在上梁庆典中的有机结合,完成了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整合,实现了侗族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侗族“记间”的特质内涵及文化功能

"记间"作为侗族祭祀祖先的一种集体行为,以祈求他们护佑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为主旨;侗族"记间"这一文化"标识",其优秀合理的文化"内核"正越来越多地共融于中华各民族文化宝库中,并为侗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族学视野下的侗族“冻鱼节”芦笙大赛——以贵州省从江县庆云乡为个案

"冻鱼节"是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庆云乡侗族的传统节日之一,而节日中的芦笙大赛既是一项娱乐项目,也是他们巩固族群意识、维系族群关系的方式之一。本文拟以民族学视野来探究冻鱼节芦笙大赛的行为及族群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理解其深层的文化内涵。     

边疆考古的民族视角与范式思考

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各民族活动的大舞台,不同时间与空间内的族群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族群"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使边疆考古与"民族问题"的相关性凸显出来.一定的考古学文化,必然与特定的民族群体有关.因此.有了民族视角与研究范式的考古学,在为考古发现提供解释学依据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人"与"社会"的关怀,在实践中促进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     

民族学视野下的侗族"冻鱼节"芦笙大赛 ——以贵州省从江县庆云乡为个案

"冻鱼节"是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庆云乡侗族的传统节日之一,而节日中的芦笙大赛既是一项娱乐项目,也是他们巩固族群意识、维系族群关系的方式之一.本文拟以民族学视野来探究冻鱼节芦笙大赛的行为及族群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理解其深层的文化内涵.     

族际通婚与身份融合

民族是历史不断建构着的人类共同体。族际之间的通婚融合既是族群关系融洽和谐所带来的结果,又能反过来增进各族之间的相互交往,成为联系各族群众的血亲纽带。为了巩固和增进族群团结,抵制分离主义和"分而治之"的外部威胁,国家应在支持民族地区快速发展,实现各族群众平等共富的同时,努力增进族际之间多种多样的相互联系;在不妨碍民间自发通婚积极性的同时,对不同族群组合的通婚子女提供统一的政策服务和无差别的政策优惠。     

三省坡民族村寨田野调查手记

2013年7月中旬到8月上旬,著名人类学家周大鸣教授及其同事余成普副教授带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田野调查组,在湘桂黔交界三省坡下的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上岩村坪寨村做村落志田野考察,本社社长龙晔生邀请湖南省社科院杨盛海研究员、贵州师范大学江明生教授等一行5人,与中大调查组一起,用人类学民族学调查方法,参照国家民委《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及《湖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考评办法》(2012)等文件,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进行观察、访谈和考证,全面了解三省坡周边侗族地区的社会、文化、经济活动与生活状况。这次考察,既是对民族地区特色村寨建设工作的调查研究,更是一次民族工作者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刻实践。     

贵州东部侗族“巫医”及其文化内涵

<正> “巫医”作为一种民俗文化事象,在贵州东部侗族地区广泛流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巫医”文化。贵州东部侗族的“巫医”具有族群的集体参与性,它反映着侗族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本文在调查之基础上,就“巫医”文化试作初步的探折。     

民国时期宣道会对渝东南毗邻地区族群文化差异的认知与行动策略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宣道会因政策调整从长江中、下游中心城市进入渝东南及毗邻多民族居住区后,传教活动取得了稳定的发展,其中对不同族群文化的认知与认同起到了关键作用。宣道会通过前期实地考察识别出渝东南及毗邻民族地区的族群差异,以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风民俗、村落布局、社会关系和地方问题为切入点,在基址设置、外方人员的分派、布道活动的方式、人际关系的处理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等方面积极调整其固有的活动方式,充分融入地方族群文化,构建出宣道会在渝东南及毗邻民族地区特有的行为模式,反映了与当地民族文化的联动关系。     

交友、礼物与交换——西藏地区藏汉民众交往情况调查分析

“个人交往”是民族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通过对个人交往情况的定量与定性研究,可发现交友关系与民族关系之问的某种联系和内在逻辑性:即通过分析藏、汉群众在居住、学校、工作、消费、娱乐活动、宗教活动和自发活动中的个人交往情况,透视西藏地区汉藏民族关系的基础和主旋律。文章即立足于将民族关系回归于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基础、最必要的个人交往,通过研究交友情况以及人们在交往背后的利益和情感交换,呈现西藏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的真实状态。     

杂语与狂欢--河湟社火表演与"花儿"演唱活动的几点思考

作者认为,社火表演和"花儿"演唱活动是河湟地区乃至西部民间典型的民俗事象.两种习俗发生的时空及其表现形态虽然不同,但在深层次上具有显明的共性和交叉点,话语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以及狂欢精神是两种习俗所共有的特性.由此不但形成了这一区域文化的地域特点,同时也实现了不同族群之间沟通和对话的族际交流功能,从而推动着民族杂居地区文化的向心整合.     

关于理解礼物交换中“竞争性”的一个札记

<正>问题的提出莫斯在《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一文开头明确了这篇文章的主要问题,即"在后进社会或古式社会中,是什么样的权利与利益规则,导致接受了馈赠就有义务回报?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得受赠者必须回礼?"2借着对以上问题的回答,莫斯在社会理论、社会学方法论和道德主张三个维度上充分地论述了社会学年鉴学派关于总体性的主张。礼物交换中的总体性首先体现在人们与物之间的混融上。借着物在礼物中的流     

从“移民”到“土著”——坪坦河申遗侗寨的历史记忆与社会建构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河流域的六个侗寨于2013年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文章通过田野调查,结合历史人类学方法对六个侗寨迁徙的非连续性历史记忆及其村落共同体的社会构建进行了分析。坪坦河侗族人既有"江西移民"的历史记忆,又自称为本地土著。定居坪坦河以后,尤其自明清以来,他们又通过大量碑刻、木刻等文字记录方式进行村寨历史建构。当地人正是通过历史的虚构与实构,诠释了其先民的多元族群互动融合的"历史事实"。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研究——以通道皇都侗族文化村为例

本文从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两个角度对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旅游开发的客观规律进行系统分析,真实记录皇都侗族文化村居民的经济生活条件是否因旅游而逐渐得以改善。同时本文结合民族学相关理念,分析当地发展旅游的可行性因素,针对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特点及问题,提出最适宜当地发展的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协调发展路径,通过对民族地区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进行分类保护、恰当利用的方式,试图化解皇都侗族文化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共同推进皇都侗族文化村的现代化发展,最终达到提高皇都侗族文化村各阶层居民生活水平的目的。     

跨文化交往视野下甘肃民族地区“中国梦”的实现

甘肃民族地区的"中国梦"是"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甘肃民族地区的民族性、地域性特色明显,推进民族地区"中国梦"的实现进程,离不开加强民族地区民族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团结是甘肃民族地区"中国梦"的实现前提,发展是甘肃民族地区"中国梦"的实现关键,法律是甘肃民族地区"中国梦"的实现保障,文化是甘肃民族地区"中国梦"的实现载体。     

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贺州族群问题研究

生产力发展是交往的基础.民族平等和经济进步是族群婚姻互动的前提.文章运用交往与民族融合的理论,分析贺州各民族、族群交往及婚姻互动的演变过程.认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是由族群内部产生的、源于族群本身内力推动的、自然的、自觉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的正确引导、推动.族群关系融洽,离不开交往与接触,而婚姻互动又是交往与接触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反过来促进各民族、族群间的融合.     

“区隔”与“疏导”：清代湘西苗疆边墙与族群交往秩序

族群关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着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乾嘉苗民起义后,清廷在苗疆重修边墙,强化控制,稳定统治,引发了地域社会型构与族群关系演变。清廷依托边墙与边防体系严格区界,推行法治,明确身份,缓和了苗汉冲突,稳定了湘西苗疆社会秩序,使苗汉关系进一步弥合。清代重修边墙对湘西苗疆族群关系不仅是"量"的疏导,更是"质"的调控。     

坪坦村:百里侗文化“明珠”

正沿着蜿蜒的坪坦河畔,三五里就可以看到一个村寨,寨门、鼓楼、风雨桥……整整一百里,侗族文化尽收眼里,活脱脱的一个"侗族文化博览会"。这里,被誉称为"百里侗文化长廊"。我们要去寻访的坪坦村,就坐落在"百里侗文化长廊"的核心之地,是这里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坪坦村位于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南部,是坪坦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坪坦村为纯侗族聚居村寨,共辖17个村民小组,常住236户1093人。该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侗族传统文化尤其是语言、服饰、建筑、饮食、礼仪、     

浅析藏汉“茶马贸易”的发展脉络问题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西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贸易"形式,"茶马互市"促进了内地和西部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几千年前,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条完全用人、马的脚力踩出来的,用无数血肉之躯铺就的古道——茶马古道。藏汉民族就通过这条古道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增进民族间的团结与友谊,这促进了沿途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本文将重点探究藏汉经济交流的这种主要形式——"茶马贸易"的历史发展问题。     

“许乎”与“达尼希”:撒拉族与藏族关系研究

在撒拉族与藏族的交往关系中,有"许乎"、"奥西"、"夏尼"和"达尼希"四个表示两族关系的词,其中",许乎"与"达尼希"是最常用的。"许乎"是藏语,意即朋友;"达尼希"是撒拉语,意即"认识的人"或"熟人",也可以引申为朋友。两者是甘青边界循化县撒拉族与藏族之间经常用以表示相互关系的称谓。在这里,撒藏关系非常密切,不同民族家庭之间有经常性的来往,他们互通有无,互相提供方便,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是,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戈登的族群关系变量,尤其是族际通婚率来衡量撒拉族与藏族两个民族的关系紧密程度,是行不通的。本文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经常性的观察,认为族际关系的好坏不能只通过有无族际通婚现象或族际通婚率的高低去衡量,至少这个衡量指标在循化县的个案中是没有解释力的。